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石流院士”崔鵬：用科學讓更多人免受災害

　　不愛談個人，只想講團隊。不愿回顧過去的成績，只想提研究的進展。話危險，他覺得太矯情。聊辛苦，他說大家都一樣。戴著一頂安全帽就扎進了災區，日日夜夜和泥石流打交道，一眨眼就是30年。

　　他是崔鵬，中國第一位“泥石流院士”，現任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長期從事泥石流研究，為我國的泥石流災害防治作出了突出貢獻。

　　看到滾石傷人他心里特別難受

　　崔鵬太忙了。60歲的他不是在會場奔波，就是在野外考察。這位清瘦的老人一提起泥石流，就滔滔不絕地打開了話匣。

　　他最近全身心地撲在了“一帶一路”減災計劃上。由他牽頭的“一帶一路”自然災害風險防范項目，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經濟欠發達，自然災害頻發，抗災能力薄弱。但是在互聯互通的公路鐵路、油氣管線、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中，防災減災至關重要。”崔鵬說，除了幫助這些國家防范泥石流、滑坡等災害，他們還主要為中國的海外投資做好服務，為工程安全提供科技服務。

　　他和泥石流“結緣”很早。由于本科時偶然聆聽了中科院山地所唐邦興老師的報告，他對泥石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泥石流這樣的自然災害易發多發，總要有人做這方面的工作，真正解決實際的問題。”他毅然報考了唐老師的研究生，并于1990年成為中國第一位泥石流專業博士。出國深造學成后，面對更優渥的條件，他選擇了回國。“學習國際前沿的山地知識越多，我就越感覺應該回來，為深受山地災害威脅和危害的山區老百姓做點事。”

　　近30年來，他一直從事泥石流等山地災害的研究，不僅提出了準泥石流體概念，確定泥石流起動臨界條件，形成起動理論，還開創了一些學科的新生長點。同時，崔鵬還將自己的理論研究成果結合防災減災的實際，帶領團隊研發出系列ZL技術，形成全流域過程調控的泥石流災害防治技術體系，在泥石流的物理過程和防治技術方面做出了系統性和創新性的學術成就。

　　“看到山坡上的滾石砸下來傷到人，我心里特別難受。”崔鵬說，他們不一定能從廢墟救出多少人，但可以對地質地貌條件進行分析，做出預警，讓更多人避免遭受山地災害。在汶川特大地震、蘆山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的救災中，崔鵬的團隊都參與了次生山地災害防治工作，為震后的應急搶險、防災減災提供了決策所需要的科學依據。

　　災害發生后第一時間到現場

　　“山地災害是應用性很強的學科，不能只寫論文。”崔鵬說，國家真正遇到問題時，如果拿不出解決辦法，科研工作者是于心有愧的。現實中減災最需要的東西，往往也是科研上最亟須解決的前沿科學問題。

　　崔鵬認為，在認識過程機理的基礎上，必須要不斷研發減災防災的新方法新技術，并在實際工作中去驗證。實踐驗證中出現的新情況，又能為進一步深化理論研究提出新課題，基礎研究的新進展又支撐方法和技術的持續改進。“不斷進行‘理論—技術方法—應用驗證’的螺旋式發展，才能使學科發展和國家減災工作有機協同。”

　　“災害發生后，我們必須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崔鵬說，到了現場，首先是盡自己最大努力，利用知識和技術幫助搶險救災。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是希望在現場獲得第一手數據，比如通過觀察災害遺跡，反推當時的動力過程和成災特征，深化對災害基本規律的認識，為未來災害做好預測和風險評估。“災害很可能二次成災，除了當下的應對，最重要的是對災害的預見。”

　　“承擔‘一帶一路’防災減災的項目，對中國科學家來說是很好的鍛煉機會。”崔鵬說，通過對沿線國家災害防治工作的研究，能夠使得中國科學家在國際減災領域開拓新的空白研究區域，研究更加復雜和更具挑戰的前沿科學問題，促進我國科學研究的國際化。

　　除了對眼下的工作不敢有任何松懈，崔鵬還在時時刻刻思考未來學科的發展。“要把單一災害防治朝著綜合減災縱深推進，做到對災害風險的預知和預防，就不僅要求在科學上對災害規律有更深的認識，還要與社會科學等其他學科交叉結合，提供可操作的系統解決方案。”

　　“國家付出了很多心血栽培我們，我們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識回饋社會，在國家需要的時候解決實際問題。團隊里的每個科研人員都很拼。”崔鵬的心愿很簡單，自然災害的發生不可避免，但可以通過努力來管控災害風險，把人們承受的損失降到最低。

　　科研“差不多”就是“差很多”

　　學生們提起崔鵬，都說老師“特別嚴格”。對于文章中的每個字句，甚至標點符號，崔鵬都會細細推敲。有一次進行模型試驗，研究災害形成和運動過程，在很多學生看來，模型“差不多”了，但是崔鵬覺得科學研究“差不多”就是“差很多”，要求做到絕對精細化。

　　“為什么我對學生這么嚴格？我始終覺得，學生階段對人生非常重要，要盡可能多學一點知識，不僅僅是發幾篇論文就行。只有打好牢固的基礎，才能真正提升自己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崔鵬說。

　　“以前泥石流專業確實算冷門學科，報考的人不多。隨著社會對災害防治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學生愿意加入這個領域。”崔鵬帶的學生不多，在挑“苗子”的時候，除了對學生專業背景和知識結構進行考查，他更看重學生的上進心和責任感。

　　崔鵬還會對青年科技人員實行總體規劃，根據他們的知識結構與研究興趣商定科研方向和目標，還為每個課題配備一位資深科學家，這樣不僅能夠保證項目高質量完成，還能實現知識與研究經驗的傳承，確保團隊的人才建設有效銜接。

　　“我經常鼓勵學生參加野外工作。野外是天然的第一實驗室，通過對實地細致考察，才能對災害特征有深刻認識。不管他們以后做理論研究，還是研發技術方法，甚至工程應用，都會受益無窮。”崔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