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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布局基本反映了我國基礎研究力量的地域分布。其中,京滬蘇是全國科研資源最集中的地區,尤其北京,擁有國家實驗室數量比上海兩倍還多。
國家實驗室代表了一個國家相關領域的最高科技水平,在科學前沿探索和解決國家重大需求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近日,科技部發布了《2016年國家重點實驗室年度報告》《2016年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年度報告》和《2016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年度報告》三項報告,對我國國家重點實驗室和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運行情況進行了詳細介紹。
根據報告,目前國家重點實驗室分布在全國25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其中北京市79個,上海市32個,江蘇省20個,湖北省18個,陜西省13個,廣東和浙江分別有11個和9個。
福建、廣西、貴州、新疆、河北、山東、山西、安徽、河南和云南等10省國家重點實驗室都在4個以下,西藏、青海、海南、寧夏和內蒙古等省份則是空白。
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布局基本反映了我國基礎研究力量的地域分布。其中,京滬蘇是科研資源最集中地區,尤其北京,擁有國家實驗室數量比上海兩倍還多。而湖北和陜西依托雄厚的高教資源,以武漢和西安為代表,成為頗具實力的黑馬。對于廣東和浙江來說,當前科研院所和高校資源與其經濟大省地位尚不匹配,但近年已做出很大改善,有望彎道超車。
京滬蘇穩居第一梯隊
報告統計,目前全國運行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共有254個,主要分布在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其中教育部131個,占51.6%;中國科學院78個,占30.7%;其他部門和地方45個,占17.7%。國家重點實驗室分布在全國25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其中北京市79個,上海市32個,江蘇省20個,湖北省18個,陜西省13個。
科技部報告稱,這份區域分布數據,基本反映了我國基礎研究力量的地域分布。其中京滬蘇三地在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分布上穩居第一梯隊。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三地之所以成為第一梯隊,主要原因是高校、科研院所集中,其二是經濟實力強,吸納眾多人才聚集。據地方統計局顯示,2017年北京GDP總量實現28000.4億元,上海GDP總量超越30133.86億元,江蘇省突破8萬億,僅次于廣東。
在地區發展定位上,在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中,明確支持北京、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前沿科技領域,比如腦科學研究領域,“中國腦計劃”布局中,北京和上海都成立了研究中心,2018年3月22日,北京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中心成立;5月14日,上海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中心成立,形成一南一北兩個中心。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雖然北京和上海在諸多創新指標上引領全國,但其在參與全球競爭中,對標美國硅谷等世界級的科技創新中心,還有待提升的地方。
此外,北京和上海坐擁國內最優的科技資源,除了發揮國家實驗室的作用,還應該通過多種渠道引導社會資本加大對基礎研發和試驗發展研發的投入力度,特別是讓企業提高對基礎研究的積極性。
當前北京、上海、合肥都獲批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作為科技創新的核心任務。江蘇也在積極爭取發揮當地科教優勢,在南京設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陜西湖北優勢突出
湖北和陜西國家實驗室數量居第二梯隊,其中湖北有18個,陜西則有13個。這兩個省,以西安和武漢為代表,高校扎堆,科研優勢突出。
據統計,武漢擁有高等院校82所,高校數量全國第二,在校大學生規模居全國第一,達104萬人。材料顯示,截至2016年底,武漢大學擁有5個國家重點實驗室,華中科技大學擁有4個,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武漢理工大學、華中農業大學各擁有2個。
西安則擁有高等院校63所。截至2016年底,西安交通大學擁有5個國家重點實驗室,西北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各擁有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西安和武漢科研大市的優勢尚未完全的發揮,地方高校人才“孔雀東南飛”一直未根本解決。如何利用好科研優勢,是這些城市要解決的問題。
近年西安的努力體現在多個方面,一是發揮當地科研院所科研優勢,打造“硬科技之都”。“硬科技”具有較高技術門檻和技術壁壘,體現核心性、產業性、實體性、原創性等“硬”特質。另一方面則是吸引大學生在西安落戶,以改變過去“孔雀東南飛”的局面。
武漢也在大手筆留住武漢的大學生,吸納校友回武漢投資,充分挖掘高校資源;另外武漢在科研成果轉化和科技體制創新方面,也在不斷的改革突破,試圖激發高校和科研院所活力。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西安和武漢是否能真正把握好其科教優勢,將會成為其在新一線城市競爭中崛起的關鍵要素。一方面,國內一線城市生產成本大幅提高,人才外溢已經開始,作為高校扎堆的區域中心城市,當下正迎來最好的機會。
粵浙趕超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廣東和浙江分別有11個和9個國家重點實驗室,雖然在全國排名居中,但與其經濟大省的地位不太匹配。比如東北的吉林有10個國家重點實驗室,西北的甘肅有7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廣東和浙江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少的原因之一,是兩地高校資源不如北京、上海以及江蘇、湖北、陜西豐富,而高校是目前基礎研究的重要載體。比如江蘇有211高校11所,湖北有7所,北京有26所,上海9所。浙江只有一所211(同時也是985)高校,即浙江大學,廣東有四所211高校。
其二,從歷史淵源來看,在計劃經濟時代,重大科研基礎配置都跟著高校、實驗室、國有企業等,廣東和浙江都不是重點布局區域。
近年來,這一問題已引起浙江高度重視。浙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溫暖近期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提到,滬蘇皖都非常重視爭取中央部委和研究機構的支持合作,著力開展基礎研究,高度關注未來產業發展,超前布局戰略核心項目和重大科學裝置,孕育出了一大批具有戰略性、引領性、革命性的產業。相對而言,浙江省基礎研究、科學裝置、尖端研發的基礎比較薄弱,成果也不夠多。
廣東省也面臨類似問題。2018年初,廣東省科技廳廳長王瑞軍表示,廣東基礎研發投入僅占R&D經費的4.23%,還沒達到全國基礎研究投入5.2%的平均水平。相較北京14.22%和上海的7.4%仍有較大差距。
廣東和浙江恰恰也是近幾年高校教育改革創新力度最強的城市。一方面兩地經濟發展迅速,需要較好的高等教育資源配套;另外兩地企業創新活躍,政府財力雄厚,民間資本活躍。比如浙江新成立了西湖大學、之江實驗室。廣東方面,以深圳為代表,通過參與中外辦學、引入高校合作辦學等彌補高教資源的不足,近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等校園建設都有較大進展。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隨著中國科技企業的崛起,大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導作用會越來越突出,比如杭州的阿里系,廣東的華為,在資本和人才加持下,浙江和廣東在近年的研究能力會迅速加強,類似之江實驗室、西湖大學、南方科技大學這些具有創新意義的平臺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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