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華教授：大學精神與中國精神

　　大學的概念常被認為是“西學東漸”之后的舶來品，但事實上，我國西周時即有“太學”之名，漢代太學興盛，尊崇儒家學說、倡導通經致用，已堪稱古代大學的原型，流芳后世的漢唐文明即由此肇始。

　　四書之首《大學》更開篇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短短十六字，被稱為“大學”之三綱，由此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教育的核心理念。

　　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種種規章制度當然會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來文明的諸多影響，但“明德”、“親民”、“至善”的大學精神卻始終蘊含在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之中，歷經戰亂禍患、朝代更迭而從未斷絕。

　　20世紀40年代，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全國人民奮起救亡圖存的危急時局下，陶行知再次提出：“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陶先生繼承經典文化精髓而更新兩點，將知識者對社會與人民的關懷視為現代大學理念的根本，反映了一代杰出的教育家立足大學教育而關注時代民生的深遠眼光。追求真理而厚德愛民，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千年孕育的情懷，也正是知識分子應有之品格，中華文明的精神傳統與現代大學的精神訴求不謀而合，共同展開了我國大學真正走向現代化的新篇章。

　　顯而易見，大學作為知識的集中地，擔負著傳播專業知識、培養各個領域專家型人才的重任，但是大學之所以稱之為大學，關鍵在于其文化價值觀和精神境界。高等教育的理想絕非局限于“傳道授業”，而更是要引領時代風氣之先，促進文化繁榮發展，培養善于獨立思考、勇于為社會、為人生“解惑”的知識分子。

　　21世紀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進入了一個改革與發展的關鍵時期，大學的面貌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學校園舊貌換新顏，大樓林立，生源急增，但關于大學精神的探討卻不但不會銷聲匿跡，反而會越發引人矚目。梅貽琦先生關于“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金玉之言雖常常如雷貫耳，但在新形勢下，如何真正追尋大學精神、鑄造大學文化，卻往往仍存困惑與憂慮。

　　其實，對于大學精神的探討必然不能離開對于中國精神之思考。若將兩者割裂開來，將大學視為游離于現實社會之外的“象牙塔”，或將“精英教育”區別于千百年來各族人民共同滋養的精神土壤，那么，再美好的大學精神設想也只能成為無本之木。

　　現代大學的功能，包括培養人才、發展科學、服務社會和引領文化。這一方面是指大學積累了人類先進文化成果的重要成分，具備傳承文明成果，傳播大學人文精神、科學精神與創新精神的天然使命。另一方面，它也說明大學通過培養和輸出優秀人才，在積極地參與社會文化的建設。大學精神歸根結底還仍然是中國精神的有機組成，并且應當是中國精神中最具引領力量、最有先進文化導向性的部分。

　　大學精神，首先應當是對中國精神的最好的傳承。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未曾遭遇徹底文化毀滅的國家，中華文明滋養下的文人也同樣是一個精神極為頑強的知識分子群體。宋代大儒張載將中國傳統文人的理想總結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治學與為人的至高追求在傳統文化與傳統學人的精神世界里合而為一，奏響了中國文人精神的最強音。作為“研究高深學問”之場所，作為知識與文化的集結地，現代大學首先應當珍惜、借鑒和繼承中華文明的寶貴遺產，汲取傳統文化的精華，并令中國精神維系不墜。

　　同時，大學作為文化中心，更應該對社會文化起到積極的引領和輻射作用，應該成為引領社會文化向更高層次發展的有生力量。

　　今人談蔡元培，往往為“循思想自由之原則，取兼容并包之主義”的振聾發聵之聲所鼓舞，其實蔡校長對于大學教育的遠見卓識不惟在此。在《教育獨立議》中他這樣闡釋教育的意義：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盡一分子的責任。蔡元培先生在這里十分精辟地指出：教育的最終功能，不僅僅是以文化育人，更重要的是要人們共同參與到對人類文化的建設中來。這是蔡元培先生對中國古代“大學”精神的現代解說，也是在這個“中華文化走出去”和“中華文明大發展”的時代，我們尤其應該銘記的。

　　百余年前梁啟超先生振臂呼喊“少年智則中國智”。那么，在時代發展的今天，匯聚了少年與大師、凝結了千百年來先進文化精華的大學，在中國國家文化建設的大浪潮中更加應該當仁不讓。大學精神萌芽生長處，當是中國精神之真正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