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諾貝爾生理學獎解讀：解碼免疫系統奧秘

　　編者按：北京時間10月3日、4日、5日，201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先后揭曉。作為最著名的世界自然科學大獎，諾貝爾獎得主及其成果吸引著無數人的目光。就各獎項獲得者和獲獎成果的詳細情況，本報對部分外媒報道進行了綜述，并采訪或約請了相關領域專家進行解讀，從今日起推出“2011諾貝爾科學獎系列解讀”，以饗讀者。

　　10月3日，201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塵埃落定。

　　美國科學家布魯斯·博伊特勒、法國科學家朱爾斯·霍夫曼和加拿大科學家拉爾夫·斯坦曼因在免疫學領域的杰出貢獻共同分享這一殊榮。

　　“他們發現了免疫應答的‘守門人’，革命性地改變人們對免疫系統的理解。”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評審委員會如是評價。

　　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美國科學院院士王曉東看來，“這個結果是眾望所歸，一點兒都不奇怪。應該是在今年最有希望獲獎的前三個項目之中”。

　　而記者就此向多位該領域的國內外學者求證，得到的回復均是獲獎者實至名歸。

　　“布魯斯·博伊特勒、朱爾斯·霍夫曼出現在我們2008年的預測名單中，而拉爾夫·斯坦曼則出現在2010年。”湯森路透“引文桂冠獎”首席專家David Pendlebury告訴《科學時報》記者。

　　湯森路透往往通過研究成果的總被引頻次來確定某領域最具影響力的研究人員，并以使用客觀數據高概率預測諾貝爾獎聞名。

　　那么，這三位科學家是如何解密免疫系統，從而得到評委會和業內專家一致認可的？

　　“在病原體與宿主長期的‘斗爭’中，機體進化出了高度復雜和精細的免疫機制，包括天然免疫和獲得性免疫。”曾在布魯斯·博伊特勒實驗室作博士后研究的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蔣爭凡告訴《科學時報》記者，“天然免疫是多細胞生物抵抗病原微生物感染的第一道屏障。”

　　1996年，朱爾斯·霍夫曼在果蠅中發現了由“Toll”基因編碼的關鍵受體蛋白，這種蛋白可識別微生物并激活機體的天然免疫，打開免疫反應的第一步。

　　而布魯斯·博伊特勒則把這種發現延伸到哺乳動物中。他的研究團隊證明小鼠中存在一個和“Toll”類似的基因，所編碼的受體蛋白同樣能激活天然免疫。哺乳動物的天然免疫對于抵抗病原微生物的感染也至關重要。

　　當第一道免疫屏障被病原微生物沖破，那么機體第二道防線——獲得性免疫將自覺地發揮防御作用。

　　拉爾夫·斯坦曼發現的樹突狀細胞，在第二道防線中具有重要意義。這種細胞是免疫系統中的“衛兵”，能激活T細胞，并讓白細胞識別、記憶并攻擊入侵病原。

　　“一些目前用來治療自身免疫疾病的新藥和很多正在開發的免疫治療癌癥的藥物，都利用了他們發現的這些機理和原理。”王曉東說。

　　2011年諾貝爾獎最大的遺憾無疑是拉爾夫·斯坦曼教授沒有可能親自去瑞典斯德哥爾摩領獎了。9月30日，諾獎頒布前三天，斯坦曼因胰腺癌去世。

　　斯坦曼教授的女兒亞歷克西絲說，父親曾對自己的研究成果獲得榮譽滿懷期待，但沒能堅持到這一天。

　　斯坦曼對科學的執著，一直持續到生命的最后。

　　據洛克菲勒大學博士后孔曉飛介紹，在與癌癥斗爭的幾年中，拉爾夫·斯坦曼甚至采用自己的腫瘤，培養出他自身的樹突細胞。

　　“真心地為他驕傲和高興！老頭子有一顆‘諾貝爾’之心……對他的教誨，我會永遠感激，也會學習他踏實地做學問和做人！”2009年，斯坦曼獲得全美最高醫學獎奧爾巴尼醫學中心獎時，他的學生劉康在自己博客上寫道。

　　孔曉飛因工作關系常和斯坦曼接觸。他介紹，在樹突狀細胞發現后的十幾年里，斯坦曼一直是一個人在進行著分離、純化、功能研究。直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樹突細胞才火起來。

　　將科學視為自己的生命，也是博伊特勒的人生軌跡。

　　“他的膽子非常之大，當時為了研究這個項目，把實驗室所有的其他題目全部停掉。”王曉東如此評價曾經共事過的博伊特勒。

　　博伊特勒的執著和對科學的癡迷，蔣爭凡也深有感受：“他這項工作持續了近10年，非常艱苦。最后連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都不愿繼續資助了。可他就認準這個方向，甚至實驗室最后一臺測序儀都是自掏腰包購買的。”

　　“他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個人生活，也從來沒有節假日。只要不出外作學術報告，早6點到晚9點必定在實驗室里泡著。”蔣爭凡十分佩服博伊特勒的刻苦。

　　作為諾貝爾獎分享者，也是博伊特勒好友的霍夫曼，同樣把科研當做自己的生命。為人謙和、不拘小節，也是他們共同的特質。

　　“我對他個人印象不深，他總是很低調。”北京大學醫學部博士王月丹在學術會議上見過斯塔曼三次。

　　“看看他工作的方式和態度，讓人常常覺得一些鉤心斗角太小肚雞腸。我申請工作，他不僅寫推薦信，還‘逼’ 著我早早準備好講座，在他的實驗室預演，然后寫了兩張紙的建議。”對霍夫曼的幫助，劉康一直心懷感激。

　　談到博伊特勒，蔣爭凡則總是將“nice”掛在嘴邊。至今，他們保持著很好的私人關系。

　　擁有諾貝爾之心并不代表他們不懂生活情趣。

　　“斯坦曼是個舞林高手，舞跳得非常棒！”孔曉飛告訴《科學時報》記者。

　　“博伊特勒特別喜歡巴赫的音樂，還試著自己譜曲。” 蔣爭凡回憶起在導師家過節并聆聽其彈奏自己寫的鋼琴曲的樣子，頗有些忍俊不禁。

　　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獎時，霍夫曼正在上海品嘗著蟹宴。這也是他的第四次上海學術訪問。

　　據上海生科院工作人員介紹，早在1980年，霍夫曼就首次訪問上海，并與原上海昆蟲所曹梅訊研究員建立了合作關系；次年邀請曹梅訊訪問自己實驗室。之后曾三次訪華。

　　事實上，其他兩位諾獎得主也和中國都頗有淵源。

　　2006年8月，斯坦曼曾接受中國工程院院士曹雪濤的邀請，赴云南昆明參加一次國際會議，并訪問中國若干城市。

　　而博伊特勒與中國的關系更為密切。作為廈門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兼職教授和“細胞應激生物學學科引智基地”的學術大師，他曾多次赴廈門講學。

　　“每次來都要給學生開講座，有時探討學術，有時暢談人生，很受學生們的歡迎。”博伊特勒在國內的另一個學生，廈門大學教授韓家淮曾表示。

　　新科諾貝爾學者們與中國的親密接觸讓國人再次近距離感受諾獎。

　　那么，我國在該領域現狀和未來發展如何，能否給國人帶來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