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十一五”期間的節能減排努力令世人矚目,但是不敵能源消費總量上升,中國仍然成為世界第一大排放國,并且這一趨勢在“十二五”期間仍將延續,中國將進一步拉大與第二大排放國美國的距離。
可以預料的是,中國在碳排放問題上承受的國際壓力依然巨大。與此同時,國內經濟轉型的需求迫切。兩股合力正在推動中國向低碳發展轉型,然而,前面的道路充滿了一系列復雜挑戰。
我國“十五”時期能源強度快速上升的趨勢在“十一五”期間一舉得到扭轉,并實現19.1%的下降,節能6.3億噸標煤;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20.8%,減碳15.5億噸,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提高了1.8個百分點;森林蓄積量增加了9億立方米。
這是11月9日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中國低碳發展報告(2011-2012)》(以下簡稱《報告》)最新出爐的一組減排數據。
“這些數據看似簡單,但是它背后折射出中國為經濟轉型作出的巨大努力。”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張國寶表示。
同時,中國已形成了低碳發展的政策框架和基礎。但中國清華大學氣候政策中心主任齊曄分析指出,這一基礎“仍非常脆弱”,“十二五”減排形勢依然嚴峻。
齊曄進一步指出,如果以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41億噸標煤估計,2015年中國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將可能達到84.6億噸,超過美國49%左右,這無疑將對中國的國際氣候談判形成巨大壓力。
“強度下降與總量上升而形成的交叉型、剪刀狀格局構成了我國現階段低碳發展的基本特征。在這種格局下,‘十二五’實現能耗強度下降16%、二氧化碳強度下降17%的目標充滿挑戰。”齊曄表示。
地方政府的經濟擴張沖動也對“十二五”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構成巨大威脅。《報告》指出,若各省區執行地方指標,2015年全國能耗將比執行中央規劃指標高出5億噸標煤、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出10.4億噸。地方與中央的能耗缺口在整個“十二五”期間高達14億噸標煤,約占2010年能耗的四成。整個“十二五”期間的二氧化碳排放缺口高達30億噸。
中央和地方指標的差異也增加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11.4%目標的實現難度。齊曄指出,要實現“十二五”規劃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目標,最大挑戰在于能源消費總量的不確定性。若各省區執行地方指標,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費需求將比中央規劃指標多5759萬噸標煤。
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表示,“十二五”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設想,比實施GDP能源強度下降目標更為有力,但能源總量一方面取決于GDP能源強度下降的幅度,一方面取決于GDP的年均增速。
根據目前各地區的GDP預期增速來看,即使實現GDP能源強度下降16%的目標,到2015年能源需求總量也將達到43.7億噸標煤,比2010年增長34.5%,相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將超過90億噸。
張國寶在回答《科學時報》記者提問時指出,“十一五”末我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已經達到32.5億噸標煤,如果以這樣的速度發展,“十二五”能輕易達到40億噸標煤,超過全世界煤炭消耗總量的50%,對我國的壓力和挑戰十分巨大。尤其是最近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得油價升高,制定能源消費控制總量很有必要。
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次研討會上,國家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長周大地評論認為,能源總量控制是一項政策創新,可以為盲目追求GDP增速起到“點剎車”的作用。
但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就此評論認為,總量控制的思路不可取,應該更多關注質量的提升。
據悉,目前國務院已責成國家能源局制定和測算能源消費總量控制指標,并將分解到各省。然而,相關測算的基數和標準仍不明朗,張國寶坦陳:“這可能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工作,要和各個省區有很多的意見交換。”
在齊曄等學者看來,與“十一五”相比,“十二五”增加了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和森林蓄積量三個約束性指標,其導向性更強、指標更綠、目標分解更合理,但這將是一項更高難度的任務。
個中原因是,在節能目標更高、指標力度更大,節能減碳空間減小、邊際成本上升的情境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面并沒有改變,仍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出口總量仍將上升,這些因素將對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形成實質性挑戰。
各級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沖動,也使得未來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面臨巨大挑戰。
此外,中國正處于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關鍵時期,公眾消費行為正在發生劇烈轉變。《報告》指出,2010年與消費直接相關的建筑和交通碳排放約占社會總量的31%,與2005年相比增長了41%,快于社會總量的增速。齊曄認為,中國需要對公眾的消費行為加以引導和制約,否則,消費側二氧化碳排放的過快增長也將對低碳發展構成壓力。
周大地認為,現有市場機制難以推動低碳發展,因為現在的發展是資本增值和擴張式的經濟增長模式,其目標依然是比拼物質消費水平。他認為,應開創推動低碳發展的市場引導機制和干預機制,推動改變世界經濟中不合理的價值分配和國際分工體系。
齊曄表示,“十二五”對于中國長遠的低碳發展是一個關鍵時期,不僅要實現預定的節能和二氧化碳減排目標,通過這一時期的發展,還應該穩固低碳發展的基礎,為未來更大減排目標的實現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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