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恩哥、高福：辦世界一流的科技期刊

　　屠呦呦作為青蒿素的發現者而獲得諾貝爾獎，她當年發表在我國科技期刊上的論文是認定其為該成果之首創者的重要依據，由此可見科技期刊在認定和記錄科研創新成果、推動學術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作為科技信息的重要載體，科技期刊也是一個國家科技軟實力的重要標志。

　　近年來，我國科研實力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承載著科研成果的科技期刊發展狀況如何？怎樣才能加快培育出《科學》《自然》那樣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技期刊？記者采訪了《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7）》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恩哥和《科學通報（中文版）》主編、中國科學院院士高福。

　　吸引全球優秀科學家在中國“陣地”進行學術交流

　　記者：首次發布的《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7）》是我國首次全面系統地分析了我國科技期刊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為今后辦好中國的科技期刊謀劃布局，那么辦好中國的科技期刊，其意義是什么呢？

　　王恩哥：我本身作為一名科研人員，也接觸到眾多的科研人員，大家深深體會到，同樣水平的科研成果投稿到國際知名大刊，與科技強國期刊的作者相比，我們的文章經常被擱置幾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才能獲得評審通過。我們的成果要被國外的期刊來認可，我們自己不能做主。這對于我國的創新科技成果盡快被認定和傳播是不利的。

　　對科研人員來說，總是要知道別人在做什么，也要讓別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除了學術會議、學術訪問等等，在科技期刊發表自己的科研成果，從科技期刊中得知別人的研究進展，這是非常重要的方式。

　　辦好我們中國的科技期刊，我們就可以自己做主，快速地向世界展示我們的成果，同時吸引全球的優秀科學家在我們的陣地進行學術交流，就可以由我們來把握世界科技前沿。所以，要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就必須要擁有一批能在全世界起到主導和引領作用的科技期刊。

　　高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像施普林格、愛思唯爾等國外的學術出版集團，利用技術優勢、集群優勢、資金優勢掌控和經營著數量龐大的期刊群。為了獲得最新的科研成果，我國的科研單位不得不花大量的金錢購買國外數據庫，其中包括購買我們自己科研人員、通過我國科研經費資助而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上的文章。也就是說，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從科研人員自身層面，還是版權保護或者經濟利益方面，我們都應該辦好自己的科技期刊。

　　另一方面，我國科技期刊有5000多種，大多數是中文科技期刊，包括學術期刊，也包括行業技術期刊，還有科普期刊。不同的期刊，其所服務的對象也是不盡相同的。例如行業技術期刊發表更多應用類型的文章，對于行業發展，對于企業的作用比較大。而科普期刊，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眾普及科學技術知識、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辦好科普期刊，對我國公眾的科學素養提升會有很大的幫助。

　　以有世界影響力的科技期刊為標桿

　　記者：辦好中國的科技期刊有哪些可行的措施和建議，如何才能辦出屬于中國的，像《科學》和《自然》那樣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技期刊？

　　王恩哥：首先要知道，《科學》和《自然》都創刊于19世紀，它們已經發展了100多年，一本是美國的期刊，一本是英國的期刊，這也符合學術中心在美國和英國的事實，也正說明了科技期刊和國家科技實力是相關的。

　　我國的科技期刊，因為歷史的原因，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方面與國際期刊有所不同。例如分為主管、主辦、出版等多級單位，真正辦刊的主體還是編輯部，小而分散。另外，目前的科研評價體系也是不利于我國科技期刊發展的一個因素。不過，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科技期刊處于重要發展機遇期。近年來，隨著我國科研經費投入的持續大幅增加，中國的學術論文無論數量還是影響力都取得了快速的增長，科技期刊具備良好的發展基礎。同時，中國科技期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國家從政策和經費上給予更好的支持。

　　高福：要辦好中國的科技期刊，一方面需要加快體制機制改革，激發科技期刊發展活力，另一方面要建立一種理性、科學和指標多元化的科研評價與期刊評價體系，第三也應該提高期刊的自身辦刊能力。

　　隨著我國國力的不斷增強，科技實力越來越強，科技創新的發展也應該更具有全球視野。我們不但要發表我們自己的優秀文章，還要辦好科技期刊，讓更多的國外優秀成果發表在中國的期刊上，由中國引領科技的發展方向。我認為，隨著中國從科研大國向科研強國邁進，我們也會有像《科學》和《自然》這樣的期刊。

　　從學術出版向知識服務轉型

　　記者：《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7）》顯示，我國5020種科技期刊，共有3232個主辦單位，這與施普林格和愛思唯爾這樣的著名學術出版集團集約式的發展方式相比，顯得有些“小而散”。那么，中國需要培育屬于自己的，像施普林格和愛思唯爾那樣全球聞名的學術出版集團嗎？該怎么做呢？

　　王恩哥：1840年，愛思唯爾公司在荷蘭鹿特丹成立，距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德國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則始建于1842年。在這么長久的發展歷史中，我相信這兩個公司也經歷了各種改革，不斷創新，才有今天的成就。尤其是愛思唯爾公司，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出版機構了，而是沿著由“傳統出版社”向“信息提供商”再向“解決方案提供商”脈絡發展成為今天的一家知識服務機構，轉型路徑是從提供內容資源轉向為用戶提供系統解決方案。施普林格也在沿著這個方向發展，其轉型路徑是專注于傳統出版業務流程、技術以及模式的創新突破。

　　因此，毋庸置疑，中國肯定需要培育自己的像施普林格出版集團和愛思唯爾公司那樣全球聞名的學術出版集團。怎么做呢？愛思唯爾公司的成功經驗可以借鑒，總體上來講，路徑是這樣的：內容生產采取內涵式發展，集聚優質內容資源；產業發展采取品牌并購重組，全球擴張；從收購出版公司轉向并購技術公司，旨在為科研用戶提供系統化的解決方案，實現面向科研全過程的知識服務；目前已經實現從出版商向知識服務商的成功轉型。施普林格出版集團的發展路程也是大同小異：在科學、技術和醫療領域持續做大做強，先是成為世界最大的學術圖書出版商；然后專注于傳統出版業務流程、技術以及模式的創新突破，也成功實現轉型升級。

　　高福：《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7）》明確提出，知識服務是大數據時代的科技期刊發展方向。大數據知識服務成為科技互聯網巨頭新的經濟增長點，也給我國出版業帶來了新的機遇。中國科技期刊，尤其是英文科技期刊在從“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時候，應該順應時代發展趨勢，抓住“知識服務”帶來的機遇，在與國際出版商合作的同時，廣泛展開與互聯網企業合作，大膽創新，推出富有中國特色的知識服務產品和模式。

　　總之，出版是一個產業，期刊本身也是一種特殊商品，最終需要適應市場發展規律，在技術上、服務上、業務合作上、業務范圍等方面，敢于創新，善于把握機遇，做到可持續發展，才能做強做大。同時，為了快速發展，還需要國家相關部門一定的引導、扶持和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