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行政化是當前大學職稱評審病根所在

熊丙奇，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在行政化評審的影響下，高校師資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后果。能走紅吃香的，往往是那些能適應這種規則并善于運用這種規則的人，至于那些老老實實做學術的人反而會被逐漸邊緣化。評審評不出好老師，也就意味著學生遇不到好老師，最后的結果就是，教學質量的下降與學術風氣的敗壞。

　　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對同院教授大打出手，理由是對方使自己未評上教授職稱；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公開表示自己不愿去玩“職稱游戲”，拒評教授；湖南省高校教師職稱評審中，一名評審專家竟高調地在賓館“開房收錢”……近期，一系列事件將原本深藏在象牙塔中的大學職稱評審問題，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不少人質疑，我們的大學職稱評審制度好像不僅沒能評出優秀教師，反而成了制造各種丑聞的機器。

　　“我們的大學職稱評審完全被異化成了‘行政評審’。”近期，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教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指出，行政化是當前大學職稱評審的病根所在。想要改革大學職稱評審制度，應以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為前提。

　　中國青年報：對于近期發生的一系列有關大學職稱評審的事件，您怎么看？

　　熊丙奇：雖然這些事件只是一些個案，但它們能反映出我國目前大學職稱評審中存在巨大問題。腐敗、潛規則、缺乏公信力……當前大學職稱評審制度確實“病得不輕”。

　　中國青年報：病根是什么？

　　熊丙奇：行政化！大學職稱評審的本質上是對教師學術能力和教學能力的評價，可是我們的大學職稱評審完全被異化成了“行政評審”。在評定主體上，不論是獲得政府認定的自主評審資格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還是各省的教育、人事主管部門，都具有很強的行政性質；在評定標準上，基本上用的也是各種硬性的行政指標；對于評定對象而言，一旦被評上教授或副教授，一般也就終身享有相應的資格，像極了行政許可。

　　除了目前引起關注的職稱評審，比如，前些年在全國范圍內引起爭議的本科教學評估，有關部門也承認其中存在形式主義及弄虛作假的問題。可見，行政化是學術、教育評價的天敵，一旦各種學術、教育評價沾上了行政氣，必然會失去“學術”這最本質的兩個字。

　　中國青年報：您提到當前大學職稱評審標準行政化，但據我所知，現在評審的標準依然是論文、課題，為什么說這樣的標準很行政化呢？

　　熊丙奇：論文、課題看起來是學術標準，其實不然。先說論文，我們的標準是關注論文發表的數量及論文發表期刊的檔次，至于論文在講什么內容，評審時很少有人看。據我了解，現在有的地方在評審職稱時，甚至只要求提供論文封面和目錄的復印件。

　　至于課題，那就更不是學術指標了。對于一個申請到國家重大課題的教授而言，申請到課題并不表明取得相應的學術研究成果，只說明國家給了你栽種學術成果的“化肥”，還沒有產出，怎能以此為根據判斷學術高低？現在職稱評審比的是拿到國家“學術化肥”的能力，而非產生學術成果的能力。對于部分教授而言，正由于他們看透了其中的“奧秘”，經常在課題還沒什么成果時就將其包裝成了有成果的樣子，去參評各類獎項。然后再用獎金去公關新的課題，進而再去評獎。如此往復，金錢被運作到教授的口袋里，名聲被運作到教授的頭上，至于學術貢獻和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有時甚至是零。

　　在我看來，那些不申請課題、不靠“化肥”就能產出高水平學術成果的學者才最值得尊重。但在現實中，這些學者往往因為拿不到課題和經費（或不愿意同流合污去搞公關申請課題）而被認為是無能的，進而被逐漸邊緣化。

　　中國青年報：您曾在博客中指出，教授本應是一種職務，而不是一種職稱，我們現在恰恰弄反了。為什么這么說？

　　熊丙奇：職稱是一種經過行政許可的身份，一旦獲得，基本上終身享有；但職務更多是指一種具體崗位，在這個崗位上就有這個職務，不在崗位上就沒這個職務。在國外著名大學，教授更多意義上是被作為職務理解和對待。比如，有人應聘上耶魯大學教授，只是意味著他獲得了耶魯大學的一個教職，哪天他離開了耶魯大學，他就不再是教授了。如果他到了哈佛大學，只被聘用為副教授，那他也就只是副教授了。

　　然而，我們現在卻把教授完全行政化地理解為職稱，甚至是行政身份，一旦獲得這個稱號，相應的工資待遇基本上是終身享有，不隨具體崗位的變化而變化。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強調要去身份化，可是在當下大學中，教授這一職務卻越來越身份化、利益化。

　　中國青年報：當前大學職稱評審中還有一種怪現象——想評副教授，英語聽說讀寫必須過一定等級，而且要有一年的海外求學經歷。許多大學青年教師反映，這樣的評審標準毫無意義。您覺得呢？

　　熊丙奇：這就是行政化評審的典型性表現。學術評價應該根據不同學科、專業，甚至是不同研究問題的特點進行具體評價，不能“一刀切”。外語使用能力等同于教學科研能力嗎？對于一個研究古漢語的學者來說，要求人家那么高的外語能力做什么？更需要質疑的是，為什么評副教授非要要求一年的國外求學經歷，出過國就一定具有國際視野嗎？現實中，沒出過國也具備國際學術視野的大有人在。

　　所謂學術評審，應該是由“學術共同體”來判斷相關學術成果的創新性與貢獻大小；所謂教學評審，應該關注老師課堂上的表現，比如，組織課堂的能力、提供參考文獻的能力、組織學生討論課的能力、指導學生做學術研究的能力等。

　　中國青年報：如此說來，現在的大學職稱評審還能評出好老師嗎？

　　熊丙奇：當然不能。在行政化評審的影響下，高校師資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后果。能走紅吃香的，往往是那些能適應這種規則并善于運用這種規則的人，至于那些老老實實做學術的人反而會被逐漸邊緣化。評審評不出好老師，也就意味著學生遇不到好老師，最后的結果就是，教學質量的下降與學術風氣的敗壞。

　　中國青年報：要讓大學職稱評審去行政化，現在恐怕不容易做到吧？

　　熊丙奇：的確如此。想要改革這種評審機制，首先觸及的是當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利益，他們不會輕易答應；那些在現行評審體制下如魚得水的教授，很大程度上也會反對改革現有職稱評審制度；另外，部分高校教師可能已經上了現有評審機制這條船，正在為符合行政化的評價標準而努力準備，如果突然要改革，肯定會影響他們已經付出的努力。盡管如此，我們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否則大學這條大船遲早要撞上冰山。

　　中國青年報：從哪里改起呢？

　　熊丙奇：不能單就職稱評審來談職稱評審，而是應把它放在整個大學改革的大背景下來看。《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提出，要建立完善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其主要內容就是去行政化，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所以，改革大學職稱評審制度必須以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為前提，否則即便單獨進行改革，可能收效甚微。

　　由于改革必然影響現行教育體制下行政管理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無論進行大學職稱評審改革還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都需要“頂層設計”，即改革的設計和主導權不能只放在教育行政管理者手中，而是應放在更高的層次。至少我認為，國家的教育改革方案應由全國人大設計和主導，地方的教育改革由地方人大設計和主導。

　　在大學內部，一定要成立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而且應給予這些自治委員會足夠的運作空間和權力。當然，運作空間和權力不可能輕易獲得，畢竟要經歷一個博弈的過程，這就需要大學老師積極努力去爭取。

　　現在社會上都很推崇民國時期的一些著名教授，而在這些教授身上，大家最推崇的莫過于他們的風骨。我們現在的大學教師也應該有些風骨，不能在利益和權力面前輕易丟盔棄甲。此次湖南的職稱評審腐敗案，如果不是有人堅持曝光，這類現象還可能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除了有合理的教師職稱評審制度，我們更要為大學教師提供足夠自由的研究空間，真正實行學術自治。對于大學老師而言，他們的學術研究應該是興趣驅動，而非任務驅動。在這種自由的學術研究氛圍中，可能會出現個別沒有成果的“懶漢”，也可能最后產出的“學術成果”數量沒有以前多。但是在這種氛圍下，出現的學術精品肯定會比現在多，對學術以及社會發展的貢獻肯定也會比現在大，教育和學術的聲譽也會逐步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