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核心是解決好動力問題，而重中之重是要在激發科研人員內生動力上做文章。確權分割的意義在于，從供給源頭上明確了學校與發明者的產權配額，賦予科研人員以充分的處置權、收益權，使知識價值看得到、后期收益摸得著。這一點一旦明確，干事動力自然就不一樣了。
發明人拿不走收益，高校完不成科技成果轉化，政府得不到科技型企業，這樣的“三輸”局面怎么破？全國各地都在結合自身實際尋找解題之鑰。日前，來自西南交通大學的一份協議引發輿論關注：學校通過對職務科研成果進行確權分割，激發了發明人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的熱情，僅1年時間就成立了8家科技型公司。這項改革，被媒體稱為科技領域的“小崗村試驗”。
“確權”二字，可謂切中了我國當前科技成果轉化問題的肯綮。常言道：有恒產者有恒心。對廣大科研人員來說，“辛辛苦苦搞轉化，一旦成功了，自己能拿多少”是最實際的利益關切。而事實也說明，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之所以不高，很大程度就在于所有權、處置權、收益權不甚明確。在不少科研機構看來，科研人員做好科研乃職務行為、分內之責，成果轉化則屬溢出效應、分外之事。再加上相關審批流程繁瑣且漫長，有時還涉及到不同領域間的協調，內生動力明顯不足。一邊是大量科技成果在論文紙上“睡大覺”，一邊是急需好產品的企業找不到新技術，這般錯配好比望水喊渴，著實令人惋惜。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核心是解決好動力問題，而重中之重是激發科研人員的內生動力。確權分割的意義恰恰在于，從供給源頭上明確了學校與發明者的產權配額，賦予科研人員以充分的處置權、收益權，使知識價值看得到、后期收益摸得著。三七開也好，四六開也罷，重要的是傳遞了鮮明導向：搞科研促轉化不僅僅是職務行為，更是每個科研人員自己的事。這一點一旦明確，干事動力自然就會不一樣。近些年來，從修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強化高校對成果的自主處理權，到各地因地制宜探索轉化收益的獎勵辦法，再到此番西南交大從源頭入手標定確權比例，莫不是著眼于此。
制度經濟學研究表明，制度創新能夠推動思維方式的變革、價值觀念的更新，是技術創新的“點火器”。從3年轉化7項專利，到1年成立8家公司，確權制度給西南交大帶來的改變立竿見影。但不可否認，在我們目前的科技創新鏈條上，這樣的制度創新還很不夠，特別是很多原則性、共識性問題還停在口頭、流于紙面。比如，一些高校和科研機構不同程度存在“紅眼病”，面對潛在的成果轉化收益缺乏足夠“雅量”，舍不得“割肉”給科研人員。又如，在一些熱門領域，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各拉隊伍、各起爐灶，研究進展交流少，項目競爭交鋒多，導致重復建設和科研資源浪費。如果說確權分割解決的更多是成果轉化的動力問題，那么如何讓科技成果更好落地，聚合起1+1>2的力量，還需要更多配套制度來支撐。
當前，創新正在重新定義“國家力量”，北京作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更是落筆著墨的關鍵之處。從資源稟賦看，北京聚集了大量優質創新資源，在以中關村為代表的創新區中，政產學研用得到有機整合，近者用、遠者來，輻射全國，為中國創新發展奠定了基礎，積蓄了實力。從制度創新看，北京始終堅持首善標準、先行先試，京校十條、京科九條等都走在了同期全國前列，在科技成果轉化的風險分擔、收益分配和資金扶持等方面樹立了標準、引領了方向。著眼未來，最大限度發揮北京科技資源優勢，制度層面的創新絲毫不能止步。不論是變革“讓人的創造性活動為經費服務”的科研經費使用和管理方式，還是完善“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科研人才激勵路徑；不論是破除“簡單套用行政預算和財務管理方法”的科技資源管理模式，還是充實“以科技創新質量、貢獻、績效為導向”的分類評價體系，北京都要全力探索，以更先進更科學更扎實的體制機制，支撐起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定位。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在中國的地理版圖上，一個個創新基地正日益挺立，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的步伐不斷加快。對標全國，北京應時時保有創新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既要不斷壯大自身實力，不負首都職責使命，也要積極向深圳、上海、成都等兄弟城市取經，學習它們的好經驗、好做法。不斷完善“點火器”，讓創新引擎沉穩有力地加速，我們定將創造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