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低碳城市，現實離理想還很遠

　　綠色出行是踐行低碳生活理念的方式之一。 

　　山東棗莊市小學生在校園門口參與“地球一小時”宣傳活動。

　　社區是低碳城市建設的基礎單位，目前，我國對低碳的關注度很高，同時對社區的關注度也很高，但對二者相結合的低碳社區的關注度卻并不高。

　　建設低碳社會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應該從一度電、一立方水、一塊隔熱玻璃這些小的方面做起。在全社會實現低碳，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社區是城市生活的基礎單位，集生活、服務、消費等綜合功能于一體，也是低碳城市建設的基礎單位。然而，《中國科學報》記者調查采訪發現，實現低碳城市從社區突圍，現實與理想、行動與概念之間仍相距甚遠。

　　由于低碳社區評價體系混亂、居民日常生活習慣使然，以及基礎設施落后等多重原因，我國低碳城市建設正深陷“囚徒困境”的泥淖之中。

　　近期，《中國科學報》記者走訪了北京市朝陽區傳媒大學家屬院、通惠家園小區，東城區南館公園附近的社區，以及西城區阜外大街281號院，實地了解北京市低碳社區的發展現狀以及社區居民的“低碳觀”。

　　“低碳就是要愛護環境，節水節電，進行垃圾分類。”傳媒大學家屬院一位年已古稀的李姓老人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低碳就是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少開車。”東直門中學一名學生說。

　　雖然現在的城市居民對于“低碳”二字并不陌生，但讓人憂慮的是，在實際生活中，低碳社區建設情況仍不容樂觀，很多社區居民往往不拘小節，缺乏實際節能行動。

　　“我、老伴兒還有兒子，一個月用7噸水就夠了，少的時候只需3噸水。”家住東城區南館公園附近小區的楊興華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用楊興華自己的話說，因為以前下過鄉，過過苦日子，所以對節水特別注意。她家的洗臉水、洗菜水都會積攢下來沖廁所。

　　然而，她也表示，雖然小區里節約用水的人不少，但也有一些家庭一個月用水高達20多噸。“看看電視上播的吃不上水的山區、干旱地區，常常覺得焦心！北京城已經這么缺水了，再這樣下去，要吃不上水了！”她焦急地說。

　　“說到底還是老人比較‘摳’，年輕人都不怎么在意節約用電，家里的熱水器、電燈經常忘關。”在南館公園附近的小區，幾位聊天的老太太對記者說。

　　以垃圾分類為例，一些小區目前還沒有垃圾分類這一項，即使有，分類工作也是有名無實。

　　在阜外大街281號院，記者看到在院里每個單元樓門前都有一個高1.2米左右、寬近1米的大個兒黑色垃圾桶。院子里的居民告訴記者，他們的生活垃圾都不分類，全都一股腦兒扔在塑料大桶里。

　　通惠家園小區一位田姓居民告訴記者，小區居民在丟垃圾時會把塑料瓶等有人回收的物品挑出來，放在樓門口，其他垃圾則不進行分類直接丟棄。

　　此外，還有居民表示，小區內沒有廢舊電池回收箱，給電池回收帶來不便。

　　對此，必維國際檢驗集團工業與設施事業部綠色建筑技術經理袁圓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我國垃圾分類基礎設施種類不全是限制垃圾分類的主要原因，城市垃圾回收系統應分別就不同種類的垃圾設置玻璃、塑料、紙制品、電子產品等不同的回收箱，以更嚴格的分類措施促進回收資源再利用。

　　今年40多歲的石墨從臺灣來內地定居已有多年。他特別提到了一個關于光污染的例子。小時候，他在臺灣生活的時候，夜里人們駕車等紅燈的時候就會把車大燈關掉。他來內地之后，看到并沒有人這樣做。

　　“晚上的大車燈晃得眼睛很不舒服，等紅燈時關閉大燈，不僅減少光污染，也可以省油減碳。”他說。

　　“目前，低碳的關注度很高，社區的關注度也很高，但二者相結合的低碳社區的關注度卻很低，這是目前低碳社區建設的一個現狀。”近日，在北京城市系統工程研究中心和臺灣南華大學共同舉辦的“海峽兩岸低碳城市與低碳社區建設研討會”上，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城市運行與管理實驗室主任劉建兵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劉建兵及其團隊目前正在開展一項名為“低碳社區測評方法及技術支撐體系建設”的工程項目。項目組提出了一個綜合社區工作范式及碳核查范式的低碳社區評價理論框架和評價指標體系，并以海淀區羊坊店街道為對象建設一個示范社區。

　　項目組研究發現，社區碳核查體系缺失是當前低碳社區建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為此，項目組正在為羊坊店街道建立社區碳核查體系，開發了相應的信息系統，并在街道6個社區進行試點。

　　“建設低碳社區需要建立專門的組織和制度，以推動這一工作持續開展。另外，從我們的研究經驗來看，一些街道和社區已經有較好的低碳意識，并開展了一些小規模的實踐工作，但總體上基礎還非常薄弱，在培訓、宣講方面也缺乏能力和經驗，需要相關專業機構的幫助和支持。這些都是我們在制定低碳社區評價指標時要考慮的問題。”劉建兵說。

　　在家庭節能方面，總體節水節電系統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同時，供水、太陽能改進等基礎設施改造也沒有完全開展。

　　同時，低碳社區的評價標準和指標體系是低碳社區建設中的重要部分，可以推動居民參與，達到低碳化的目標。然而，目前我國還沒有一個相對完善的衡量與評價體系。

　　對此，袁圓認為，低碳社區環境可以從周邊配套、綠化面積、人員可活動面積、社區雨水回收與利用、社區垃圾分類，以及小區風環境、光環境等方面進行綜合評價。

　　對于低碳社區內的建筑，可從其節水、節能、節材及室內空氣品質等方面進行評價。

　　然而，劉建兵認為，對于低碳社區來說，評價的主要對象是人，基礎設施、建筑、太陽能等方面的考量并非主旨。而當前的碳核查體系主要基于交易目的，用于企業；指標體系則通過設立標桿，限定碳生產與消費量，均不適用于社區評價標準。

　　維持一個人每天的日常活動大概需要4000千卡的能量，相當于0.5升油當量的能耗，等同于一個200瓦的燈泡24小時不間斷工作所需能源。然而，人類平均生活水平每天所消耗的能源為9.3升油當量，約為基本生存所需的20倍。

　　油當量是按標準油的熱值計算各種能源量的換算指標，1升油當量即1升油所能產生的能量。

　　日前，記者從“2012和諧能源之旅”全球巡展上了解到，生產9.3升油當量的產品需要消耗14升油當量的一次性能源。由于能源在開發、生產、轉化、運輸和儲存過程中，損耗量相當嚴重。人類日常生活中就有超過4升的油當量損失。

　　以老少皆知的牛仔褲為例，它從棉田采摘、紡成紗線、裁剪、銷售、洗滌、垃圾處理整個過程無一不需要能源消耗，牛仔褲的“一生”大約需要消耗60升油當量。

　　未來，隨著全球人口增長，人類將面臨更大的能源挑戰。1900年，世界人口為16億，人均能源日消耗為2.2升油當量；2000年，世界人口增長了3倍多，能源消耗也達到原來的2.5倍。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90億。

　　“雖然我國沒有歷史碳排放的責任，而且人均碳排放量均低于發達國家，但我國碳排放總量將會成為全球第一位。因此如果減排不從現在開始，不抓緊建設低碳城市，等到拉閘限電的那一天，就只能抓瞎了。”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崔大鵬如是說。

　　“除了低碳生活，我們沒有別的選擇。現在，一次性能源消耗很快，如果不采取措施，我們將會更快面臨資源大量短缺的那一天。”德國旭格公司中國區專家Andreas Gursch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他認為，建設低碳城市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但應該從一度電、一立方水、一塊隔熱玻璃等這些小的方面做起，要“拘小節”。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Andreas認為，實現節能一方面需要政府的鼓勵，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通過價格機制對一次性能源價格進行調節。

　　以電價為例，我國大陸居民用電約為一度電0.5元，日本則超過17日元，德國是0.25歐元，分別是這個價格的3倍和5倍。“必須在政策上予以合理化，這樣大家在用電的時候才能考慮到節能。”Andreas說。

　　對此，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低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國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由于各國收入不同，我國很多居民收入甚至不足西方國家的1/10，能源價格定位也不應該“一刀切”。實現節電除了需要居民注重日常生活節約以外，還應從提升能源利用率、節省發電成本上下功夫。

　　據了解，在全球范圍內，建筑物二氧化碳釋放量占二氧化碳總釋放量的33%，建筑物消耗的原料和能源占全部消耗量的40%。為了提升能源效率，歐洲大力推行“灰色”可持續發展，對老房子大量進行修建與翻新。

　　與我國50～70年的房子使用周期相比，歐洲的房齡可以達到200多年。盡管很多房子因為建造年代久遠，隔熱功能遠不如新式建筑，但歐洲人不會輕易就此拆除。因此，在歐洲蓋新房的公司只有50%，另外一半是修建老房的公司。政府一方面鼓勵百姓不建新房，另一方面對修建舊房的個人給予補助或者補貼，比如允許修房的個人進行低息貸款等。

　　“歐洲土地資源緊張，沒有更多的空地蓋新樓，另外，老房子也是歷史的見證。修繕以后的房子同樣舒適，并且很多百年以上的老房子到現在還跟新建的房子一樣漂亮。”Andreas說。

　　Andreas介紹，在德國有一種叫做energy plant的獨立建筑，日常生活中利用太陽能發電、地熱能取暖，不需要其他一次性能源，一年發的電卻比所用的電都要多。然而，由于這些建筑材料非常昂貴，現在還不能讓所有建筑全部做到這一點。不過也可以通過更換和使用LED燈具、采用具有隔熱功能的墻壁與玻璃實現節能。

　　1978年，德國政府開始制定節能標準，經過30年的政府引導，目前，德國社區、辦公大樓、醫院等建筑用材以及基礎設施已經基本達到節能的標準。

　　近五六十年來，臺灣氣溫上升了1.4度，是世界平均值的兩倍，全球排名第22位。在海峽兩岸低碳城市與低碳社區建設研討會上，臺灣南華大學教授、環境管理研究所主任趙家民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從2009年開始，臺灣開始自上而下推動了低碳城市計劃。

　　據趙家民介紹，臺灣人口的80%聚集在所謂都市之內。各個城市通過簽署節能減碳協議，開展低碳社區建設與評比活動。以嘉義縣為例，該縣為開展低碳社區建設，在小學生中間進行低碳教育，并由學生對家長進行低碳宣傳；在社區開展低碳講座，并發放小紀念品；同時，當地縣級政府也通過官網推廣低碳社區的理念。

　　據了解，去年，臺灣共評出11個優秀低碳社區，今年將再推選出另外6個。臺灣低碳社區的主要指標包含環境綠化、建筑低碳、節能、提出的改善意見建議、綠色運輸、再生能源等幾個方面。

　　“每個社區的特色不同，要從社區實際出發，讓低碳變成生活中的一部分才能成功。”趙家民說。

　　“城市不僅是全球氣候問題的主要責任者，而且自身面臨能源緊缺和環境惡化的局面，低碳城市建設勢在必行。”在海峽兩岸低碳城市與低碳社區建設研討會上，北京大學湍流與復雜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陳國謙表示。

　　事實上，我國已經有很多城市在低碳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北京國奧村小區建立了以中水循環、太陽能路燈等為特點的低碳社區系統；昆明建了很多濕地，并在石林修建了亞洲最大的太陽能發電站；杭州自行車系統的運行情況甚至可以和法國巴黎相媲美。

　　同時，自2007年起，我國推出“四節一環保”的綠色建筑評價標識（GBL），目前已有超過200個項目獲得認證。此外，自2005年我國第一個項目獲得與國際接軌的綠色建筑評價體系LEED認證以后，目前已有超過800個項目注冊，超過170個項目獲得認證。

　　“不管采用哪一種方式，每一個國家與城市的節能標準都不一樣，不一定要求統一的國際標準。而是要找到自己的點。”Andreas說。

　　據北京大學湍流與復雜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結果，目前北京市最大的碳排放“點”在于電力熱力生產行業，與全球趨勢相同；其次是交通、金屬冶煉；此外，食品業等排放量也較大。

　　專家認為，融節能、創新于一體的低碳生活不僅可以實現節能，還可以解決中國現在面臨的兩極分化的社會問題。

　　“低碳經濟應該是智能化、密集化、精細化、人性化的綠色生態循環型的發展模式，是低碳高效和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每個城市都要先摸清底數，做好碳審計，制定低碳城市發展規劃。”崔大鵬說。

　　目前，中國的人均碳足跡是5噸左右，美國大約是20噸。“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若都像美國一樣進行消耗，全球70億人即使有5個地球也不夠用。”崔大鵬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

　　碳足跡是指企業在產品生產活動中和個人在生活、交通等過程中引起的溫室氣體排放的集合。它描述了一個人的能源意識和行為對自然界產生的影響。

　　專家認為，在城市化過程中，我國必須走低碳發展之路。這既是挑戰又是機遇，我國當前的環境既有優勢也有劣勢。

　　目前，我國低碳城市建設的劣勢在于，國家正處于城市化發展中期，社會發展問題集中。歷史上，發達國家在這個時期也都是處于高碳發展的。

　　與此相對，我國有強勢的政府調控，同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沒有歷史責任，這些是我國建設低碳城市的優勢所在。

　　“未來20年，全球50%的新樓房將會建在中國。因為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還有很多農村人口要向城市遷移。因此，在低碳社區與低碳城市的建設過程中，中國有很大的機會。”Andreas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