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元春：我國的能源憂思

　　2011年是石油戰事多發的一年。

　　3月，爆發了由“北約”直接軍事干預的利比亞戰爭，法、英、意等幾個歐洲國家不惜投入巨額軍費而積極參與，重要原因是保護英國BP、法國道達爾、意大利埃尼等石油巨頭在利比亞的利益和保障本國的石油供應。7月，南蘇丹獨立，美歐等在蘇丹問題上對中國無理指責，主要原因也在于石油。11月，東盟外長會議和東亞峰會上凸顯的中國南海問題以及美、日、印等國的介入也是因為石油。年底，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陳兵軍演和美伊劍拔弩張的背后更是中東石油問題;美歐針對伊朗石油產品的經濟制裁使得中國總理緊急出訪沙特等四國，也是為了“找油”。一年里發生這么多事，都直接涉及我國油氣進口，因為油氣越來越依賴國外并已成為“國之軟肋”與受制于人的“七寸”了。美國戰略重點向“亞太”轉移，正在組織對中國的弧形包圍圈，一旦需要施壓，最簡單和輕而易舉的辦法就是切斷中國油氣運輸線，先把你的經濟和社會搞亂再說。

　　以上種種，難道不該在戰略層面上對國家能源安全問題，尤其是油氣安全問題多一些思考，多一些憂患意識嗎?

　　近10年美國能源戰略與政策方面的資料中出現頻率最多的用詞是“自主”、“安全”、“替代”、“生物燃料”以及“降低石油進口依存度”。

　　中國何時才提“自主與安全”的能源戰略

　　全球70%的石油資源集中于中東，而資本、先進技術和消費市場集中于美歐工業化國家，這就注定了雙方在資源、經濟、政治以至軍事上的爭斗與博弈。據《BP世界能源統計報告2011》，2010年世界石油和天然氣僅可分別滿足世界46.2年和58.6年的開采。油氣資源在漸趨枯竭，開采難度與成本越來越高，價格上揚是必然趨勢，在這盤油氣殘棋的博弈中，資源國與消費國之間的矛盾只會越來越尖銳，消費國之間利益的競爭只會更加激烈。

　　改革開放加速了中國工業化進程，能源需求激增，1993年成為石油凈進口國，成為一名晚了近百年的世界石油消費國俱樂部里的“新生”。俱樂部里那些雄踞百年和虎視眈眈的“老生”與一位腰纏萬貫、咄咄逼人的“新生”之間能和諧相安和世界大同嗎?中國不能過高估計自己的外匯儲備的作用，也不能只盯在全球剩下的這“半桶”石油上，想想是不是還有其他途徑。

　　看看石油消費國俱樂部里的那些“老生”們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對我們會有好處。

　　石油消費國俱樂部里的那些“老生”除了給“新生”處處“使絆”和明爭暗斗外，十多年前就已另辟蹊徑地準備“立足本土”了。

　　作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費國的美國，其為石油“立足國外”付出的代價太大了。經過多年準備，1999年克林頓發布了以石油替代為目標的《開發和推進生物基產品和生物能源》總統令;2005年布什在其簽署的《國家能源政策法》中專設了“乙醇訓令”，要求燃料制造商到2012年在汽油中必須加入2250萬噸生物乙醇，以每年減少20億桶原油進口。布什在2006年國情咨文演講中曾有段名言：“美國在使用石油上像吸毒一樣‘上癮’，而這些石油是從世界上不穩定地區進口的。最好的辦法就是依靠美國人的才智和技術進步，打破對石油的過分依賴，改善我們的環境、擺脫石油經濟。”“我們的一個偉大目標是到2025年，替代75%的中東石油進口。”

　　經過5年準備，在2007年通過的《能源自主與安全法案》，向世界宣告了美國的自主與安全的能源戰略，并規定到2022年全美必須生產和使用1.08億噸生物燃料(其中包括1.05億噸燃料乙醇)。當2008年世界糧食危機中美國生產玉米乙醇受到猛烈攻擊時，布什對媒體說：“問題的實質是我們的農民種植能源，并不再從不穩定地區購買石油，這是我們的國家利益所在。”多么鮮明的態度和立場，“國家利益所在”!

　　奧巴馬上任僅兩三個月，就給農業部長下達總統令，要求農業部加大加快在生物燃料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在美國建立永久的生物燃料產業;2011年3月奧巴馬發布《確保未來能源安全的藍圖》。訓令中將通過發展生物燃料以減少進口石油放在第一位，并宣稱“美國不能把長久繁榮與安全建立在將會枯竭的能源基礎上”，發誓要生產更多的本土生物燃油和提高燃油效率，在10年內使美國的石油進口規模(指每天1100萬桶)減少三分之一。

　　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發布的《能源展望2010》描繪了2035年前美國能源發展的輪廓，提出2035年，即再過25年美國的石油消費量仍可維持在2008年水平，因為石油需求的增長部分可全部由生物燃料替代，屆時燃料乙醇消費量將占石油消費量的17%，美國原油進口依存度將下降到45%以下。該報告還指出，未來的汽車中，以生物燃料和汽油為動力的靈活燃料汽車(FFVs)將占到40.9%，電動汽車占5.35%。

　　如果我們查閱近10年美國能源戰略與政策方面的資料和文章，出現頻率最多的用詞是“自主”、“安全”、“替代”、“生物燃料”以及“降低石油進口依存度”。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美國石油進口依存度終于由75%下降到47%，主要靠的是年產4000萬噸燃料乙醇，初步完成了由石油“立足國外”到“基于本土”的能源戰略轉變。美國能源部最近的數據顯示，在過去的6年里能源自給率逐漸提高，2011年前10個月達到81%。這是美國積百年之經驗和對當今形勢的高瞻遠矚，是一個成熟國家的表現。

　　2007年歐盟通過立法提出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中可再生能源要占到20%，其中交通部門燃料消費中生物質能源要占到10%的目標;瑞典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份額由1970年的77%下降到2008年的32%，首都斯德哥爾摩的公交車已全部使用生物乙醇和生物天然氣。2004年印度開始石油/農業領域的“無聲革命”，制訂了從2011年開始全國運輸燃料中必須添加10%乙醇的法令，違者將被起訴。日本經內閣會議審議通過的《日本生物質綜合戰略》提出由“石化日本”向“生物質日本”的戰略轉變，并制定了擺脫石油依賴的時間表。

　　無論從資源枯竭、爭奪激烈、代價高昂、能源安全、保護環境、可以持續等任何方面考慮，從“立足國外”到“基于本土”的能源自主與安全戰略的轉變都是大勢所趨。中國的能源問題比他們嚴重得多，對國家能源自主與安全的要求也迫切得多，我們何時才提“自主與安全”的國家能源戰略呢?

　　“自主與安全”和“基于本土”是一種態度和指導思想，不是“不進口”，“不走出去”。也不要因為我們四處弄油買氣而不好意思提“自主與安全”，正是因為我們資源匱乏和“四面出擊”，才更要提“自主與安全”與“基于本土”。美國十多年前提出能源自主與安全戰略時的石油進口依存度是75%，2010年不是還進口了5.85億噸石油，占世界總量的21.8%嗎?

　　與中國有諸多共同之處的巴西卻創造了一個生物燃料與農村經濟互促雙贏的局面，成為國家第一支柱產業的經濟奇跡。

　　不僅是“替代”還在于發展農村經濟

　　對石油與天然氣替代的唯一選擇是生物燃料，因而它總是與發展農村經濟相輔相成的。克林頓的《開發和推進生物基產品和生物能源》總統令指出：“目前生物基產品和生物能源技術有潛力將可再生農林業資源轉換成能滿足人類需求的電能、燃料、化學物質、藥物及其他物質的主要來源。這些領域的技術進步能在美國鄉村給農民、林業者、牧場主和商人帶來大量新的、鼓舞人心的商業和雇傭機會;為農林業廢棄物建立新的市場;給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帶來經濟機會。”克林頓在簽署此令時向媒體宣稱：“到2020年美國農民可因此而每年新增收入200億美元。”

　　奧巴馬就職兩三個月就給農業部長下達了關于在美國建立永久的生物燃料產業的總統令，強調“利用這個產業為美國加快發展農村經濟提供唯一的機會”。2011年8月，奧巴馬在愛荷華州召開的“農村經濟論壇”上動員私營企業積極參與到國家能源安全行動中來，并宣布撥款5.1億美元，加上私企匹配共10億美元，在今后3年中，由能源部、農業部、海軍部及聯邦航空署合作，推進用于航空/航海的第二代生物煤/柴油的研發和生產，產品由海軍部全部包銷。連美國海軍的力量也動用了起來，奧巴馬正在舉全國之力發展石油替代與農村經濟，并在白宮設立了農村事務委員會，以協調農村發展生物能源與能源、環保等有關部門的關系。克林頓、布什和奧巴馬通過發展生物質能源在為美國“三農”做實事。

　　作為農業大國的巴西，奇跡般地將甘蔗乙醇產業發展成國家第一支柱產業，替代了全國41.8%的汽油。巴西已建成10大甘蔗乙醇生產基地和由甘蔗種植—乙醇加工—專用汽車FFVs—國內市場—國際貿易的一套完善體系。2003年啟動的靈活燃料汽車市場，到2010年2月已超過1000萬輛，占汽車銷售的90%，且有1.2萬架小型及農用飛機使用乙醇燃料。2008年世界糧食危機中有人攻擊生物燃料時，總統盧拉說：“巴西的經驗表明，生物燃料不僅沒有威脅到糧食安全，而且可以在農村地區增加就業，為農民帶來了更多收入。”

　　美歐等工業化國家也十分重視通過發展生物燃料以促進農村經濟，而與中國有諸多共同之處的巴西卻創造了一個生物燃料與農村經濟互促雙贏的局面，成為國家第一支柱產業的經濟奇跡。中國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主要是農民大群體的收入增長太慢，“三農”沉疴難除。黨中央一再強調“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下發了城鄉統籌、現代農業、新農村建設、科技興農等一個又一個“一號文件”，為什么不能想想改變一下傳統農業的思維模式和落后的農業產業結構，想想“巴西奇跡”，想想中國“三農”問題的病根在哪里。

　　中國和印度過分依賴中東石油的“海灣石油癮”將帶來本國經濟與政治風險，如果這個地區有沖突與戰爭，中印將首當其沖地受到油價和供應中斷的影響。

　　懸在頭上的一柄“達摩克利斯劍”

　　《BP世界能源統計報告·2011》稱，到2010年底，按世界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探明儲量及生產量，三者可分別供開采46.2年、58.6年和118年。中國差之遠矣!石油探明儲量20億噸，年生產量2.04億噸和消費量4.53億噸，即可供開采10年或消費4.4年;天然氣探明儲量28000億立方米，年生產量968億平方米和消費量1090億立方米，即可供開采29年或消費25.7年;煤炭探明儲量1145億噸油當量，年生產量18億噸油當量和消費量17.14億噸油當量，即可供開采63.6年或消費66.8年。中國是個化石能源資源匱乏，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極貧的國家。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消費激增，2010年的能源消費占全球能源消費總量的20.3%，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能源消費國，其中煤炭消費量占全球消費總量的48.3%(《BP世界能源統計報告·2011》)。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后，2009年的石油對外依存度攀升到53.6%，2011年接近60%;2010年天然氣進口量200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20%。在雄厚外匯儲備支撐下，十多年前開始的“走出去”戰略發揮了重要作用，從中東到中亞，從俄羅斯到南美都有中國油氣資本注入，運輸船只的往來與管道鋪設，解決了用能的燃眉之急。但吸毒般的“石油癮”越來越大，對外依賴性越來越強，國家能源越來越不安全，隱患越來越令人擔憂。

　　美國國防部的《2007年中國軍力報告》里有一幅“中國至關重要的海上通道”的附圖，文字說明是：“中國嚴重依賴關鍵性的海上通道來保證其能源進口，約80%的中國原油進口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難怪美國軍方曾揚言中國的石油咽喉掌握在他們手上。國際能源組織IEA發表的2007年年度報告提醒說，中國和印度過分依賴中東石油的“海灣石油癮”將帶來本國經濟與政治風險，短期風險是增加國內通脹率，長期風險是這個地區如有沖突與戰爭，中印將首當其沖地受到油價和供應中斷的影響。僅2011年在非洲和中東出現的上述種種跡象以及正在急劇惡化的形勢，不正使中國“立足國外”的這個“國之軟肋”暴露無遺，到了IEA預言的邊緣了嗎?對手可以隨時以此敲打、要挾和恐嚇我們。我們已經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已經受到了嚴重威脅，難道我們打算長期忍受而不從戰略上考慮能源的自主與安全嗎?

　　不要忘記，“油氣立足國外”是懸在中國頭上的一柄達摩克利斯劍。

　　中國缺電是事實，難道就不缺油嗎?缺油少氣靠什么?唯一的依靠就是生物燃料。

　　能源替代的戰略重點應該是油氣

　　中國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講究的是深謀遠慮、未雨綢繆，預則立、不預則廢等等，不想竟是在能源這個國之命脈上受制于人，并且在這條險徑上走得如此之遠。令人困惑的是，2011年12月國家能源局發布的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規劃中，風電(1億千瓦)和太陽能發電(1500萬千瓦)十分突出，數倍或十數倍地增長，而對唯一可以規模替代石油的燃料乙醇卻在2010年168萬噸基礎上僅新增300萬噸。即2015年的燃料乙醇發展指標只相當于2010年全國石油消費量的0.7%，這對減少石油進口(2011年進口石油2.94億噸)有任何意義嗎?也許規劃制訂者根本就沒考慮減少石油進口問題。

　　中國缺電是事實，石油消費的60%靠進口，難道就不缺油嗎?缺電可以用煤電、水電、核電、風能和太陽能發電緩解。缺油少氣靠什么?唯一的依靠就是生物燃料。油氣立足國外已經給國家造成了如此大的困難，難道在可再生能源規劃中不該以油氣替代作為戰略重點嗎?邊緣化生物質能源的可再生能源規劃符合中國國情和能情嗎?

　　道理并不復雜，復雜的是中國為何如此漠視國家能源安全?在發展可再生能源中為何如此地重風電而輕油氣替代?有人說這與什么“利益集團”和“分蛋糕”有關，筆者說不清楚，還是說些技術層面上的問題為好。

　　我國有約4億畝待墾荒地可用于種植非糧乙醇原料，如果加上部分不能種糧食的低質農田，可具年替代石油1億噸以上的潛力。

　　1.5代任主攻 2代為第二梯隊

　　替代石油可以有多種選擇，經美歐等多項長期試驗與實踐證明，能規模地替代石油的主要對象是生物燃料，特別是燃料乙醇。2010年全球燃料乙醇產量8300萬噸，替代了5500萬噸石油。中國169萬噸，占全球產量的2%，為何中國如此地不待見燃料乙醇?

　　在中國，以糧食為原料的1代燃料乙醇決不可行，2006年提出的非糧乙醇發展方向是眾心所向的。問題是“十一五”期間為何毫無進展和“十二五”新增300萬噸的“不死不活”局面是怎么回事?技術層面上的原因是2代纖維素乙醇技術不成熟，對1.5代非糧乙醇“看不準”，所以才踏步不前。其實根子是規劃制訂者沒把減少石油進口當回事，也許擔心發展生物燃料會多切“蛋糕”，以此為說辭而已。

　　2代纖維素乙醇代表著未來發展方向，美國等投巨資研發多年，但技術挑戰比預想的要大，至今尚未實現商業化生產。據《能源自主與安全法案2007》制定的目標，2010年美國應生產9.5億升纖維素乙醇，實際只生產了0.25億升。中國的中石油、中糧、天冠、豐原集團等公司經多年努力也有了試驗示范的小規模裝置，但要進入商業化生產和對石油形成實質性替代還需一個較長的時間。

　　1.5代燃料乙醇是指以甜高粱稈和木薯等非糧作物為原料生產的燃料乙醇。甜高粱耐旱、耐澇、耐瘠薄、耐鹽堿，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從東海之濱到塔里木盆地都可以生長，特別適合于在北方的鹽堿地和沙地等低質土地上種植。生長期4~6個月，莖稈高3~5米，每公頃產鮮莖45~70噸，汁液豐富，含糖量17%~21%，可與甘蔗媲美。甜高粱用種少，產量高，農田管理簡單，生產成本低，在南方可一年兩茬，海南島一年三茬。除甜高粱外、木薯等薯類和菊芋等也是生產1.5代燃料乙醇的備選原料。據農業部2010年的專項調查，我國有約4億畝待墾荒地可用于種植非糧乙醇原料，如果加上部分不能種糧食的低質農田，可具年替代石油1億噸以上的潛力。

　　土地有了著落，非糧乙醇的原料問題就好解決了，問題是轉化技術怎么樣?經多年小試和中試，清華大學的甜高粱乙醇ASSF固體發酵技術于2011年在直徑3.6米，長55米的固體發酵罐連續發酵試驗取得了成功。發酵時間30個小時，可發酵糖轉化率超過92 %，實際乙醇收率達到理論值的94.48 %，過程簡捷能耗低，經濟性和環保性好。此外，“中糧”在廣西北海年產20萬噸的木薯乙醇已經成功運行了4年，技術也趨成熟。筆者認為，對1.5代燃料乙醇還有什么看不準的可以趕緊去檢驗、去促進，觀望、等待和壓縮發展指標不是應對中國油氣危機的辦法。

　　再說，即使纖維素乙醇可以大規模生產了，僅靠每年的兩三億噸秸稈是遠遠不夠的，必將與正在發展的生物質發電爭奪原料。從長遠看，必須利用墾殖邊際性土地以擴大生物燃料的原料來源。秸稈和能源草用的是纖維素，而甜高粱用的是莖稈中的糖和薯類用的是塊根中的淀粉。1.5代和2代乙醇是多元化問題而不是先進與落后問題，更不是排他性的。

　　1.5代非糧乙醇產業化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了，當然實施中還會遇到一些問題，但都不會是實質性的，與風電相比就不是問題。當前國家能源形勢那么緊張，絕不能因枝節問題而猶豫裹足，當斷不斷必有后患。正確的布局是1.5代非糧乙醇任主攻，2代纖維素乙醇作為第二梯隊，立即備戰出征。

　　生物天然氣在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法國等多用于熱電聯產，瑞典、瑞士等國多為車用，商業化都已十多年。

　　主動培育即將異軍突起的生物天然氣

　　繼煤炭和石油，天然氣時代正悄悄到來，它的自身優勢和人們的開發使它日漸走到能源前臺，從常規天然氣到非常規天然氣。當美國準備大力開發頁巖氣的時候，歐洲的生物天然氣已成規模。德國2010年有近5000多家沼氣廠，發電產能1650兆瓦，超過了水電，預計2020年將占全德總發電產能的10%。2007年瑞典提純后形成的生物天然氣驅動的汽車1.5萬輛，加氣站布網遍布全國;瑞士首都伯爾尼的公交車大部分使用提純沼氣與天然氣混合的生物天然氣。

　　所謂生物天然氣就是我們熟知的沼氣，它與天然氣的主要有效成分都是甲烷。沼氣甲烷含量在60%左右，提純到90%以上即同于一般的管道天然氣，可用作燃料或發電;如凈化到97%以上即等同于車用天然氣，熱值與性能無異，統稱之為“生物天然氣”。生物天然氣在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法國等多用于熱電聯產，瑞典、瑞士等國多為車用，商業化都已十多年了。

　　生物天然氣不僅具有化石天然氣的各種優點，還有化石天然氣所不具備的許多長處。它可以再生，且原料來自能吸收空氣中CO2的植物，以及對畜禽糞便、植物莖稈、工業和城市高COD值有機廢棄物(污染源)的循環利用，故按全生命周期(LCA)分析法計算，化石天然氣的溫室氣體凈排放量(每1千瓦時做功能量的CO2排放克數)是398克，而生物天然氣是負414克，它是最環保和最清潔的能源。如果與其他清潔能源相比，它不需要任何專門設施而可共用天然氣的管道和配送系統進入千家萬戶和交通工具。此外，它是生物質經厭氧發酵轉化生成，而在各種生物能源轉化方式中厭氧發酵效率幾乎是最高的。

　　我國農村戶用沼氣4000多萬戶，單體(發酵罐)裝置容積在50~300立方米和300立方米以上的中大型沼氣工程有近3萬處。在大型養殖場沼氣發電中，山東民和牧業公司日處理300噸雞糞及500噸廢水，日產沼氣2.8萬立方米，發電廠裝機容量3兆瓦，日發電7萬千瓦時;北京德青源雞場日處理雞糞212噸，日產沼氣1.9萬立方米，發電廠裝機容量2兆瓦，德清源技術已正式簽約轉讓美國養殖業。日產超過1萬立方米的車用生物天然氣已于2011年3月開始在廣西南寧市成功商業化運行，預計近一兩年內，北京、河南、山東、海南、河北等地將陸續出現生產經純化壓縮的車用生物天然氣的示范試點。

　　據程序教授估算，我國僅畜禽養殖場廢水、工業有機廢水和城市污水三項的COD年排放量超過1億噸，到2020年可達2億噸，可年產生物天然氣830億立方米，加上農作物秸稈和垃圾填埋氣可年產1500億立方米沼氣，可替代近9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比2008年全國天然氣實際消費量還多出100億立方米。

　　我國天然氣需求激增，缺口迅速擴大，近年以巨資向澳大利亞、土庫曼斯坦、卡塔爾、伊朗、俄羅斯等大規模引進天然氣，并在沿海大規模設立LNG接收站。我們完全有條件開發國內豐富的沼氣原料資源，減少天然氣進口。發展生物天然氣還可與環保產業和資源循環利用融為一體，與發展農村經濟和新農村建設密切結合。

　　要像上世紀50年代抓“橡膠”，六七十年代抓“兩彈一星”，七八十年代抓“糧食”一樣地打一場絕地翻身戰。

　　趕緊建設本土的綠色油田和綠色氣田

　　我們面前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按目前突出風電、邊緣化生物質能源和不考慮減少油氣進口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方案;一種是為了國家能源自主與安全，以非常舉措，將減少油氣進口作為戰略突破口。后一方案的提出和實施是需要極大勇氣與決心的，要像上世紀50年代抓“橡膠”，六七十年代抓“兩彈一星”，七八十年代抓“糧食”一樣地打一場絕地翻身戰。

　　如以2010年我國進口石油2億噸為基數，設置2015年減少石油進口4%和2020年15%的指標，折算燃料乙醇(1噸乙醇約相當于0.63噸石油)后的指標分別為1300萬噸和4500萬噸。那么，2015年燃料乙醇指標由現規劃的500萬噸上升到1300萬噸，2020年由1000萬噸提高到4500萬噸，是不是太不靠譜，太冒進了?

　　恐怕并非如此。與風電規劃指標的大躍進相比，上述構想實屬“小巫見大巫”。2006年風電發電能力是260萬千瓦，2007年發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中2010年和2020年的發展指標分別是500萬千瓦和3000萬千瓦。可是不到一年，就將2010年指標由500萬千瓦猛調到2000萬千瓦，2015年指標飆升到1億千瓦。再與美國比，美國2010年液體生物燃料產量是4000萬噸，2022年的規劃指標是1.08億噸。也就是說，即使2020年中國拿下了這場翻身戰，還是比美國晚了10年。看看印度，制訂了一個2020年以用5000萬噸乙醇代替86%進口石油的實施計劃，比上述“冒進”設想還多了500萬噸。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

　　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舉，像現在這樣零敲碎打地搞油氣替代是絕對不行的，必須趕快建設本土的綠色油田和綠色氣田。所謂綠色油田就是根據乙醇發展指標，建設相應面積的甜高粱、薯類、能源草(芒草、柳枝)等非糧原料種植基地。按每噸乙醇需3畝土地計，1300萬噸約需4000萬畝土地，4500萬噸約需1.35億畝土地。

　　占農田絕對不行，那么土地在哪里?根據農業部2008年的專項調查報告，全國有可用于發展液體生物燃料的宜能荒地4億畝，按0.6的墾殖系數計算，可建2.4億畝綠色能源農田，具有生產8000萬噸乙醇的潛力。在國家油氣安全受到如此嚴重威脅的時候，啟動這些長期沉睡的后備耕地，讓它們為國分憂，有什么不好?

　　新中國成立后為發展生產而于上世紀50年代開荒了2.4億畝;“三年困難時期”后開荒6000萬畝;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后開荒5400萬畝，今日為了國家石油安全，開荒億畝是十分必要的。以我國當前技術、資金、管理和政策水平，完全可以在墾殖后備荒地中做到生態、生產和經濟三豐收，一些受損生態還能得以修復與重建。

　　科學墾殖可以使受損生態得以修復與重建，可以提升低質生態系統的品質。這片綠色油田還是國家糧田的后備，一旦急需糧食或其他農產品，綠色油田中條件較好者立即改種也就是了，當年見效，比臨時開荒順手得多。可藏糧于屯，也可藏糧于地，美國也有大面積退耕休閑地作為農田儲備，政府給以獎勵。發展生物燃料不僅不會影響糧食安全，更能深化國家糧食安全。

　　綠色氣田是指生物天然氣的原料生產基地。一是以大中型養殖場的畜禽糞便為基礎，輔以作物秸稈和能源植物的“養殖場綠色氣田”;二是動植物產品加工工業(制糖、造紙、淀粉、食品等)產生的廢水廢渣為原料的“加工業綠色氣田”;三是以城市有機垃圾及污水等為原料的“城市區綠色氣田”。據天然氣業界預測，2020年我國天然氣產量預計可達1700億立方米，但因趕不上消費量的增長，年缺口在1000億立方米左右。如果彌補20%的缺口即200億立方米，原料資源和技術都不成問題。

　　當前我國發展經濟中的第一要務是擴大內需，如果從每年約1.2萬億元(2011年進口石油款為1966.7億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45.3%)的購油款，還有在“不穩定地區”的萬億計投資中拿出一小部分用于建設本土綠色油氣田以及轉化加工業，即可培育出一個龐大的內需市場。從土地和農民，農林廢棄物和非糧能源植物，原料生產和加工轉化，到機械制造和儲藏運輸、科技研發和社會服務等，是多么長的一個產業鏈條，可以提供多少工作崗位，對國民經濟有多大的帶動啊!

　　“三農”更在翹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