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鈾礦山（包括放射性較高的非鈾礦）、核電站、西北核試驗場下風向等地區可能影響面積約達5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0.5%左右。”這是記者在日前于北京召開的香山科學會議第618次學術討論會上獲知的數據。
科學家已經發現了這些區域生態安全面臨的種種威脅。為此，此次會議執行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潘自強指出，應開展可能污染礦區和污染程度評價，并對石煤、稀土等含放射性較高物質的生產企業開展環境影響評價。
“公眾照射”明顯增加
因為當地礦業開采，西南一個小鎮的居民受伽馬輻射和氡-222輻射劑量達到每年約410西弗。“這大約是我國核電鏈產生輻射劑量的10倍。”在此次香山科學會議上講起這一數據時，長期從事輻射防護和環境保護工作的潘自強提高了聲音。
研究人員對比了上世紀90年代前后和2000年前后我國居民所受天然輻射有效劑量后發現，來自宇宙射線及陸地本底伽馬輻射的劑量變化不大，而源自氡及其短壽命子體等放射性物質的輻射劑量大幅增加。作為一種天然放射性氣體，氡衰變時釋放阿爾法射線，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已有確切證據表明，氡是除吸煙以外導致肺癌的第二大因素。
不僅如此，調查數據顯示，我國食品和空氣中的釙-210、鉛-210也明顯高于聯合國原子輻射影響科學委員會有關報告書中的數據。
對此，此次會議執行主席、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程建平，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專家也表達了和潘自強一樣的擔憂。他們認為，來自天然輻射的公眾照射明顯增加，有可能損害公眾健康。特別是源于典型核輻射區域的放射性物質所引發的生物累積和輻射效應也會產生潛在的生態風險，給大眾健康與食品安全帶來挑戰。
來自礦業的潛在危險
在潘自強看來，追根溯源，礦業和相關產業是我國人為活動產生的國民所受輻射劑量的主要來源。“石煤、稀土等含放射性較高物質的生產企業值得高度關注。”他強調。
2006年年底至2009年，國家環保部開展了第一次污染源普查。調查結果表明，全國伴生放射性污染源調查確定的企業產生的工業固體廢物中，含放射性固體廢物量合計達1.714億噸。稀土、鈮/鉭和鋯石礦產品以及原礦中鈾-235、釷-232和鐳的活度都高于每千克1000貝克。
北京師范大學核科學與技術學院張豐收團隊也對我國可能產生放射性物質的區域開展了調查。初步結果顯示，我國鈾礦山（包括放射性較高的非鈾礦）、核電站、西北核試驗場下風向等地區，其可能影響面積約達5萬平方公里，約占國土面積的0.5%。
“廢礦石堆放在數萬公頃的土地上，地表遺留了數以萬計的坑道、廢石、豎井、淺井、探槽等；從坑道流出的含有鈾、鐳的涌水乃至降雨淋洗廢石造成的放射性廢水，以及由氡及其子體與放射性氣溶膠構成的氣態放射性物質持續對外界排放。”作為此次會議的執行主席，張豐收在會議報告中描述團隊在調查現場看到的畫面。
對此，張豐收深感擔憂：“一旦這些區域出現嚴重的放射性物質大量外泄，特別是長壽命放射性核素與放射性氣體氡等，不管它們經食物鏈轉移進入食品，還是通過其他途徑進入生態環境，都將危害公眾健康。”放射性物質的生物累積和輻射效應也會產生潛在的生態風險，影響生態環境安全。
亟待開展科學評估
對于來自放射性物質的潛在威脅，與會專家認為，對典型核輻射區域開展科學評估勢在必行。
潘自強建議，當前，應盡快開展可能污染礦區和污染程度評價，進一步評估已查明廢渣的影響，開展石煤、稀土等含放射性較高物質的生產企業環境影響評價，全面調查和評價我國食品中天然放射性水平，選擇典型礦區開展氡致肺癌流行病學調查。
高福指出，對這些區域的生態環境安全評估要按照“健康中國”的基本原則，開展必要的放射效應研究，為揭示生態安全與公眾身心健康之間的關系提供理論依據。
“中國錦屏地下實驗室為痕量放射性物質測量奠定了國際一流的基礎。”程建平指出,“通過它能準確評估放射性物質在生態系統中的分布，也能很好地研究低劑量的輻射效應。”
張豐收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列舉了多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典型的輻射區域生態承載力如何？當前放射性物質污染情況如何？放射性核素遷移規律有哪些？這些區域應當如何平衡產業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
圍繞這些問題，科學家計劃在未來幾年建立相關評價指標體系和評估模型，從而構建典型核輻射區域生態承載力與產業一致性評價技術體系，研發環境修復技術，并開展相應方法和技術的示范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