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核亂”，中國怎么辦

　　日本核危機后，似乎在一夜之間，核能就由一個護衛人類清潔未來的天使，變成了一頭令世人恐懼的怪物。德國、瑞士等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表示要停建新的核電站，以美國為首的另外一些國家，則聲稱自己不會因噎廢食。

　　世界因為一個“核”字亂成了一團。對于核能這樣一個“燙手山芋”，究竟是“冷處理”還是再“添把火”？在這樣的十字路口上，許多中國人也更想知道，中國的核能將何去何從？

　　對這個大問題，兩院院士師昌緒很關注。“因為核能的問題，現在全世界都吵得沸沸揚揚，我們院士有責任發揮自己的作用，說明一些問題。”作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聯誼會的會長，耄耋之年的師老在日前召集起一批兩院資深院士，舉辦了一場“核能發展問題研討會”。

　　核發展，中國有充足的理由

　　福島核電站出事以后，多國政府紛紛表態對核電站“非關即停”，核電在這些西方發達國家似乎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然而，在這些國家作出謹慎的姿態之后，卻又紛紛表示支持發展中國家繼續發展核電站。比如在幾年前，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接待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團時，就發現美國人此行的目的是向中國推銷核電技術。無獨有偶，德國最近也在熱衷于把核電站的相關技術輸出給中國和印度。發達國家這些“大方”的動作引起何祚庥的思考，“我國應該冷靜地觀察和評估”。

　　根據我國制定的核能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50年，我國核電站發電總功率要由目前的900萬千瓦發展到4億～5億千萬。這樣的發展速度在何祚庥看來，存在著“大躍進”的風險。

　　何祚庥認為在設計核電站的時候，必須把極端災難發生的情況考慮進去。核電站的設計和運轉必須大幅度提高安全標準。“必須確保不再發生福島這樣的事故。如果做不到，就只能延緩建設。”　

　　“我們在談核安全的問題，不能只看核電站，還要看到核燃料的后處理，我們必須確保這些剩余長壽命的放射性的核廢料，在其生存期間不會污染環境，不會污染地下水。”

　　然而，我國能源問題的現狀卻讓人不得不“向核看齊”。目前我國電力能源主要依賴于煤炭，但煤電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卻讓承擔了40%減排任務的中國不堪重負。

　　而似乎沒有污染的太陽能、風能，其實在設備元件制造過程中，也在消耗能源的同時排放了大量的溫室氣體。

　　與上述能源的窘境相比，核電的市場空間似乎無比巨大。中國目前900萬千瓦的核電裝機容量，僅占全國總發電裝機容量的1.3%。而根據2008年國家新調整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20年核電裝機容量的目標為7000萬千瓦，在總發電裝機容量中占4%，“而風電是5%，核電比例比風電還低，其實我國核電的發展并不快。”物理化學家、中科院院士徐光憲說。

　　理論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賀賢土也認為，中國有充分的理由發展核能。從全球范圍來看，法國核電占全部發電量的76%，美國占到20%。“我們的核能太少了，就算是2020年4%的目標，也是相當保守的。”　　

　　核安全，天使還是魔鬼？

　　從美國三里島事件、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到日本福島核泄漏，人類歷史上已發生過3次重大核安全事故。許多與會院士認為，前人的教訓必須要充分吸取，我國的核能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穩妥前行。

　　事實上，目前我國已投入使用的核電站多采用的是二代技術，而在建的則有許多采取了安全系數高出許多的三代核電站。

　　“我國對核電發展的態度總體來說非常謹慎。”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教授張作義認為，“核并不是一個在科學上解決不了的問題，要不斷吸取教訓，不斷改進。不能盲目恐核。”

　　在大多數與會院士看來，福島的災難固然令人震驚，但并不能改變核能是一種安全、清潔能源的概念。

　　例如，核電站排出的溫室氣體只有煤電的1%，而核能對環境產生的輻射劑量也比煤電小1～2個數量級。據聯合國輻射效應委員會統計，截至2007年，全球因核及其燃料循環（不包括軍用核能）致死的人數只有37人。

　　相比之下，“我國煤炭行業每年死亡人數在2000人左右，而且只有1/3的煤礦在安全上是合格的。”輻射防護和環境保護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潘自強說。

　　不過，生物化學家、中科院院士楊福愉卻認為，現在就給福島事故的核輻射效應蓋棺定論還“為時尚早”。

　　“核能的死亡率雖然低，但從生物學角度來講，只考慮這一方面是不全面的。”楊福愉說，“切爾諾貝利事件中急性致死的人不多，但后面包括白血病在內的腫瘤發病率還是很高的。除了慢性病，核輻射的后效應還會遺傳到下一代。”

　　核武器工程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認為，核能發展要講究“穩妥”兩個字：“我國在正常環境下的核安全做得不錯，但在極端災害條件下，如何解決安全問題，做得還不夠。”

　　而此次福島事故暴露出來的管理問題也讓胡思得深感憂慮。事發后，日本將事故的處理完全交給東京電力公司，公司考慮到自己利益，延誤了最佳搶救時機。

　　建核電站時的安全標準怎么設定、燃料怎么進行后處理、發生突發事件時要不要將核電站整個報廢，這些問題都涉及核電成本。“核電站的管理應該是一種國家行為，不能全部讓經營者說了算。”胡思得說。

　　核政策，不宜大起大落

　　徐光憲的人生似乎和中國核政策的變化是分不開的。20世紀50年代，毛主席號召搞原子能的時候，徐光憲從化學系被調到了物理系；80年代，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以后，中國核能方面的研究也跟著停了，徐光憲又回去研究起了化學。

　　“我們現在有900萬千瓦的核電，可又發生了福島事件，核能是不是又一次要下馬呢？”徐光憲說，“我不贊成搞核能‘大躍進’，但我們好不容易把核能的建設恢復了起來，我也不同意再次大幅度調整核政策。”

　　這樣的聲音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但我國核能基礎研究方面的欠缺，卻讓政策的支持者感到如履薄冰。

　　“我們的思維方法有問題，別人說什么我們就聽什么，美國人說不行我們馬上停。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卻不投入經費去研究到底行不行。”賀賢土說。　

　　搞了一輩子的核試驗技術和放射分析化學，中國工程院院士楊裕生認為，我國完全有自力更生發展核能的能力。“聽說國家要拿出幾百個億去買法國的燃料后處理技術，我們搞放射化學的人都反對。我們不是沒有基礎，這一大筆錢拿出來一半支持我們國家的研究，就足夠建立起我們自己的技術體系了。”

　　在中國核工業發展的初期，國家共成立了航空研究院等3家研究機構，都涉及到輻射安全方面的研究。“這對于保障核工業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潘自強說，“可是我國至今還沒有一個專門的核安全研究所，我們也沒有一個像歐洲那樣的、全國性質的核與輻射事故搶救中心。”

　　潘自強所在的中國核工業總公司最近搞了一場鑒定會，主題是關于核事故搶救機器人的。可在會上，潘自強卻發現有的機器人根本沒有針對高輻射劑量的情況進行設計。

　　“我問制造者為什么不做這方面的數據，對方答曰怕‘機器人可能要報廢’。我說，你們做這種機器人，不就是要報廢的嗎？”潘自強說，“這類機器人研究得不少，但實用性卻不強，有關設備的研究非常需要加強。”

　　此外，核與輻射信息發布機制、核與輻射科普和心理教育、核與輻射事故分級表等的缺失，都是潘自強眼中中國核能的“軟肋”。針對這些問題，潘自強認為：“我們應該建立幾支隊伍，包括權威的專家支撐隊伍、專業化的媒體隊伍，以及有代表性的公眾隊伍。”

　　這樣的現狀同樣讓師昌緒很不放心。“大家都照葫蘆畫瓢，最后也不知道葫蘆是怎么畫成瓢的。核電沒有發動全國的力量，各部門自成體系，自己不做研究，也不贊成別人做。這是核工業的癌癥。”

　　看來，有關中國核能未來的爭辯，一時還難以結束。不過，科學共同體內有各種各樣的意見，在核安全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阮可強看來是件好事。“我們發表不同意見的活躍程度比美國差遠了。核能這么大的事，爭鳴是必需的，我們國家爭論得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