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用“賠償利劍”保衛綠水青山

　　干凈的水、清新的空氣，人類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兩個需求正在遭遇污染“威脅”，打擊偷排偷放等違法企業也成為高層嚴控的“目標”。

圖片來源于網絡

　　過去唯GDP論英雄的政績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早已深入人心。

　　今后，誰損害環境，誰將付出慘痛的代價。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提出，明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范圍、責任主體、索賠主體、損害賠償解決途徑等，形成相應的鑒定評估管理和技術體系、資金保障和運行機制，逐步建立生態環境損害的修復和賠償制度，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方案》強調，到2020年，力爭在全國范圍內初步構建責任明確、途徑暢通、技術規范、保障有力、賠償到位、修復有效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該《方案》是在2015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印發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在7個省市進行試點的基礎上進行了部分內容的完善。而經過幾年的試點情況來看，2015年的改革試點總體是可行的。其結果無疑是好的，因此，建立健全生態環境損害修復與賠償制度也是勢在必行。

　　在深圳市固廢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高長臣看來，雖然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已經出臺了，但地方政府必須對《方案》高度重視，這樣才能保證《方案》在該地區的落實和執行，才能有效杜絕地方保護主義現象的發生。

　　高長臣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向記者舉例說，某地方有一家污染企業，這家企業的污染都影響到相鄰的省份，為何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因為這家企業僅一年的稅收就會向當地政府繳納過億的稅，并基本解決了當地財政4/7的公職人員的工資。像這樣的企業，地方政府部門也應該嚴格依據《方案》，公平公正落實和執行。

　　企業污染后不再有“免死金牌”

　　自2015年發布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在7個省市試點后，一些地方政府的“壯士斷腕”、發展經濟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行為也頻現報端，其成果也“大快人心”。例如，江蘇省政府出臺了《江蘇省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工作實施方案》，并明確了省政府是全省行政區域內生態環境損害的賠償權利人。

　　貴州省政府也發布了《貴州省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辦法（施行）》表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是指生態環境損害發生后，賠償權利人與賠償義務人就損害事實與程度、修復方式、啟動時間與期限、賠償的責任承擔方式與期限等進行平等協商，達成賠償協議，促使賠償義務人落實生態環境損害的賠償責任，及時對生態環境進行修復。

　　據資料顯示，早在賠償制度試點還未出臺前，江蘇省臺州市環保聯合委員會在2014年起訴泰興常隆化工等6家化工企業環境污染案件，6家化工企業偷排廢酸進入當地河流，嚴重污染了當地水質，破壞了生態環境，要求6家企業賠償1.6億元進行環境修復，終審判決支持了這一訴訟請求。

　　據了解，江蘇省目前已經提起了6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案件，其中，有4起已經賠償，2起法院已經受理，提請賠償的4起案件賠償資金已高達2551.59萬元。

　　“從我個人角度來說，企業存在偷排等違法現象的確觸目驚心，畢竟我們也是老百姓，也要喝當地的水。一些有危害的廢水流進河流、滲透到土壤中，作為地方監管部門，不是不管，只是在執法的過程中是非常艱難的。”浙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員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與以往不同，現在《方案》出臺后，如果再有企業進行偷排，那么作為主管部門，也就有法可依，用經濟手段來制約企業的違法行為了。

　　北方某化工企業負責人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環保風越刮猛烈，隨著國家近些年來的“鐵腕行動”，作為企業負責人，我也承受著不少壓力。只要還想吃化工“這碗飯”，作為企業來說，也要付出相應的成本加大投入，并下定決心上各種設備，以前那種偷排偷放的路子行不通了。

　　“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一些制度在執行方面最怕的是‘曇花一現’，最終成為形式主義。”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姜文來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認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是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要踏踏實實地將其落到實處，生態環境損害必究必賠，增加其權威性和威嚴性才能發揮制度的最大威力。

　　雖然，《方案》發布了，但是如何讓環境損害賠償方案制度發揮最大效果？在高長臣看來，首先，各級政府對制度應廣泛宣傳與解讀，讓人們真正了解制度實施作用和意義并得到警示；其次，是公平公正對制度落實和實施，并保證對制度落實與實施常抓不懈；再次，是制度實施成果與各級政府政績掛鉤，和制度實施單位或個人業績掛鉤，并對制度的實施建立獎罰分明的工作制度。

　　技術標準亟須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就近期《方案》公布后，贏得業內一片掌聲的同時，也有業內人士認為，該《方案》在落實過程中不僅存在難度，還需要在內容等方面再完善。

　　“《方案》在落實當中還存在一定的難度。”姜文來坦言，生態環境損害的確定存在一定的困難，因為，生態環境損失賠償額度比較大，損害者沒有能力賠償或者有部分損害者“耍賴”，導致賠償訴訟等賠償不及時，最主要的是，當前，國家尚未建立起健全統一的生態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技術標準體系，這包括生態環境損害鑒定評估的專項技術規范、生態環境損害鑒定結果的數據平臺，特別是生態環境損害基準、因果關系如何判斷、損害如何貨幣化等關鍵技術與標準都需要進一步完善或建立。

　　成都恒滋銳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宋銳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也認為，主體認定是最麻煩的一件事情。例如，一些違法企業違規排放，而空氣是流動性的，這個就很難去界定這家企業到底污染了多少。如果一旦企業跟政府打起了“太極”，那么，這件事說不清楚。

　　姜文來說，依法治國是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對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法治化是依法治國必然要求，因此，還需要有一個明確的法律進行規范。而《方案》只是一個改革性的文件，生態損害賠償涉及財產權、財產的處置等需要有嚴格的法律法規，生態環境損害范圍、責任主體、賠償主體、違約責任追究等都需要進一步規范。這樣在執行過程中，增加其操作性和強制性、權威性和嚴肅性。

　　姜文來還表示，《方案》的主體責任還需要進一步落實、監督和考核需要進一步加強、如何處罰也需要進一步明確。

　　“盡管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提出了一段時間，并且經過了七個省市的試點工作有了一定的經驗和教訓，但在實際全面推廣過程中還會遇到很多問題。”姜文來建議，應因地制宜地進行，各地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細化，制定符合本地的改革方案，避免“一刀切”。為了推進此項工作，加大宣傳力度，注重公眾參與，讓民眾知曉明白改革方案的內容、目的和意義。同時，還要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落實工作考核方案，對各地落實情況進行抽查考核。

　　宋銳預測，自從環保“三大戰役”打響，再加上中央環保巡視的常態化。因此，未來，環保立法將是一個大趨勢，從法律的角度來講，它的整體框架都比相關政策會更加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