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海底撈”火鍋店老鼠橫行，后有“黃燜雞米飯”使用問題雞肉被查，最近一段時間，食品安全問題讓人很揪心。兩家品牌形象佳、經營形勢好的企業相繼出事，有偶然原因，但也存在共性問題。“海底撈”以“服務好到變態”著稱，“黃燜雞米飯”以百年傳承為宣傳點，卻都將食品安全這一食品生產經營企業的底線、生命線拋在腦后。作為食品安全第一責任人，食品生產企業應當如何處理食品安全與企業文化之間的關系？
對于一般企業來說，企業文化的內涵可以多種多樣，但其核心要務大多萬變不離其宗：提高員工的凝聚力，增強市場核心競爭力等。然而對于食品企業，筆者認為，除了這些，還應當有一個核心中的核心——食品安全。當前，應當建立以食品安全為主導的食品企業文化，造就一種“好的文化讓人不愿犯錯；好的制度讓人不敢犯錯；而好的流程則讓人無法犯錯”的食品安全新局面。那么，食品企業安全文化應當是一種怎么樣的文化呢？
食品安全文化的基礎是誠信
食品安全事件頻發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于誠信缺失、道德滑坡。自企業文化概念興盛以來，誠信文化已成為絕大多數企業文化的核心理念、至上境界。新時代下，我們應當倡導新的誠信道德文化。所謂新的誠信文化，就是在闡釋誠信本義的基礎上，將中華傳統的誠信道德文化與時代精神、社會實踐結合起來，賦予其時代新內涵。
新誠信文化新在兩點：一是對內做到慎獨、慎微、慎初；二是對外遵循契約精神。慎獨就是一人獨處時不做違背道德良心的事，不做違法亂紀的事，不做坑害消費者的事。慎微就是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慎初就是傷天害理、違法亂紀的事一次也不做，不心存僥幸，投機取巧。
濟源雙匯“瘦肉精”事件之后，國務院及相關部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行動，加大了食品安全檢查監管懲罰力度。但“瘦肉精”事件余波未平，上海的“染色饅頭”、珠海的“絕育黃瓜”和江蘇施用膨大增甜劑的“爆炸西瓜”卻又接踵而來。可見，食品安全僅僅依靠政府監管和企業自身監管，既不足也不夠。
不難發現，許多人為的風險與食品安全案件，均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發生的，作案者、違規者自認為天知、地知、我知、外人不知。如果受到道德文化的約束，一些人為的食品安全事件就可能避免。慎獨、慎微、慎初的新誠信文化是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中，保障食品質量安全的有效手段。
雖然有些差別，但誠信文化的本質在某種程度上是契約精神。食品安全事故的頻繁發生，追根究底是源于契約精神的缺失。長期以來，國人更習慣依循 “熟人法則”，以人情關系代替契約精神，而“人情薄如紙”又是殘酷的現實。
缺乏契約精神的市場經濟體系帶來的最直接惡果就是交易成本增加，假冒偽劣產品橫行市場、合同約定不被遵守、經濟往來中存在陷阱。在這樣的類似叢林法則的市場環境中，大量社會成本只能被迫花在防范對方的背信棄義上。
在食品企業的文化建設中，契約精神必須提到一個全新的高度。拋棄多余的人情因素，建立更規范的契約制度，不僅對合作雙方都有積極作用，更應當是防范食品安全風險的一道屏障。
推行誠信文化重在公德重塑
要徹底打破現有的社會潛規則，即從熟人社會走向契約社會，就必須進行“私德”與“公德”的重塑。私德與公德的區別，正如梁啟超所言：在于“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當下，僅靠道德感召，作為行為主體的個體勢必面臨相當沉重的決策負擔。要造就一個有德行和誠信的公民，前提是先有一個化“私”或聚“私”為“公”的公共空間，在此基礎上才可能形成契約文化。
福喜的員工曾說過“過期也吃不死人”，過期食品也的確未必威脅消費者生命，“吃不死人”似乎就成了這些企業的道德標準。但當企業僅靠“吃不死人”作為自己的道德準則，連已經承諾過的食品安全標準都不能執行時，人們還敢相信它嗎？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這樣的企業如果不注重公德重塑，將會失去消費者的信任。國人注重道德約束，在儒家道德觀念里，“信”被放在一個相當的高度，但比起契約精神中用外在的力量強制執行，僅用道德維系誠信也是不現實的，效果甚微。近些年，我國相繼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讓公眾對社會誠信和道德的有效性發出質疑，也證明了這一點。
建立有利于誠信文化推行的制度環境，使私德和公德實現高度一致，誠信文化才能形成氣候。契約精神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一旦不遵守契約，可以依靠外在力量強制執行。如果企業在經濟活動中被要求出示信用信息，比如投標一些大項目或者其他合作時需要出具可靠的信用記錄，那企業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忽視自身信用。
由此可見，必須加強食品安全相關法律和制度建設，完善監督、追究與制裁機制，確保誠信文化在實踐中凸顯價值，讓失信者到處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