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醫藥勢頭正勁，但臨床試驗已成為瓶頸

　　6月19日，臨近下午5點30分的下班時間，筆者同一行業內人士驅車踩著點來到了南京生物醫藥研究院，這是當天下午參觀的最后一站。參觀者主要來自中國科學院、大學、藥企以及咨詢機構等。天色已漸黃昏，但參觀者熱情不減，意猶未盡。

　　南京生物醫藥研究院，位于南京江北新區生物醫藥谷，由南京大學、南京高新區于2009年共同組建的研究院，是亞洲最大的遺傳基因工程小鼠研發中心。研究院目前專門成立了一家公司，將這里構建的3000余個品系的模式動物，銷售給藥企、科研院所等機構，未來它是當地生物產業規劃中重要的一環。

　　然而隨著國內生物醫藥行業日趨繁榮，新藥研發公司則仍受到臨床試驗資源短缺、倫理審查能力不足等因素的限制。行業人士表示，臨床試驗已成為新藥研發的瓶頸。

　　中國生物產業發展如火如荼

　　近兩三年來，大量資本涌入醫藥產業，國內新創公司雨后春筍般地出現。不少曾在上海張江高科等地的跨國藥企工作過的高管，紛紛加入創業的隊伍中來。

　　以跨國藥企投資為主的境外資本，也對國內醫藥領域項目興趣濃厚。德勤的一份報告顯示，從2012年至2016年間，共有210個醫藥項目入境，而美國貢獻了其中的80個。盡管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境外資本進入中國的速度未來可能會放緩，但國內資本市場對生物醫藥領域的的熱情高漲：僅2017年生物技術與醫療健康領域的融資項目，就高達1008起，金額達771億元。

　　生物醫藥園區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目前，中國已有大大小小近500余個生物醫藥產業園區，但并非每一個站在風口上的園區，在發展之初就想清楚如何錯位發展，在激烈的競爭中展現自身的特色。因此，業內有專家開始憂慮，國內生物醫藥產業園發展過多、過快、過熱。如何找好定位、優勢互補、高質量地發展，是一個急需冷靜思考的問題。在南京召開的鐘山峰會上，與會專家認為，設立目標、創新驅動、協同發展才是一個生物醫藥園區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臨床試驗已成為新藥研發的瓶頸

　　國內生物醫藥蓬勃發展，新藥臨床試驗申報數量急劇增加。據醫藥數據信息平臺藥渡的一份數據顯示，臨床試驗近幾年增長尤為迅速，目前總共約有600個創新藥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這導致國內臨床試驗資源極為緊張。很多藥企，尤其是新創的企業，在同跨國藥企競爭有限臨床資源時往往并不占有優勢。

　　與此同時，境外已上市的藥品正加速進入中國，這也將進一步擠占中國有限的臨床資源。

　　對于跨國藥企，中國是一個不可忽略的藥物市場。中國不僅擁有全球最為龐大的癌癥患者群體，同時也是心血管、老年癡呆等疾病的高發區，很多患者的用藥需求遠未得到滿足。不過，境外上市新藥進入中國之前，需在中國患者中間進行臨床驗證。

　　上周，國務院發文指出，要加快境外已上市新藥在境內的上市審批，以滿足患者的用藥需求。2018年6月15日，跨國藥企百時美貴寶（BMS）的抗癌神藥PD-1單抗Opdivo，被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CFDA）批準上市，用于非小細胞肺癌（NSCLC）的治療。2017年，吉列德（Gilead Sciences）用于治療丙肝的重磅藥物索非布韋也在華獲批。

　　“臨床試驗已成為新藥研發的瓶頸。” 在“第四屆藥學前沿高峰論壇”上，蘇州澤璟首席醫學官吳濟生博士說。蘇州澤璟是一家來自昆山的新藥研發公司。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藥物臨床試驗機構主任李海燕，在北京大學臨床研究國際高峰論壇上也表示，“臨床研究已成為中國醫藥產業里面最大的瓶頸之一。”李海燕認為，目前最大的瓶頸是人，“無論是企業、研究機構，我們缺少各類臨床研究過程中各類人才”。

　　十年前，在時任北大醫學部主任韓啟德的支持下，北大臨床研究所應時而生。它是國內第一個由大學成立，并專門從事臨床研究的教學、科研、服務、培訓公共平臺。其成立之初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培養各方面的臨床研究人才。

　　然而，臨床試驗依然面臨著人才短缺的困境。究其根源，與當下醫學教育的弊端不無相關。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醫學院院長陳國強院士表示：上海交大醫學院雖然推動臨床研究數年，卻還是面臨很多問題，懂臨床研究的醫生太少，目前提供的培訓遠遠不足。他還認為，醫學教育應把臨床研究的教學放入本科教育當中。他還表示，如果今天的醫學教育還不能把臨床研究作為一個方法性課程納入本科生教學中，是行不通的。

　　除了醫學教育的弊端，醫院和醫生對臨床試驗的重視程度也不夠。事實上，很多醫院通過不同來源的臨床試驗需求，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收益。然而，由于缺乏支持臨床研究的有力政策，醫生對臨床試驗的積極性并不高。醫院的考評機制不明、支持臨床研究的專項經費少等因素，也影響了醫生參與臨床試驗的積極性。

　　人才短缺加上國內對臨床試驗的重視程度不夠，導致國內高水平的臨床試驗以及試驗機構非常少。李海燕指出：“在國際多中心的臨床研究中，中國所占的比例不高（只有5%左右），能夠引領的臨床試驗更是少之又少。”

　　針對現階段醫院臨床試驗人才缺乏、能力不足的問題，方恩醫藥執行董事長張丹博士表示，臨床服務外包公司可與醫院進行合作，聯合起來提高臨床試驗能力，讓臨床研究效率和質量得到進一步提高。

　　面對這一局面，2017年兩辦（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審評審批制度改革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見》（簡稱“《意見》”），提出了許多針對臨床試驗的有利舉措。其中包括對臨床試驗機構資格認定實行備案管理，鼓勵社會力量投資設立臨床試驗機構。《意見》同時提出，要支持醫療機構、醫學研究機構、醫藥高等學校開展臨床試驗。《意見》還提到，要將臨床試驗條件和能力評價，納入醫療機構等級評審；對開展臨床試驗的醫療機構建立單獨評價考核體系，鼓勵醫療機構設立專職臨床試驗部門。

　　倫理審查制約新藥研發？

　　新藥在進行臨床試驗時，必須遵循一定的倫理審查，以此最大程度保證患者的用藥安全及其他利益。但業內人士對當下的倫理審查“頗有微詞”，來自工業界的吳濟生博士指出，從機構立項、倫理批準，到醫院合同的簽訂，一個臨床試驗的審批通常需要3個月時間。如果新藥研發公司含有外資，還需再經過遺傳辦申請，目前大概需要3-4個月。倫理審查能力不足，亦成為當下新藥臨床試驗快速推進的“絆腳石”。

　　2017年，“兩辦”出臺的《意見》在倫理審查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改善建議，如完善倫理委員會機制、提高倫理審查效率等方面的舉措。李海燕也指出，“兩辦”出臺的《意見》，對倫理審查提了非常多的要求。雖然“兩辦”的文件和后續下達的文件提到了倫理審查前置（在新藥提交CFDA注冊之前，需先進行倫理審查），但目前還沒有下達相關文件。李還燕認為，倫理審查從未像現在這樣，被推到風口浪尖。

　　如何簡化倫理審查流程、提高倫理審查效率以及解決倫理評審中心自身的能力建設，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李海燕表示，中國現階段倫理審查做不好，就會成為新藥研發鏈條上的限制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