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居安思危實現強國夢想

　　●我們教給學生什么東西，其實并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學生走入社會，眼睛在看，耳朵在聽，他們切身感受到的社會現象，如果與他們在大學里受到的教育大相徑庭，學生就很難有堅定的信念走下去。

　　●我堅信文化不僅需要傳承，更需要創新。我們要揚其精華，去其糟粕。所有文化里都有糟粕，以前曾經輝煌的文化，隨著時代的變遷，可能已經不適應時代，也要有所揚棄。

　　在清華百年校慶之際，胡錦濤總書記專門提到了創新。我常常想，如果沒有錦濤書記的提倡，我們是否會認真討論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是否會讓大學回歸自然，成為一個文化傳承與創新的發源地？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需要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和包容百家的氛圍，現在我們大學的體制允不允許有這樣一個氛圍？

　　最近發生的很多事情——例如人大一位老師對學生會的評價，上海一位教授對小學干部的評論等等——這些評論引發了人們議論與思考。

　　我個人覺得，這種思考對創新是有益的。我們怎么樣教育學生，我們教給學生什么東西，其實并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學生走入社會，眼睛在看，耳朵在聽，他們切身感受到的社會現象，與他們在大學里受到的教育大相徑庭，學生就很難有堅定的信念走下去。

　　我非常敬佩朱镕基在清華百年校慶中和學生的談話，他特別強調要實事求是，要尊重事實。我深有感觸。我也經常在清華大學校內與學生開講座，我很關心我們的學生。

　　清華學生很愛國，很愿意奉獻。汶川地震時清華一千多名學生排隊獻血，北京召開奧運會時的義務活動，清華的學生也全力支持，他們在清華的象牙塔里受到的完全是正統、正面的教育。

　　但是很遺憾，從清華學生走上社會之日起，5年、10年、20年之后，很多學生的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們中很多人會放棄大學時代的信仰。

　　原因何在？實際上就是朱镕基講的，我們沒有實事求是地教育和要求學生。作為大學教師，我們必須把我們相信的東西教給學生。作為教育工作者，如果不能把我們所遵循的理念、道德底線教給學生，而是給學生說教一些連我們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我們怎么指望學生能一輩子相信這些理念？

　　我深愛清華，也深愛中國。我剛回國的時候對清華學生講，你們中間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離開校園后能夠保持初衷，10年、20年之后仍然不改變自己為國奉獻、為民服務的理想，并一直不懈地努力，中國就會因為你們而變得更加美好。

　　回來這些年，對有些方面的問題我感到失望。我覺得我們的教育和文化體系，難以支撐我們的學生這樣走下去。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引導學生，如何創建一個鼓勵創新和包容的文化體系，如何才能夠實現文化的傳承和創新？

　　我堅信文化不僅需要傳承，更需要創新。我們要揚其精華，去其糟粕。所有文化里都有糟粕，以前曾經輝煌的文化，隨著時代的變遷，可能已經不適應時代，也要有所揚棄。

　　什么叫創新？以我的理解，無論是文化創新，還是科技創新，都意味著創新者是少數，否則不叫創新，也就是說創新者常常會很孤獨。很可能他的觀點會受到爭議，甚至他的觀點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不正確的。那么，我們的文化是否鼓勵和支持創新？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氛圍，包容這種創新嗎？

　　我的成年生活一大半是在美國度過的——回國時間不過四五年，在清華的時間不過四年多一點，而在美國卻生活了十七八年的時間，我相信我的思想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

　　2011年5月10日，我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一個晚宴。當時以色列大使大談特談以色列人、猶太人如何重視教育。我當時說，中國人更重視教育，例如，當年去給美國人修筑鐵路的中國人，他們不管自己多么艱苦，還是想盡一切辦法讓自己的孩子上學讀書，經過幾代努力，現在都站起來了，成為美國社會的中堅力量。我還講到中國自古以來是如何重視教育的。這位大使卻不以為然，他說中國文化的核心跟他們有區別，猶太人的文化特別鼓勵創新。我不示弱地回應說中國文化也鼓勵創新。他說我給你舉一個例子：我們的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做過以色列外交部長、總統，他的母親是一個典型的以色列母親。每天放學回家后佩雷斯的母親只問他兩個問題，第一：你在學校課堂上是否問過一個老師回答不上來的問題？我聽到這里心里一涼。大使接著說，第二：你今天在學校是否做了一件令老師印象深刻的事情？我嘆了口氣，回答：大使先生，我的孩子現在上小學，他們每天回來我只問一個問題：今天聽老師的話了嗎？

　　在清華大學的課堂上，我經常鼓勵所有的學生挑戰我的思維，挑戰我的觀點，如果學生對我事事順從、從來不提不同觀點的話，我覺得我失去了做教師的職責。但是在家面對自己孩子的時候，我卻要求他們聽老師的話！這也許還是因為我受到了中華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這也是為什么我提出上面的問題：我們的文化是否支持創新？

　　此外，我們還需要居安思危。這個說法源自于我在國外和國內的感受。中國有很多令人驕傲的地方，例如在經濟上創造出了奇跡。1981年，我上初中二年級時，全國的鋼產量好像只有3100萬噸，現在一個普通規模的鋼鐵廠就年產2300多萬噸鋼。

　　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每一個中國人都揚眉吐氣。我國在科技、教育領域也有很多成就足以令我們驕傲，這是我們的“安”。

　　比如科學論文的發表和引用方面，我毫不懷疑再過幾年中國會是世界第一。很多人對此表示懷疑，說我們現在發表文章總數上去了，但是引用率沒有上去。我的預測是，5年、10年之后，我們的引用率也會極大地提高，走到世界前列。我們有龐大的科研人員隊伍，即便我們自己相互引用，也可以把引用率提升上去。

　　在學習別人的能力上，世界上任何一個量化指標，我們都可以很快趕上并超越。然而，我擔心5年、10年之后中國的科技水平，能不能和文章數量、引用率一起提高？這就是我所說的“危”。不用講我們的經濟轉型，不用講我們如何轉變目前以中低科技為主，勞動密集型，高污染、高能耗的經濟，這不是我的長處。我還是講一些具體的例子，事實勝于雄辯。

　　這段時間我很少看電視，消息主要來自于手機報。最近，南海不太平靜，無論是我們的共產主義盟友越南還是與美國走得很近的菲律賓，無論是近鄰日本還是南亞的印度都在南海滋事，其他周邊國家也不安分，甚至包括關系一直不錯的緬甸。平心而論，中國在國際上是很負責任的大國，有很多義舉，但是為什么在外交上并不太順利呢？我們在周邊國家中，為什么朋友并不多呢？這很令人擔心。

　　然而，更令人擔憂和關注的，是中國科技水平的現狀。新聞媒體當然要宣傳成就，否則普通百姓可能會失去民族自信和自尊。但我覺得精英階層則不同，包括科技工作者在內的精英階層對這個社會負有直接責任，這部分群體對國家的現狀，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特別是：我們的科技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它能否支撐我國未來的轉型？能否保證國家的安全？2011年我了解到的一些情況，讓我很擔心。

　　2011年，在宣傳“十一五”科技成就的時候，宣傳了我們的航天工程、干細胞研究、大飛機計劃、天河一號以及高鐵技術。然而，每個人都應該想一想，這些成就有多少高科技成分是中國原創的？高鐵我不用評論，已經有很多相關資料。天河一號，我擔心里面有不少技術甚至部件是來源于國外。關于大飛機，我想問飛機的引擎是誰設計制造的？——這些重大科技成就中，有多少核心技術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制造”？我國的干細胞研究和技術真的是世界領先嗎？我們計劃2020年實現登月，而美國早在1969年就已經實現了。

　　我們切不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一個小小的以色列，兩萬兩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我小時候生活的駐馬店地區一樣大。以色列人口七百五十萬，還沒有駐馬店人口多，但它的總體科技水平落后于我們中國嗎？

　　也許是我杞人憂天，也許會有人說我危言聳聽，但從小“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教育讓我不能不有這樣擔心。記得第一次看“神五”發射的時候，好像是2003年10月，是美國晚上時間9點左右，我當時非常緊張，攥了一手汗。原因很簡單，我看了一些國外媒體對我國航空工業問題的報道，很擔心出問題。發射成功后，我長出了一口氣，激動得一晚上都睡不好覺。到了第二天晚上6點，“神五”飛船收回到地面以后，一顆心才算放下了，心里感覺真是好。我相信旅居海外的無數中國人都會有和我一樣的感受，他們都會為中國科技往前走了一步而激動不已，都想為國家作貢獻。

　　在中國大事小事經常會被網民議論，有時會把很小的一件事情，不恰當地放大，網民拼命地跟帖，真正的大問題卻總是忽略。這個大問題，就是中國的未來。中國的科技之落后不容大家有其他的想法，我們要圍繞這個最主要的問題，圍繞這個中心一起努力，包括我們的文化傳承與創新，實際上都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強國之夢想。人一輩子有很多東西可以再生，可以重新擁有——財產、房產甚至國籍，但只有一點你沒法改變：從生下來那天起你就是中國人。

　　我有時候甚至有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就是用另一種方式來傳承與創新文化。在清華大學校內，有時我對學生說，中國真的需要一場文化的革命，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創新與傳承。希望中國的年輕人里有一批人能夠堅守自己的信仰，能夠不為社會上的世俗觀念所動搖，10年以后、20年以后還能夠信守自己的理念，這樣的人會成為中國的脊梁，會讓祖國變得更加美好，中國的前途會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