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職稱評審權下放高校之后

　　 從長遠看，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改革不能止于把評審權下放給高校，而應該逐漸取消職稱評審，將職稱評審改革為職務聘任管理。

　　近日，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印發《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監管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明確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備獨立評審能力的可以采取聯合評審、委托評審的方式，主體責任由高校承擔。一時間，“職稱評審”再次成為高校教師關注的熱點。

　　對于《暫行辦法》的實施，有些人歡欣鼓舞，認為學校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評出公認的好老師，讓優秀教師獲得認可；也有些人并不樂觀，認為權力下放與否，評出來的都是那些善于“鉆營”而非踏實肯干的教師，結果將與之前并無差異。

　　那么，教師職稱評審權下放高校之后，究竟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和作用呢？

　　加強監管是好事

　　“將職稱評審權下放給高校，是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的重要措施。”談到《暫行辦法》的發布，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直言。

　　其實，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一直以來都在不斷放開。比如上海，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就開始下放這一權力，不過在人數總額上有所控制；再如北京，以前副高職稱由北京市評審，后來逐漸下放到高校，“985工程”“211工程”高校也逐漸有了正高評審的自主權。

　　“在高校教師職稱評審工作方面，2010年教育規劃綱要就已經提出要進一步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要發揮學校在整個教師管理、教師職稱評定方面的作用。”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巡視員劉建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而在今年3月，教育部、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財政部、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五個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若干意見》，將職稱評審權更大力度地下放高校，可以說實現了高校專業技術評定的分類評價。

　　此次《暫行辦法》的實施，可以說是“針對五部委放權后的加強監管”，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講師張端鴻說。其中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共計九條內容，分別就監管內容、監管方式和懲處措施予以明確。

　　高校如何接得住

　　如今，職稱評審權既已下放，高校如何接得住、用得好則成為一個關注的焦點。

　　從《暫行辦法》的內容來看，行政主管部門的監管主要是針對高校進行職稱評審時的程序和弄虛作假、學術不端等問題。

　　而之所以會產生弄虛作假、學術不端等問題，在熊丙奇看來，根源在于我國高校對教師的考核、評價是由行政力量主導的，即由學校行政機構制訂評價標準，然后組織實施，存在一定的行政化和功利化傾向。

　　張端鴻則認為，職稱評審過程中的這些問題本質上是學術治理體系的不成熟和不規范造成的，所以尋租的主體并不是政府。《暫行辦法》雖然“短期內也很難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但有助于促進職稱評審逐步走向規范化和法制化”。

　　對此，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教授周耀旗也表達了類似看法。

　　“這個方法不能完全解決權錢交易、學術不端等問題，關鍵在于各個學校怎么執行，不能幾個人說了算，權力要下放到系里，層層把關。”他說。

　　要讓高校在職稱評審中堅持教育標準和學術標準，從根本上遏制上述行為，熊丙奇認為，除了加強監管之外，還需要推進高校現代治理改革，完善學校內部的治理結構，也就是成立獨立的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建立專業同行評價體系，實施專業同行評價。

　　其實，教育部曾于2014年發布《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要求高校應當充分發揮學術委員會在學科建設、學術評價、學術發展和學風建設等事項上的重要作用，完善學術管理的體制、制度和規范，積極探索教授治學的有效途徑，尊重并支持學術委員會獨立行使職權，并為學術委員會正常開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條件保障。

　　在此之后，高校大都成立了學術委員會，但能獨立運行的卻并不多。“一方面，學術委員會的委員并非由全體教授選舉，而是基本由行政部門委任。”熊丙奇說，另一方面，學術委員會還掛靠在學校某一行政機構之下，并不能獨立進行學術管理和評價。

　　“所以，監督高校用好職稱評審權，應該聚焦在高校是否建立并發揮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的作用上。”熊丙奇說，包括社會輿論在關注高校自主評職稱時，也應該關注高校如何評職稱、由什么機構主導、機構人員如何產生、有怎樣的程序，不能只把目光僅僅盯在職稱評審的某一標準上。

　　評審標準須商榷

　　而說到職稱評審的標準，最讓周耀旗擔心的，莫過于“簡單的定量評估”了。

　　“科學研究是復雜的腦力勞動，它與提出問題和用創新的方法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緊密相關，應該由一個復雜度相匹配的評估方法來衡量。”周耀旗說。

　　就此，他舉了個例子。在美國，一位教師從助理教授升為終身副教授時，其評估通過了自我陳述，同事推薦，匿名同行評審，系內委員會、系主任、學院委員會、院長、大學委員會以及校長等多個關口的層層把關，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才能結束評估。美國終身教授的要求是在研究、教學和服務三方面中至少有一方面是“杰出”，其他方面是“滿意”，而他當時所在的大學對副教授“杰出”的要求是要有國內外發表、同行審議的學術文章，在國內有初始聲譽，這是一個非常定性的指標。

　　“很不幸的是，國內現在大多數地方對科學研究進行非常簡單的定量評估：論文數、ZL數、基金數等，唯一和質量有些許關系的是所謂的雜志分區與影響因子，而對工作本身沒有任何真正深入、仔細的匿名專業評估。”周耀旗說。

　　在他看來，在發展技術上有定量指標可以理解，但基礎研究評估的定量化就是變相地把復雜勞動簡單化，直接后果就是鼓勵用簡單勞動的方式來做復雜勞動。“也就是說，能膚淺的決不深入，能跟風的決不立異，能保守的決不冒險，微創新為主，發論文至上。”

　　“我在美國的同事說，他接觸的國內某些名校名師的學生雖然是《自然》雜志的第一作者，也只會一點點東西。”周耀旗說，“一切要從頭教起，這不是在培養科研人才，而是在訓練技術民工。”

　　對于這一觀點，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教授張海霞深以為然。

　　她撰文寫道，這樣的計件評估不僅僅是坑害正在拼命的年輕人，將他們變成熟練的“技術民工”，更可怕的是這樣過度評估的體制正在嚴重地戕害科研體系。

　　“計件式科研管理和評估讓科研隊伍中很多機靈的人快速脫穎而出，那就是什么事情有眼下的利益必定趨之若鶩、什么事情貌似不能立即見到效益必定敬而遠之……”張海霞認為，雖然短時間內數字很漂亮、頭銜很光鮮，但長此以往，他們就會逐漸喪失對科學的興趣，管理部門“唯數字和帽子論”的管理模式則更可怕。

　　對此，張端鴻認為，評審標準應該具有差異性，不同院校、不同學科都應該根據學校和學科的發展狀態，以學科為主體制定學術標準。

　　職稱評審待取消

　　其實，張端鴻對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有個疑問：這究竟是一個具有行政確認性質的資格認定，還是具有崗位聘任性質的人事流程？

　　張端鴻說，當前少數頂尖高校的實踐和未來的走勢是，高校有相應資源就可以自主設立高級職務崗位，面向全社會乃至全球公開招聘，按照嚴謹的學術程序進行遴選后，符合資格的就予以聘任。這樣就可以把這個具有行政確認性質的流程給省掉，使得高級職務聘任真正成為大學的自主權。

　　“但是高級職務聘任在世界一流大學都是一個嚴謹、復雜、規范的學術流程，這也正是這份文件希望高校自身能夠建設和完善的。”他說，在現實中，還是有很多高校的高級職務聘任工作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一定的尋租空間。

　　熊丙奇則認為，從長遠看，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改革不能止于把評審權下放給高校，而應該逐漸取消職稱評審，將職稱評審改革為職務聘任管理。

　　“目前，教師既有職務，又有職稱，而且有關福利待遇與職稱掛鉤。這使職務、職稱‘兩張皮’，并不利于高校教師團隊的建設。”熊丙奇說，科學合理的教師管理、評價，應該基于職務進行，教師被聘任到什么職務，就享有什么待遇，而不擔任這一職務也就不再享有相應的待遇。

　　“現在已經有部分地區的高校在進行職稱評審改革時將評職稱和崗位聘任結合起來。其實，在教育主管部門把職稱評審權下放給高校之后，完全可以更進一步，取消職稱評審，實行職務聘任管理。”熊丙奇說，“當然，這也需要高校提高現代治理能力，在教育和學術管理、評價中，真正實現以教育和學術為本的管理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