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30年孵化器還是個“孩子”？

   5年前，如果向路人問起“孵化器”，知道的寥寥無幾。如今，大大小小的創業孵化器早已在全國遍地開花。

　　據科技部火炬中心數據，截至2016年年底，全國有創業孵化載體7533家，包括孵化器3255家、眾創空間4298家。從1987年我國第一家科技企業孵化器誕生至今，我國的孵化行業走過了整整30年，目前，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我國的孵化器都已躍居世界首位。

　　成績令人欣喜，但另一個數據同樣值得關注。艾媒咨詢《2016年中國孵化器市場發展概況》顯示，2016年孵化器處于緩慢發展狀態的占16.7%，虧損狀態的占9.6%，面臨破產倒閉狀態的占1.8%。

　　行業極速擴張后，孵化器同質化競爭問題凸顯，政策紅利漸漸消失，入局者生存壓力加大。

　　部分孵化器掉隊

　　說到孵化器存在的問題，張游瑀首先想到的就是“盈利模式”。作為重慶原道窩克企業孵化器有限公司的CEO，他經常參加孵化器負責人的聚會，讓他沒想到的是，“今年拿到政府多少補貼”成了大家最關心的話題。

　　我國的孵化器從誕生伊始就和政府政策緊密相連，政府提供資金補貼和場地支持，對相關手續的辦理也一路綠燈。但張游瑀發現，一些孵化器合伙人進入行業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想做創新創業的事情，而是一邊拿著政府的補助，一邊做著“二房東”。

　　張游瑀算了一筆賬：市場價格50元/平方米的地價，由于政策支持，孵化器團隊能以30元/平方米拿下，再加上享受政府10元/平方米的補貼，成本其實只有20元/平方米，然后再以40元/平方米的價格招創業團隊入駐，這樣孵化器每平方米能賺20元。

　　在行業早期，孵化器數量有限，采取“二房東”模式的很多。一旦孵化器變成了高級物業，它的經營壓力就變成了招創業團隊入駐，然后收取租金。隨著孵化器數量增多，創業者漸漸不夠用了，“它收進來的租金不能夠覆蓋孵化器本身運營的成本，這個時候就很有可能會垮掉。”張游瑀說。

　　祝孝林是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他親歷了行業的這種變化。祝孝林說，他們最早做的孵化器也采用了“二房東”的模式，剛開始還能有不錯的營收。但后來，祝孝林發現這樣的孵化器越來越難以盈利。“如果房子不是自己的，本身就面臨著房租漲價的壓力。一旦控制不了成本，很容易就做虧了。”雖然享受了政府的政策紅利，但祝孝林發現同質競爭越來越多，單靠租金收益并不能維持運營。

　　后來，祝孝林又嘗試了眾創空間。他記得前幾年，當地政府對眾創空間的扶持力度很大，給錢又給地，還經常幫助對接其它的孵化器進行合作。但嘗試了一兩年之后，他發現自己和政府的期望還是有很大差距。

　　在他看來，一些地方政府的訴求是希望孵化器或眾創空間能快速吸引項目進來，在稅收上有體現。他說，雖然自己曾多次說明眾創空間需要三五年才能有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資后往往希望短期內就看到明顯成果。而且政府班子更換頻次較高，政策的連續性、領導班子的理念差異都會影響眾創空間的經營，“像在打游擊戰一樣，沒有一個沉淀和積累。”

　　除此之外，孵化器對創業項目的“孵化”功能也被不斷質疑。今年8月，全球化智庫(CCG)與智聯招聘聯合發布了《2017中國海歸就業創業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受調查的海歸創業者認為創業園區、孵化器等創新基地和平臺對其幫助非常大的僅占比11.8%，認為幫助較大的占比15.4%，合計為27.2%，不足三分之一。

　　“孵化平臺最大的問題是奔跑的速度趕不上這些創新創業公司，所以必然會遭到創業者的冷遇。”隨著“雙創”的不斷深入，盛景網聯集團副總裁、盛景研究院院長陳勇最大的感覺是部分孵化器開始掉隊了。

　　這位從體制內出來創業的先行者，一直在研究創新創業服務，對于行業的變化有自己獨到的觀察，他認為一個好的孵化器就像一個“路由器”，可以幫助創業者對接各種資源，提高能力。而目前一個普遍現象是，孵化器“缺少賦能的能力或者成為‘路由器’連接資源的能力”。“孵化器自身不能創新，就必然被創新創業者淘汰。”陳勇說。

　　北京中關村創客小鎮副總經理、首席投資官徐柏冬也和陳勇有相同感受，接觸了許多創業者，他感到“孵化器的需求量減小了”，創業者越來越理性。孵化器在挑選創業者，創業者也在挑選孵化器，“現在已經面臨著市場洗牌的問題了，一些孵化器開始倒閉了。”

　　“未來的孵化器不在寫字樓里”

　　隨著市場的洗牌重整，部分孵化器陷入低級孵化的“泥潭”，甚至被迫黯然離場；但也有一部分高歌猛進，并購、連鎖并舉，品牌形象深入人心，行業呈現兩極分化趨勢。車庫咖啡、創新工場、創客小鎮、盛景網聯……這些孵化器逐漸贏得創業者信任。

　　“要做品牌化和連鎖化”，這是祝孝林總結的經驗，而參考的對象正是北京中關村內一些孵化器品牌。有品牌背書、在資本市場有影響力、又有豐富的對接資源，祝孝林認為，中關村內的不少孵化器已形成全鏈條的創業服務，幫助創業者時“打的是組合拳”，這樣的孵化器能生存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