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在今年世界讀書日憑借自己的科普著作《吃貨的生物學修養》獲得第十二屆文津圖書獎,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80后”教授王立銘轉身又出現在了自己的新書發布會現場。《上帝的手術刀》是一本有關基因編輯簡史的科普書,同時也是王立銘的一個“野心之作”。因為他想講的,是一個關乎歷史和現在,并且連接未來的大話題!
呈現科學發展的邏輯
2015年4月,中山大學副教授黃軍就實驗室公布了其在人類胚胎中利用CRISPR-Cas9技術修改可能導致β型地中海貧血基因的消息。盡管該實驗室使用的是存在缺陷,不能正常發育為成熟胚胎的受精卵,且通過了校內的倫理審查,但因為涉及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在國內外迅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正是因為這一事件,王立銘動念在自己的微信公號上講講基因治療和基因編輯的來龍去脈,沒想到最終引起了湛廬文化圖書編輯的關注。
作為一名科學家,王立銘被他的同行稱為會用“人話”講故事的高手,他用堪比小說的語言去呈現一段有關分子生物學的科學史,而不僅僅介紹有關這項技術的知識。
基因編輯究竟是基于什么樣的科學發現衍生而來的,為什么科學家認為它是正確的,又在什么情況下人們可能會斷然否定它,它究竟有什么用,未來又會往什么方向演進……
2016年雨果獎獲得者、《北京折疊》的作者郝景芳在評價這本書時寫道:一本書有沒有給讀者留下問題,比它有沒有給讀者留下知識更重要。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王立銘坦言,做科普本身并不是為了把具體的科學發現用通俗的方法傳播給大眾。
“事實上,我本人并不認為大眾真的需要了解那么多科學知識。況且,今天的科學已經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領域,并不容易被外行理解。但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普通老百姓仍然需要懂得科學,因為科學技術對人類的影響實在是太大太深遠了。不理解科學的邏輯會很無助,反之,則可以充滿自信地生活在今天這個技術爆炸的世界上。”
因此,他給自己定下的寫作方向,恰恰就是科學技術到底是從何而來,對人類有什么意義,又有可能把人類帶到哪兒去。“科學發展的邏輯對每個人來說是最重要的,基因編輯正好是處在歷史和未來的分界線上。”
什么是基因編輯的未來
“當分子生物對生物大分子的操縱和解析技術達到一定高度時,這門學科就面對著它的終極目標:通過對基因的重新組合改變生物的性狀,直到創造新生物……這時,人們驚奇地發現,創造生命實際上就是編程序,上帝原來是個程序員。”
在發布會現場,王立銘不忘向讀者分享來自科幻作家劉慈欣的作品《天使時代》里的一段文字。科幻曾是把王立銘帶向科學世界的一扇大門,直到現在他都是一個鐵桿科幻迷。
科幻講述的是未來,但其實,科學家本是不喜歡討論未來的。
“做研究的人都知道,不確定性是很重要的,預測未來往往是一件很不可靠的事。歷史上哪怕是最偉大的那些科學家、政治家、科幻小說家討論未來也常常會被打臉。我當然也不會自作聰明去預測未來。”王立銘說。
不過,依照科學技術的發展邏輯,他在書中還是用了不小的篇幅明確表達了對基因編輯技術演進方向的看法。
他認為,總有一天,基因編輯技術會從特定遺傳疾病的治療擴展到更多的疾病,緊接著就會出現預防型的應用,比如修改非常容易導致惡性癌癥的基因突變BRCA1/2。而這個演進的盡頭,則是直接對人類生殖細胞進行編輯,讓孩子們從出生那一刻起就遠離某些疾病,甚至讓他們變得更聰明、更美麗。一旦走上這條路,人類就將開始擺脫自然歷史留給人類的印記,開始進行自我創造。
技術是中性的,但王立銘并未一味替技術辯護,他甚至用科幻作者的口吻,承認這樣的技術應用可能創造一個魔鬼出沒的世界。
他理解人們深切的擔憂,并指出這項技術應用最嚴重的后果,將是破壞人類基因的多樣性,讓人類徹底失去應對未來環境變化的生物學基礎;對社會而言,它可能造就永久性的階級分化,甚至被一些野心家用于大范圍地定向改造人類。
基因編輯理所當然需要得到普通人的關注和思考,這不僅僅是科學家自己的事。
與其說倫理,不如用監管
這確確實實是一本科普書,而非科幻或者未來學作品。技術應用有風險,但并不必然造就一個黑暗的未來,人們應該警惕而非恐懼新的科學技術的出現。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這是王立銘強調的基本觀點,他并不回避技術與倫理之間的矛盾問題。
“歷史上從來都是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社會變革,推動價值觀的演化,突破傳統倫理。只要一項科學發現是正確的,或者一項技術發明對人們生活有好處,從來沒有哪個社會習俗或者倫理真正可以阻止它們應用。墮胎、避孕、解剖尸體、試管嬰兒都是例子,沒有理由認為基因編輯不會是下一個。”
他告訴讀者,今年初美國國家科學院發布的《人類基因組編輯:科學、倫理和管理》報告,已經首度對基因編輯人類松口了。盡管在報告中,這項技術的使用范圍仍然被小心局限在治療先天遺傳疾病,而不是用于改變身高、智商、相貌等屬性。
“事實上,單純禁止科學家合法研究某一項技術,往往會把相關技術研究推向暗處。”因此,他對編輯人類生殖細胞的研究一方面持開放態度,另一方面也表明,涉及應用于人類自身的技術時,與其訴諸倫理或者用輿論一味打壓,不如用嚴格的專業監管和法律約束。
比如,限制關鍵技術細節的擴散,追蹤和控制關鍵實驗設備和原料的流向,加強相關技術人員的訓練,規范相關研究和應用機構的工作準則等,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技術進步帶來的社會風險。
在王立銘看來,管理制度的成熟應該和科學技術的成熟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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