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蔬菜供需鏈上的信息戰

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內，一名蔬菜批發商正準備停車休息。

山東某縣，村民們正在蔬菜種植基地采收土豆。

　　近年來，“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蔥你來”等現象相繼發生。圍繞蔬菜生產與消費，城市消費者與菜農之間，一直籠罩著一團迷霧。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蔬菜價格飛漲？菜農是否從中得到利益？誰在左右蔬菜供應鏈上的價格跌與漲？近日，《中國科學報》記者多方走訪，試圖完整地還原出城鄉蔬菜供應鏈上利益爭奪線路。

　　在城市消費者心中，菜賤傷農、菜貴傷民，不可或缺的“菜籃子”似乎存在一個“你高我低”的價格天平。天平的一端在城里，另一端則在農村。

　　農貿市場和超市里，高昂的菜價讓城里人叫苦不迭，默默地把抬高菜價的這筆賬算在農民頭上。而在天平的另一端，農民們卻在默默地承受低菜價、高成本給他們帶來的壓力。

　　其實，在蔬菜的供應鏈上，遠不止這天平的兩端。菜農、菜站、菜販子、物流、批發市場、農貿市場、超市等多個環節構成了完整的蔬菜供應鏈。在漫長的供應鏈上，各個環節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利益爭奪戰。

　　市場供需信息便是這場戰爭的“武器”。

　　5月10日，囤積了大半年的土豆終于以三毛五一斤的價格售出，河北省平山縣觀音堂鄉陳卜溝村的農民安樹兵終于長舒了一口氣。

　　這個偏僻的山村位于平山縣西北部。安樹兵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這里土地不平，土質也不好。農民世世代代以種土豆和玉米為生。”60多歲的安樹兵算得上村里的土豆大戶。但身處太行山區，他對村子外面的情況一無所知。

　　去年7月，安樹兵的5畝地共產出土豆兩萬五千多斤。這讓安樹兵激動了好幾天。土豆比前年的產量足足多出五千多斤！按照前年每斤1塊錢的售價，去年的收入便可以增加5000多塊錢。對于一個普通農村家庭而言，這是一筆不菲的收入。

　　不過，接下來半年內，事態急轉直下，著實給了他一個不小的打擊。

　　土豆收獲后，安樹兵便開始興沖沖地給菜販子老周打電話。出乎意料的是，老周對收購土豆只字不提。“他只說今年行情不好。”安樹兵回憶。“當時想，最多也就是賣不到以往的1塊錢，哪怕七八毛我也接受。”他仍然樂觀地期待著大山外面那個未知的市場，等著老周的大貨車轟隆隆地開進自家院子。

　　眼看著天氣漸冷，山區入了冬，安樹兵的土豆一個都沒有賣出去。“我至少給老周打過20個電話。”他說。

　　安樹兵感到有些心寒，自己已經與老周合作了八個年頭，頗有些交情。“僅僅因為外頭行情不好就不來收，還算朋友嗎？大不了便宜點給他！”他百思不得其解，最終把原因歸結到了“人情”上。

　　經過多個回合的交涉，安樹兵才從破碎的信息中拼湊出他認為還算合理的理由。去年，由于內蒙古一帶土豆豐收，導致市場供大于求，加上從內蒙古拉到石家莊、北京新發地的運輸成本，實在不值得到小山村里收購土豆。

　　和安樹兵一樣焦急的，還有整個觀音堂鄉的農民。全鄉6300畝土地上收獲了300多萬斤土豆，統統儲存在農民的地窖中，找不到銷路。他們只好自己把土豆運到縣里，以每斤3毛的價格賤賣一整年的辛勤勞作。“化肥、農藥、種子都在漲價，種土豆的成本超過1000塊了，賣這個價是要賠錢的。”安樹兵感到非常擔憂。

　　今年3月，觀音堂鄉主管宣傳工作的秘春明意識到，必須為農民們做點什么。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當時外面不知道我們有土豆，而我們也不知道哪兒需要土豆，所以土豆才賣不出去。”為了使村子里閉塞的信息發布出去，秘春明開始向上級部門匯報，請求援助。

　　4月，河北省當地媒體報道了觀音堂鄉土豆滯銷的消息，并在微博上廣泛轉載。只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安樹兵便以每斤三毛五的價格出售了滯銷的所有土豆。

　　雖然沒有賺錢，安樹兵說：“要不是春明組織宣傳，就賠錢了！”

　　其實，和安樹兵一樣，全國成千上萬的菜農對于外界市場信息的了解僅僅限于口耳相傳，毫不知情地承擔著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產生的巨大風險。

　　“農民的信息渠道長期處于閉塞狀態，導致其談判中的不利地位。”清華大學電子系大二學生李一帆在一次調研中發現了農民在蔬菜供應鏈條上的弱者地位。“造成這一結果的最關鍵原因便是農民通常只根據往年的市場行情來決定種植種類，這會導致供應過多，產能過剩。”李一帆說。

　　2011年8月，李一帆和其他四名同學前往河北定州市，試圖找尋“菜賤傷農、菜貴傷民”的真正原因，并形成報告《小農的豪賭》。

　　李一帆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菜農多數是分散銷售，外地貨主往往面對巨大的買方市場，不用擔心收不夠菜，菜農則會害怕自己的菜賣不出去。“貨主能對最終價格發揮每斤1到2毛錢的控制力。”李一帆說。

　　在李一帆等人對定州市的調研中，他們發現，在菜農和貨主之間還存在一個中間環節——菜站。

　　“菜站是介于農戶和買主之間的中介機構，一般采取兩三個人的家庭經營方式。分別與當地農民和貨主達成口頭協議，收購時還會對菜品進行一定的質量把關。”調研報告《小農的豪賭》中這樣定義菜站。理論上講，菜站是一個公平的“第三方”，為菜農和貨主的交易發揮監督、溝通的作用。

　　從作用上來講，菜站也是農業經紀人的一種。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農業經紀人隊伍正在茁壯成長。據統計，目前，農業經紀人總戶數達38萬余戶，經紀執業人員達61萬余人，業務量達1700多億元。

　　7年前，48歲的田國軍和妻子便在定州東關市場開了一家菜站，以他的名字命名。每天，當地都有大量菜農通過田國軍聯系外地貨主銷售蔬菜，“圓白菜、大白菜、青椒、菜花，我都賣過，有時候每天就賣2萬斤貨”。

　　毋庸置疑，一邊是菜農，一邊是貨主，菜站能夠最輕易地獲取最多的市場信息。“今年大白菜地里種得少，貨主都搶著買。”田國軍說：“所以往年賣2毛錢的大白菜，今年漲價到六七毛一斤。”

　　其實，在定州，菜站靠提取交易中的“中介費”來贏利，同時“中介費”也不會根據品種和市場行情的變化而改變，統一為每斤2分錢，可謂旱澇保收。

　　李一帆稱：“的確有一些菜站利用菜農在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等地位，收入相當可觀。”

　　盡管在國家層面和各地的農業產業化政策中，都提出了農業經紀人要服務于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但在現實的情況中，經紀人究竟與貨主利益聯結還是與農戶利益聯結，則完全受市場供求情況而定。

　　“農民老埋怨我們菜站幫著貨主壓低價格，再從中抽成。”田國軍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我們也要做長期生意的，都是憑良心做事。”他無奈地辯解。調研中，李一帆也發現，在市場良性循環還沒有形成之前，“良心”的確是唯一約束。

　　然而，如果為了避免讓人捉摸不透的“良心利益聯結”而徹底淘汰這一環節，菜站也會很受傷，看上去“旱澇保收”的“第三方”也在爭奪市場信息遭遇了不小的麻煩。

　　田國軍正在親歷這一切。最近，東關市場管理處開始對進場聯系菜站銷售蔬菜的菜農征收“進場費”。“每車三四塊錢，農民和貨主都不愿意來菜站交易了。”幾個月來，菜站的生意慢慢蕭條，田國軍有些苦惱。

　　這幾年，眼看東關市場的菜站一天比一天少，田國軍也萌生了退意。“也許這兩年就進城打工了。”對于未來，他作了這樣的規劃。

　　在最近幾次蔬菜價格異常波動中，“菜販子抬價”的觀點被許多人認同。同時，從掌握信息的角度來看，菜販子能夠對全國各地的蔬菜市場有所了解，為了謀取最大利益而壓價、抬價的行為似乎理所當然。李一帆等人考察了定州市土豆的價格，菜農通過菜站以0.55元的價格出售給菜販子，運輸至新發地后，則以0.85元的價格出售給下級經銷商，差價達到45%。

　　然而，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盡管在掌握整體信息上有一定優勢，菜販子仍然面臨與同行間的競爭，市場風險仍然隨掌握供需信息多少而變化。

　　47歲的趙建勇是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里的一名“老兵”，由他負責的20多人的隊伍駐扎在全國各地。最近，他正忙于從廣西、海南、山東等地收購長豇豆、花生、毛豆、豆角等蔬菜。

　　5月15日下午四點，《中國科學報》記者給趙建勇致電時，他以正在算賬為由，婉拒了采訪。兩個小時后，六點，電話那頭仍然吵鬧，趙建勇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工作安排。第二天早晨七點，他才終于有了幾分鐘空閑。

　　“這三個地方每天都有一車菜運到新發地，”趙建勇向記者介紹，“每車都有5萬斤左右的蔬菜。”

　　近幾年，油價的上漲使物流費用大增，讓趙建勇的成本上升了不少。“廣西跑一趟要一萬九，海南跑一趟兩萬八，山東跑一趟也要三千。”他說，“已經比幾年前翻了一番了。”

　　除了運輸成本外，他的生意中，另一個挑戰便是新發地市場內的供需信息。多年的經驗讓趙建勇已經形成了一個不那么嚴謹但絕對實用的供需“數學模型”。

　　“對于豇豆而言，如果新發地市場內有8車貨左右，每車貨盈虧持平，如果只有三四車貨，每車就可以賺1萬塊。”趙建勇對他自己的“小九九”駕輕就熟：“如果超過10車了，那就賠錢了，一天的活都白干了。”

　　去年，廣西豇豆豐收，趙建勇以每斤1.5元收購進10車豇豆。車到市場時，他傻眼了，運送豇豆的貨車停滿了新發地的院子。最后，這批豇豆以每斤七八毛的單價賤賣。

　　慘痛的教訓繃緊了趙建勇的神經，作為老板，趙建勇必須跟緊市場內的進貨情況，然后通知田間地頭的兄弟們，容不得一刻的松懈，工作節奏非常緊張。“今天豇豆多了，馬上打電話叫他們不要收購了。”他說，“每天手機電池都要用2塊。”

　　同時，市場內的老板們還必須在信息公開和保密之間反復“博弈”。記者采訪時，正遇上其他菜販向趙建勇打聽今天運來幾車豇豆，他沒有如實說明。“打個時間差，過一會再告訴他。”趙建勇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解釋。

　　在整個農產品市場中，供需信息大戰時刻發生在菜農、菜站、菜販子之間，信息不對等導致價格上漲卻無人獲利，這似乎形成了一個解不開的死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