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醫學人才培養須建立預警機制

　　近兩年，兒科醫生短缺的話題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熱點話題，曾有一份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目前兒科醫生的缺口已經超過了20萬人。而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這個缺口將會越來越大。

　　“事實上，不僅是兒科醫生缺乏，在我國，婦產科、急診科等很多領域的醫生也都缺乏。”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對于這一問題，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表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我國醫學人才結構性短缺的問題，我們需要在國家層面建立一套完善的預警機制，對一段時間內的醫學人才供給情況進行全方位的考量。

　　那么，什么是醫學人才培養的預警機制？它又將怎樣發揮作用來解決難題呢？

　　醫學生培養須科學規劃

　　熊思東談到，在西方國家，大學教育的自由度非常大，設置什么專業、招多少學生、怎么培養，這些都是大學可以決定的事，政府從來不干預。

　　“但有一件事情是政府嚴格干預的，那就是醫學生的培養規模和結構，大學不能自由招錄。”他說，反觀我國，很多方面都控制得很嚴、規劃得很好，但恰恰在醫學生的培養方面，雖然有規劃，卻規劃得不到位。

　　比如我國2011年發布的《醫藥衛生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2011－2020年）》，雖然要求“有重點地分步培養醫藥衛生急需緊缺專門人才”，包括兒科醫師、藥師、精神衛生等領域，計劃到2020年使各類專門人才急需緊缺狀況得以改善，但是規劃得過于宏觀，醫學院校無法從中找到適合自己發展和國家需要的招生規模與培養結構。

　　在熊思東看來，醫學人才的培養是需要頂層設計與科學規劃的。“我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口徑的醫學人才？培養什么樣結構的醫學人才？換句話說，我們的醫學人才數量和結構如何來平衡？具體如何設計、如何規劃？這就需要預警機制了。”他說。

　　“因為我們國家地大人多、社會結構層次復雜，醫學人才是千家萬戶、每一個階層都需要的，培養醫學人才是一個龐大的工程。”熊思東說，我國處于改革開放的高速發展過程中，人員的流動、社會結構的變化非常迅速，這也增加了不穩定性。

　　熊思東指出，醫學人才的培養周期很長，人才的滯后性非常明顯。“一般需要五年的本科培養，加上兩到三年的規培，再加上臨床實踐，培養一名醫學生大約需要八年時間，非常緩慢。”他說。

　　“而且，醫學人才的來源單一，只能依賴于醫學院校的培養。”熊思東說，如果新聞學缺教師，可以由新聞學院培養，也可以請媒體記者擔任，還可以請宣傳管理部門的專家、官員來做，但如果醫生缺了，除了醫學院校，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培養。

　　熊思東強調，預警機制就是加強醫學人才培養的預警機制，它是針對整個醫學人才培養的，不僅要預測當下，更要預測最短八年的培養周期。

　　醫生缺乏是系統性問題

　　目前，大家比較熟悉的是“兒科醫生荒”。“單獨二孩”政策把它從一個隱性問題變成了顯性問題，“全面二孩”政策則把它從一個顯性問題變成了亟待解決、矛盾尖銳的問題。在熊思東看來，其實這一問題多年前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1998年7月，教育部頒布《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兒科醫學專業被以“專業劃分過細，專業范圍過窄”為由列入調整范圍。從1999年起，大多數醫學院校停止招收兒科醫學本科專業學生。

　　“當年政策的效果經過緩慢發酵，終于變成了如今的‘兒科醫生荒’。”對此，熊思東頗感遺憾，而之所以此前不知道現在的情況，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沒有建立醫學人才培養的預警機制。

　　熊思東指出，一個行業的人員缺乏，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決，一個是入口關，一個是出口關。入口關是指要有足夠的來源，出口關就是抓好培養質量。“醫學人才培養的預警機制就是把好入口關，要有規劃和預警。”他說。

　　熊思東認為，“兒科醫生荒”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因為兒科是在產科之后的，還要有很多接生的產科醫生，現在國家又在推行基層首診、雙向轉診制度，基層的全科醫生也有大量需求。

　　“你會發現，由于醫學人才來源的單一性、培養的滯后性等特點，實際上已經逐漸形成了不是單一某科醫生的缺乏，而是系統性的缺乏。”熊思東說，現在是兒科醫生缺乏，很快可能就會發現產科醫生、急診科醫生、放射科醫生、全科醫生等缺乏，就像“按下葫蘆浮起瓢”。

　　因此，熊思東強調，建立全國的醫學人才培養預警機制非常迫切，而且我國也有建立這樣一套預警機制的基礎。

　　“經過這么多年的醫療衛生體系改革，我們對人才需求的預測有基礎。”熊思東說，互聯網、大數據的廣泛應用，使我們有了技術基礎，而且健康也已成為政府最大的民生工程，各級政府積極投入，使我們有了政府的政策基礎，“關鍵是要重視，要建立這樣的預警機制”。

　　全國一盤棋規劃很必要

　　熊思東覺得，在我國的人才培養領域，相較于其它學科的人才培養，對醫學人才的培養曾相對更加混亂。“到目前為止，誰都不知道到底要培養多少醫學生，雖然每年都規定招生指標，但這個指標也沒有一個精確計算，基本是去年招多少，今年還招多少。”他說，醫學生的結構不清晰，區域分布也不平衡。

　　熊思東舉了個例子，以前，甘肅省的醫學人才主要依賴蘭州醫學院來培養，它每年的招生規模都是兩三千人，這一規模足以滿足整個甘肅省的需求。后來，蘭州醫學院并入了蘭州大學，成為眾多學院中的一個，一年只招一兩百人，雖然這在蘭州大學已經算是大學院了，但是怎么能滿足整個甘肅省的醫學人才需求呢？

　　“西部地區缺醫現象越來越嚴重，有歷史的原因，也有規劃的原因。”熊思東說，像甘肅這個例子，就是典型的規劃出了問題。“反過來講，東部也存在問題，那就是醫學人才過剩。不僅少了需要預警，多了同樣也需要預警。”

　　鑒于此，熊思東指出，建立醫學人才培養預警機制后，就要全國一盤棋地進行規劃，這樣就可以在總體上全面把握，即便是某個領域、某個區域不盡人意，我們也可以進行調節。

　　對于這樣的預警機制能否徹底地解決醫生缺乏的現實問題，熊思東表示：“中國這樣的大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

　　熊思東談到，我們的國家大，有壞處，也有好處。“壞處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套預警機制給出一個大數據，如果不給出這樣一個大數據可能就會亂，就像現在這樣。”熊思東說，現在的醫生缺口不僅只北京缺、上海缺，而是全國性的缺乏。

　　而好處則是縱深長，回旋余地大。“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沒有回旋余地，上海少了無法從北京調，因為北京也沒有；北京少了無法從石家莊調，因為石家莊也沒有；石家莊少了無法從太原調，因為太原也沒有。”熊思東說，如果有了這套預警機制，我們國家很大，就有了回旋余地。

　　預警機制關乎國計民生

　　熊思東指出，如果把醫學人才培養預警機制再放得更高一些，就涉及到國家的安全問題，因為人才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發展的根本。

　　眾所周知，談到人口質量，有兩個重要的數據是繞不過去的，那就是孕產婦的死亡率和新生兒的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高，就沒有小孩了；新生兒死亡率高，生下來也就沒了。”熊思東說。

　　醫學人才的質量則直接關系到孕產婦、新生兒及其五年的生存率，如果這支隊伍出現了問題，這幾個數據勢必會出現大的問題。

　　“如果我給你一個錯誤的數據，說中國現在的孕產婦死亡率非常低，已經達到了國際最先進的水平，不需要再加強孕產婦的工作，但實際上孕產婦死亡率還很高，等到發覺的時候，就會發現出生人口已經特別少了，馬上我們國家的人口就會出現問題。”熊思東說，這就是數據上的錯誤，更確切地說，是預測性錯誤。

　　“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熊思東表示，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簡單的預測、預警，它不僅是行業的問題，更關乎一個國家成為大國、強國的問題。

　　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到北京市考察城市規劃建設和北京冬奧會籌辦工作時說，“中國以后要變成一個強國，各方面都要強。”對此，熊思東感觸特別深：“大家不要以為，只要一枝獨秀，一個國家就可以強，那只是在某種意義上出現了強的跡象。要全部強，樣樣都強。”

　　“建立醫學人才培養的預警機制就是樣樣強中的一樣，而且關系到人的生命，關系到國計民生。”熊思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