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防醫學期待更給力支持

　　當前，世界上新傳染病不斷涌現，原來已控制或消滅的傳染病間或死灰復燃；不良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又導致各種慢性疾病持續增加。我國人口眾多，與發達國家相比，醫療衛生保健措施尚不能完全滿足人們的需求，尤其是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認識和現場應急處理能力均顯不足，這都給預防醫學帶來新挑戰。

　　20多年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圍繞我國預防醫學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基礎科學問題開展相關研究，在某些領域形成了基礎研究隊伍和研究特色，成為科學基金促進薄弱學科發展的典型案例。

　　“這個領域（預防醫學）圈子大、范圍廣，但真正搞研究的人不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醫學科學部六處處長張作文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2010年之前，醫學科學部尚未從生命科學部獨立出來時，預防醫學領域每年獲資助的項目占基金委總資助盤子的6%左右。近兩年科學基金體量增長較快，不過預防醫學領域占比變化不大。

　　“預防醫學一直是個薄弱學科，也是醫學科學部資助第二少的領域。”張作文說，“就拿申請量最大的今年來說，也不過一千八九百項的樣子。”

　　預防醫學是從醫學中分化出來的一個獨立的學科群。它以人類群體為研究對象，應用生物醫學、環境醫學和社會醫學的理論，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方法，研究疾病發生和分布規律以及影響健康的各種因素，制定預防措施和對策，達到預防疾病、促進健康和提高生命質量的目的。

　　預防醫學包括20多個分支學科,該領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主要是圍繞著環境與健康、勞動環境與職業病、地方病、傳染病、腫瘤、心腦血管疾病、營養相關性代謝性疾病、兒童少年衛生與婦幼保健、心理精神疾病等問題開展。其研究方向的變化調整和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公共衛生問題密切相關，因而也是牽涉面甚廣的重要學科。

　　在預防醫學研究中，運用現場觀察、統計分析和實驗研究的方法，研究疾病在人群中分布及影響分布的因素并采取相應措施，是控制疾病流行的有效手段。世界衛生組織也非常重視現場調查研究工作，已在全球近40個國家和地區開設了現場流行病學培訓項目。

　　但隨著分子生物學理論和技術的發展及其在預防醫學領域中的廣泛應用，人們往往過多地關注疾病現象的微觀變化，而忽略宏觀現場研究的作用。特別是SARS和禽流感等疾病在世界范圍內的流行與控制，一方面充分顯示出現場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國疾病預防控制特別是現場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使現場研究成為各方面資助的盲區。

　　張作文等人多次在相關學術刊物上撰文指出，熱衷于實驗室工作，忽視現場研究會成為預防醫學研究的一個誤區。

　　談起預防醫學存在的問題，目前正在美國訪學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阮迪云通過電子郵件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我國目前預防醫學總體上處于中等水平，在部分領域，如毒理學的某些領域接近國際同行水平，但基礎研究方面與國際水平還有不小差距。

　　“公共衛生問題，如環境與健康，少兒健康，職業病防治，傳染病，地方病和多發疾病的預防，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研究與國際水平也有距離。主要問題是研究深度不夠及基礎較差。”阮迪云說，“此外，政策法規及檢查監督方面，可能差距更大一些。我國法律法規和行業標準亟待完善，人們的公共衛生習慣和意識，監督檢查或執法人員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我國對該領域資助渠道少，也制約了預防醫學研究的發展。預防為主一直是我國衛生防病工作的一個基本方針，改革開放前，國家就有專項經費用于各級防疫隊伍開展相關工作，包括開展基礎研究。上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引入了競爭機制，現場工作的難度加大。在疾病控制方面，國家尚有各種專項經費用于各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相關基礎研究方面，科學基金幾乎成了現場與人群研究工作者唯一的經費來源。

　　“毫無疑問，科學基金是資助預防醫學基礎研究的主渠道。”張作文說，“預防醫學領域地方經費不多，另一些機構，如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精力主要在疾病防控上。”

　　盡管SARS流行之后，我國加大了對預防醫學研究領域的投入，但資助力度和規模與國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資助力度小，就難以開展高質量的現場研究，這會加大我國現場研究與國際水平的差距。

　　山西大學教授孟紫強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預防醫學涉及的問題直接關系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因此要加大這方面知識的普及力度。

　　“我認為應當在小學三年級起，開設環境與健康方面的通俗常識課程，一直把這個普及醫學和環境保護的課程開設到大學，不管從事什么專業，都應當具備這方面的基礎知識。”孟紫強近日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預防學科看起來是應用學科，但基礎研究很重要，如毒理學研究，病毒及傳染病的基礎研究，一些標準和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基礎研究為根據的。”阮迪云說。

　　中科院遙感應用研究所研究員宮鵬長期從事傳染病流行和地理環境因素關系的研究，談到科學基金對預防醫學的作用，宮鵬認為，我國環境、生活方式和人群遺傳背景與歐美有較大差異，制訂健康相關標準和防治對策時我們必須有自己的數據和研究成果。

　　“我國關于傳染病流行與地理環境因素關系的研究比較薄弱，有大量中國特色的基礎問題需要研究探索。而科學基金鼓勵自由探索的特點能夠起到吸引更多科研工作者發展這一學科的重要作用，應當成為資助此類研究的主渠道。”宮鵬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成立以來對我國預防醫學學科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尤其是預防醫學的基礎研究方面,使這個學科發展迅速。”阮迪云說，“原來這方面研究基礎很弱，在醫學院校中也是最弱的學科，很多綜合性大學都沒有這方面研究。”

　　孟紫強也認為：“科學基金的申請評審機制為新的預防醫學理論和技術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和競爭機制。”

　　2005年之后，在SARS肆虐的背景下，科學基金對現場研究工作的投入明顯加大。當年預防醫學學科啟動了該領域首個800萬元的重大項目——“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研究傳染病時空傳播與流行規律”。

　　從2008年起，生命科學部在專家咨詢委員會多次論證的基礎上，對預防醫學中的現場和人群研究給予了傾斜資助。醫學科學部成立之后，對預防醫學又給予了特別的支持，當年增加面上項目資助指標22項，全部用于現場和人群研究。

　　從基金委的公開數據看，目前在現場和人群研究方面，尚無創新研究群體和重大研究計劃項目。

　　在我國現行的衛生科技體制下，衛生部是我國衛生防病政策的制定者，不從事具體的科研工作，也不組織科學研究的實施。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是這些政策的具體執行者，而其中的科研人員和醫學院校（所）的科研人員是預防醫學基礎研究的主力。科技部應在預防醫學研究領域，圍繞國家防病重大需求，設立重大專項，但不設自由探索課題，不考慮人才培養。

　　因此，資助自由探索，穩定該學科科研隊伍，培養青年人才，促進邊遠地區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就成為科學基金的肩上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