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在實驗室熬著了，“懶蟲”更容易成功

　　當我們回顧歷史上那些最富有創造力的生命時，會發現一條悖論：他們確實將一生奉獻給了自己的事業，但并沒有在整天不停地工作。

　　比如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亨利?龐加萊（Henri Poincaré），這些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人都對工作充滿激情和成功的雄心壯志，幾乎都抱有超人的專注力。然而，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通常每天只花幾個小時去做那些被后世認為最重要的工作。其余的時間，他們爬山徒步、睡午覺、和朋友一起散步，或者坐著思考。換句話說，他們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并不來自無休止的工作。他們卓越的創作成就來自“適度”的工作。

　　如果一些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沒有在工作上投入很長的時間，那么揭開他們創造力秘訣的關鍵就在于不僅要了解他們是如何工作的，還要了解他們是如何休息、怎樣做到勞逸結合。

　　“懶蟲”達爾文？

　　讓我們先來看看這兩個人的生活——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很有成就，兩人還是住在倫敦東南的唐恩村（village of Downe）的鄰居和朋友。而且，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生活為工作、休息和創造力之間的聯系提供了一個切入點。

　　首先，想象一個穿著斗篷、一言不發的人行走在在鄉間蜿蜒小徑的畫面。一天早晨，他低著頭行走，顯然是陷入了沉思。在外人看來，他走得很慢，不時會停下來聆聽他周圍樹林里的聲音；他曾經在皇家海軍做博物學家，并且習慣于做曾在巴西的森林里做過的事：采集動物標本、研究南美洲的地理和地質——這些都為他在 1859 年出版《物種起源》并達到生涯頂峰奠定了基礎。現在，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年紀大了，他從采集標本轉向了理論研究。達爾文悄無聲息進行移動的能力反映了他自己對專注和安靜的需求。事實上，他的兒子弗朗西斯說，達爾文隱藏自己氣息的能力強大到曾經在離他只有幾英尺遠的地方遇到過“和幼崽玩耍的母狐貍”，并經常同夜間狩獵回來的狐貍打招呼。

　　如果那些狐貍從達爾文的隔壁鄰居，男爵約翰?盧伯克（John Lubbock）門前穿過，它們可就得趕緊逃跑了。盧伯克喜歡在清晨帶著他的獵犬在鄉間穿行。如果說達爾文有點像《傲慢與偏見》中的班納特先生——一個謙和中庸的君子，雖然彬彬有禮，但卻偏愛家庭和書籍；那么盧伯克則更像賓利先生，外向而熱情，是一位在生活和社交上游刃有余的富家子弟。達爾文年紀老邁，飽受各種疾病的困擾，而盧伯克即使在 60 多歲的時候仍然擁有“伊頓公學六年級男孩所特有的優雅散漫的舉止”。但是這對鄰居都喜歡科學，盡管他們的工作生活如同他們的性格一般截然不同。

　　在晨練和早餐后，達爾文會從 8 點開始進行一個半小時的學習和工作。9 點 30 分，他會讀早上送來的郵件并寫信。十點半，達爾文回到更加認真的工作中，有時他來到他的鳥舍、溫室或其他的屋子進行實驗。到了中午，他會表示：“我今天結結實實地工作了一上午呢”，并前往他買房后不久鋪設的步道上散步（一部分的步道穿過了盧伯克家族租給達爾文的土地）。達爾文會在散步回來一個多小時后吃午餐，并再寫一些回信。3 點的時候他會小睡一會兒。一個小時后，他會起來，去步道上再走一圈，然后回來繼續做研究。到了 5 點半，他會和他的妻子艾瑪以及家人一起吃晚飯。遵循這個時間表，他寫出了 19 本書，其中包括關于攀爬植物，藤壺和其他科目的技術類書籍、充滿爭議的《人類的由來（Descent of Man）》和《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這可能是科學史上最著名的一本書，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對自然和我們自身的思考方式。

　　任何回溯達爾文日程安排的人都不禁會注意到這位偉大“造物主”身上的矛盾之處：達爾文的一生是與科學緊密結合的一生。達爾文從大學畢業以來一直致力于科學采集、探索和最終的理論化。他和艾瑪從倫敦搬到了鄉下，給家庭和自己的科學事業帶來了更多的空間。“唐恩小筑（Down House，達爾文故居）”為他提供了實驗室和溫室，農村給了他工作所必需的安寧和平靜。但與此同時，他的日子比起今天的我們似乎并不太忙。達爾文的“工作”時間，只包括三個 90 分鐘的時間段。如果他是今天的一所大學的教授，他肯定拿不到終身教職。如果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會在一個星期內被解雇。

　　這并非因為達爾文沒有時間觀念或者缺乏雄心壯志。達爾文有很強的時間觀念，他覺得自己不能浪費任何事物。當他在“小獵犬號”（the Beagle）上環游世界的時候，他寫信給他的妹妹蘇珊?伊麗莎白（Susan Elizabeth）說：“一個敢于浪費一個小時的人并不懂得生命的價值。”當他決定是否要結婚的時候， 他擔心的是，“時間上的浪費——晚上無法閱讀”。在日記中，他記錄了因為慢性病所失去的時間。他在自傳中承認，他對科學的“純粹的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僚博物學家們對他的雄心的尊重“。他充滿激情和動力，以至于他習慣于焦慮地對自己的想法及其影響進行自我駁斥。

　　約翰?盧伯克（John Lubbock）則遠沒有達爾文那么出名，但在 1913 年去世的時候，他是“英國最有成就的業余科學家之一，當下最多產、最成功的作家之一， 最真誠的社會改革者，也是近期議會歷史上最成功的立法者之一”。盧伯克對科學的興趣涵蓋了古生物學，動物心理學和昆蟲學，但他最經久不衰的成就是考古學。他的著作使術語”舊石器時代（Paleolithic ）“和”新石器時代（Neolithic）”流行起來，到了今天考古學家仍在使用。他購買了倫敦西南部古老的定居點埃夫伯里（Avebury），將這片古跡從開發者的破壞中拯救出來。今天，它的受歡迎程度和對于考古學的重要性可與巨石陣相媲美，對它的保護使盧伯克在 1900 年獲得了埃夫伯里男爵（Baron Avebury）的稱號。

　　盧伯克的成就不僅僅在科學上。他繼承了父親生意興隆的銀行，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末期將其發揚光大，并推進了英國銀行體系現代化。他在議會待了幾十年，在那里他是一位成功和受人尊敬的立法者。他的傳記列出他撰寫的 29 本書，其中有許多暢銷書被翻譯成不同語言。盧伯克甚至在同時代的偉人中也算是高產的。查爾斯?達爾文在 1881 年談到他時說：（盧伯克）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時間用于“科學，寫作，政治和商業”，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謎。

　　盧伯克作為一名政治家，他的顯赫聲望靠的是倡導休息。英國的銀行假日是他的發明，在 1871 年生效的時候，他獲得了巨大的贊同和支持。這些假日的出現使他廣受愛戴，大眾媒體將它們命名為“圣?盧伯克日（St. Lubbock’s Days）”。他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來倡導《提早休業法案》（Early Closing Bill），該法案規定，每人每周的工作時間需要被限制在 18 至 74 小時之內；在他接手這個事業的 30 年后，這項法案在 1903 年 4 月終于被通過，它被稱為《埃夫伯里法案》（Avebury’s Bill）。

　　盧伯克踐行著他的理念。在家，他六點半起床，八點半開始工作。他把自己的一天劃分為半小時的間隔，這是他從父親身上學到的一種習慣。經過多年的實踐，他能夠將自己的注意力從與合作伙伴或客戶間“復雜的金融觀點”無縫轉移到“單性生殖這樣的生物學問題”。

　　所以，盡管他們的個性差異和成就都不一樣，但達爾文和盧伯克都做到了一些在現代似乎越來越陌生的事——休息。他們的生活是充實難忘的，他們的成就是驚人的，但他們的日子也充滿了閑暇。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矛盾，或者是我們大多數人難以企及的平衡。其實不是。 我們將會看到，達爾文和盧伯克，以及其他許多有創造力且高產的人物，并沒有因為閑暇而影響他們的成就。相反，他們的成就源于這些閑暇。即使在今天這種“全天無休”的社會中，我們也可以學習如何勞逸結合，使我們變得更聰明、更有創意、更快樂。

　　龐加萊和他的四小時

　　達爾文并不是唯一一位把獻身科學事業與短時間工作相結合而聞名的科學家。我們可以在許多其他人的職業生涯中看到類似的模式。

　　科學是一個競爭激烈、損耗巨大的事業。科學家的成就——他們撰寫的文章和書籍的數量、他們獲得的獎項、他們的作品被引用的速度——都有詳細記錄，并且易于衡量和比較。因此，他們的“財產”往往比那些商界領袖更容易界定。同時，不同學科間也有很大的差別，給我們提供了風格迥異的個性和工作習慣。此外，大多數科學家還沒有被賦予那種用來包裝商業領袖和政治家的、被夸大和模糊的光環。

　　所以，一些研究者開始對工作休息安排如何影響思考和靈感感興趣。亨利?龐加萊（Henri Poincaré）就是一個例子，這位法國數學家，他的公眾地位和成就可與達爾文相比擬。龐加萊的 30 本書和 500 篇論文涵蓋了數論、拓撲學、天文學、天體力學、理論和應用物理學以及哲學。美國數學家埃里克?坦貝爾（Eric Temple Bell）稱他為“最后一個全才”。

　　龐加萊不僅在科學家圈子中享有盛名。1895 年，他與小說家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雕塑家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 Rodin）和朱勒?達盧（Jules Dalou）以及作曲家卡米爾?圣?桑斯（Camille Saint-Sa?ns）一起成為法國精神病學家愛德華?圖盧茲（édouard Toulouse）對天才心理學的研究對象，該研究指出：龐加萊有著非常規律的工作時間。他在上午十點至中午，下午五點至七點之間做最艱難的思考。一天四個小時足以讓 19 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天才解決一個復雜的數學問題。

　　誰是最優秀的學生？

　　20 世紀 80 年代，卡爾?安德斯?埃里克松（Karl Anders Ericsson）、拉夫?克拉姆普（Ralf Krampe）和克萊門斯特-拉默（Clemens Tesch-R?mer）在柏林的一所音樂學院對小提琴專業學生的研究中發現了類似的模式。埃里克松、克拉姆普和拉默按照成績和表現把學生分為“優秀”和“普通”兩個等級。在采訪了學生和他們的老師，并讓學生記錄他們的日程之后，他們發現有好幾個因素決定了誰是最優秀的那一撥。

　　首先，優秀的學生之所以優秀，是因為他們不僅比他人練得更多，而且他們進行的是刻意練習。埃里克松解釋說，在刻意的練習過程中，人們“專心致志地進行一項特定的活動，以提高自己的表現”。刻意訓練是有針對性的，有條理的，并能給予明確的目標和反饋；它需要你時刻注意自己在做什么，并找出改進的方法。當學生們有清晰而長遠的目標時，他們會想方設法地進行刻意訓練，這會將杰出作品與普通作品、成功者與失敗者區分開來。一個經過刻意練習的人可能獲得最快的速度，最高的分數，或者最優雅的解決方案。

　　其次，這需要一天又一天地堅持不懈。刻意練習并不有趣，并且不是馬上就能見效的。這意味著天還沒亮你就要在泳池里練習打腿和劃臂，或者在本可以和朋友出去玩的時間里在封閉的房間里練習指法或者呼吸，花費數小時來完善他人注意不到的細節。在刻意練習中很少有自然產生的、即時的愉悅，所以你需要很強的意志。這些長時間的工作將會得到回報，這不僅將改善你的職業前景，還會讓你變得更加專業和獨特。這么拼可不只是為了甩掉肥肉，你這樣做是因為它增強了你對你是誰，以及你將成為誰的信念。

　　刻意練習的觀點和埃里克松等人對世界級成就獲得者花費在練習中的總時間的測量得到了很多關注。這項研究是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的基礎（在他的書《異類》（Outliers）中有充分闡述）——任何事情都需要 10,000 小時的練習才能成為世界級的人物，從國際象棋傳奇人物鮑比?菲舍爾（Bobby Fischer）到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他們成名之前都經過了至少 10,000 小時的練習。對于橄欖球教練、音樂教師和雄心勃勃的父母來說，這個數字成為通向美國職業橄欖球大聯盟、茱莉亞音樂學院或麻省理工的黃金之路：在一種將壓力和過度勞動視為美德而不是惡習的文化中，10,000 小時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數字。這敦促人們在年輕時便開始忙碌，并努力堅持。

　　但埃里克松和他的同事們在研究中發現了一些幾乎每個人都忽視了的東西。他們觀察到，“刻意練習”是一種只能在每天有限的時間內堅持下去的艱苦活動。練的太少，永遠無法成為世界級。不過，練的過多，會增加受傷的幾率，并讓你精疲力盡。為了取得成功，學生必須“避免身心俱疲”，并且“控制練習的量，使他們每天或每周都能恢復過來”。

　　那些優秀的學生是如何在有限的練習時間內獲得杰出成就的呢？他們的練習節奏遵循著一種獨特的模式：每周在練習室或運動場投入很多的時間，但并不會讓一次練習持續太長時間。他們進行的是強度大、時間短的練習，每次持續約 80 到 90 分鐘，之后會有半小時的休息。

　　把這些練習片段加起來，也就是每天四小時的時間，大概是達爾文每天完成他最艱難的工作的時間，哈代和李特爾伍德用在數學上的時間，狄更斯和史蒂芬金花費在寫作上的時間。即使是世界上最好學校的充滿野心的年輕學生們，在為進入一個充滿競爭的領域做準備的時候，每天也只能做到四個小時真正的全神貫注。

　　埃里克松總結說，（刻意練習的）上限是指，“不是根據可用的時間，而是根據可用的（精神和物質）資源來付出努力的練習”。學生們的一天不是只有四小時的練習——上課、彩排、家庭作業和其他一些事情會占據他們一天中的其他時間。在采訪中，學生們表示“主要是他們有能力維持刻意練習的必要精力，這縮短了他們的練習時間。”這就是為什么要花費十年時間才能達到格拉德威爾的 10,000 小時標準：如果你能維持這個強度，每天練習 4 個小時、每周練習 20 小時（假定周末休息），或者每年工作 1000 小時（假設為兩周假期）。

　　休息決定成功

　　埃里克松和他的同事們還觀察到另外一件事，除了進行更多的練習外，柏林音樂學院的優秀學生與普通學生之間的區別還有一處，不過這一點幾乎完全被忽略了：他們的休息方式。

　　最杰出的演奏者實際上比普通人每天的睡眠時間多大約一個小時。而且他們不熬夜。他們睡得多主要是因為他們通常在白天會小憩一會兒。當然每個人情況不同，但是最好的學生一般都遵循早上進行最艱苦和最長時間的練習的模式，下午打個盹，然后在下午或者晚上進行第二次練習。

　　研究人員還要求學生們估計一周中他們花在練習、學習等活動上的時間，然后讓他們把自己一周的日程記錄下來。當他們比較采訪和記錄的結果時，他們注意到數據中有一處奇特的異常。

　　普通的小提琴手傾向于低估他們在休閑活動中所花費的時間：他們認為自己每周用大約 15 個小時在這上面，實際上他們花費了近兩倍的時間。相比之下，優秀的小提琴手可以“相當準確地估計他們分配給休閑活動的時間”——大約 25 個小時。 最優秀的演奏家能夠投入更多的精力來管理自己的時間，思考利用時間的方法，并評估自己已經做過的事情。

　　換句話說，頂尖的學生正在運用一項刻意練習的習慣——正念（mindfulness）。這是一種能覺察自己表現的能力，讓本人能夠意識到他們的時間是有價值的，需要慎重地利用——這也包括休息時間。他們了解刻意休息的巨大價值。一些最具創造力的時刻在我們休息的時候產生，這一過程能讓大腦無意識地持續運作，并且可以讓人從中學習如何更好地休息。在音樂學院，刻意休息是刻意練習的伙伴，這對于其他專業的工作室、實驗室以及出版社同樣適用。正如在達爾文和龐加萊身上的發現，練習和休息都是必要的，二者不可分割。

　　對于關注這項柏林音樂學院研究的人們來說，這一部分優秀學生的經歷：睡眠模式、對閑暇時間的重視、以及刻意休息的培養，作為一種對刻意練習的必要補充——并沒有被提及。在《異類》中，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強調了杰出音樂演奏家的練習時間，卻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學生的平均睡眠或者小憩時間比那些表現普通的同學要多一小時。

　　這并不是說格拉德威爾誤解了埃里克松的研究；他只是忽略了那部分。而且他有很多持相同觀點的同僚和朋友，每個人都略過了對于睡眠和休閑的討論，僅僅去關注 10,000 小時。

　　這說明了科學家、學者和我們幾乎所有人都存在的一個盲點：我們更重視專注的工作，認為創造力來自生活竅門和與眾不同的習慣，或是被阿得拉（Adderall，一種治療注意力缺失/多動癥的藥）或LSD（Lysergs?ure-di?thylami，一種強烈的半人工致幻劑）所激發。那些研究世界級成就獲得者的人只關注那些成功者在健身房、跑道或琴房里所做的事情。每個人都關注最明顯，可衡量的訓練或工作形式，并試圖使這些訓練或工作更有成效。他們不會去想是否有其他的方法來提升表現、改善生活。

　　這就是我們為何愿意相信取得世界級成就是經過了 10,000 個小時的練習的。但這是錯誤的。成功需要的是 10,000 個小時的刻意練習，12,500 個小時的有效休息以及 30,000 個小時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