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院士話高考：能上大學已滿足報了清華

①1981年王浩就讀于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時和同學合影（圖中三排左四為王浩）。

②在1980年北京高校運動會的三級跳遠項目上，王浩獲得第六名。

王浩：1953年8月生于北京。1977年12月參加高考。1978～1985年就讀于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先后獲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1987～1989年就讀于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系統工程方向，獲博士學位。現任流域水循環模擬與調控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名譽所長。兼任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理事長、中國水資源戰略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中國自然資源學會副理事長、全球水伙伴（中國）副主席等。獲聯合國“全球人居環境獎”，被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杰出專業技術人才”等榮譽稱號。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1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7項。200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我是北京“69屆”的一員。我們這一屆在中學的讀書時間總共只有一年多，而在進入中學之前都未能從小學正常畢業。所以，“69屆”是“小學沒畢業，中學沒上夠”的一屆，可說是教育史上一個特殊群體了。

也因此，在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的13屆考生中，讀書最少的當屬“69屆”。往前6屆是“老三屆”，“文革”前上過文化課；往后6屆是“新三屆”，讀過高中。

那一年，全國報名的考生有570萬人，大學本科錄取21萬人，在被清華大學錄取的1053人中，只有2名是“69屆”，我很幸運地成為其中之一。

1977年高考，是時代給予科學人的機遇，不僅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同時也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借光”夜讀補功課

我是在北京鋼鐵學院附小（現在北京科技大學附小的前身）讀的小學，本應在1966年6月底畢業，但那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革”爆發，我小學還沒畢業就被迫停課了。

后來，從天津延安中學申請復課開始，北京的學校也陸續復課。1968年1月2日，按“就近入學”的原則，我被分到北京市93中學（該中學早已解散）就讀。93中學沒有高中，只有初中，也只是半日制。我們沒有課本，就學三門課程：語文學毛主席詩詞，數學學二元一次方程組，還有一門珠算課學打算盤。

至今我還記得當時有這樣的順口溜：93中，黑咕隆咚，破桌子破椅子破電燈，老師生病，學生抽風。這足以說明當時的學習和教育環境。

1969年7月23日，我初中畢業。在93中學上學總共1年7個月23天，其中還包括三分之一的時間在下鄉勞動。所以，我整個初中沒學到什么知識。

告別了沒有課本的課堂，我于當年7月報名當了知青。8月23日張榜公布，9月1日我便從北京站乘坐火車去黑龍江，成為了生產建設兵團1師3團37連的一名農工。

那年我16歲，所在的生產建設兵團連隊駐地處在小興安嶺北坡背陰的地帶。夏天開山炸石頭，冬天在林子里伐木。這里無水無電，冬天最低溫度達到零下46攝氏度，飲用水要到附近山溝刨冰，用馬車拉回來融化后喝，生活的艱苦可想而知。

我們住的房子叫“桿兒加泥”的房子。之所以稱為“桿兒加泥”，是因為整個房子沒有一塊磚頭，沒有一根釘子，是用草和泥制成的簡易房子，頂子蓋的是草。

在建設兵團，我從沒斷過學習的念頭。我四處找來了一些初中的課本，利用晚上時間自學。我用點燃的蠟燭把土墻燒熱，再“趁熱”把蠟粘在土墻上，“借光”夜讀，雖然很艱苦，但能靜下心來補習在初中落下的課程，我覺得很充實。

3年半后，我轉插隊到黑龍江安達縣城郊公社繁榮大隊。無論在哪里，我一直有晚上學習的習慣。在6年半的下鄉歲月里，我自學完了中學數學和高一的物理課程。

我堅信中國不可能永遠這樣，機會總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備戰高考迎機遇

1976年初，知青落實“困退”政策，我在當年1月21日從黑龍江回到北京，落戶在中關村街道。中關村街道離北京大學近，于是我于7月12日被分配在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無線電系工廠。這家工廠有200多青年工人，我在這里做儀表盤的模具鉗工。

“文革”結束后，全國各地由所在系統對“文革”期間“畢業”的學生進行文化補習。這樣，北大的老師們也開始給我們這些青年工人上文化補習課。在補習班上，我重點學習了中學的物理、化學，還學習了微積分的基本概念和一點皮毛。

我是在1977年的10月1日以后才知道恢復高考的。聽到消息時，離考試還有一個多月，時間緊、任務重。幸運的是當時我們和北大無線電系、物理系的老師都在一個樓（就是現在的北大物理學院，當時叫物理大樓），大樓里有很多大教室，老師們就在大教室里給我們補課，補習條件可謂“得天獨厚”。

不僅是北大無線電系、物理系的老師們在我們高考前的補習中傾注了極大熱情，我周圍的人也各盡所能，為我順利參加高考創造條件、提供幫助。我的鉗工師傅王經武，還專門把我的自行車重新精修了一遍，以便我去考試。

我高考的考試點是北京海淀的八一中學。還記得在考場上我打開卷子一看，覺得有點難，但基本還會做。物理卷子答得極為順暢，化學有點差，因為我從來沒系統學過化學，只是突擊學了點。考后的總體感覺是，考上大學的可能性占六成。

成績下來，果然沒有出乎我的預料——上大學沒問題！

接下來在選擇學校和專業時，我第一時間就想到北大物理系。因為我對這里的環境熟悉，對老師有感情。但北大的老師們綜合了一些因素，建議我報考清華大學。于是，我的第一志愿就報了清華大學。

后來，當投遞員把清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送到我手里時，我在興奮、歡喜的同時，還有著一絲對北大的眷戀。不過，能上大學已經讓我非常滿足了，何況我是“69屆”的。當年被清華大學錄取的1053人中僅有2名“69屆”。后來這1053人中畢業1017人，有36人或去世，或因病降級，或提前出國留學。

我家住中關村，離清華大學1.5公里。雖然只有1.5公里，但如果沒有恢復高考，或者我沒參加高考，沒有我之前的學習積累，沒有北大老師們兢兢業業地補課，這1.5公里就是遙不可及的距離。

六點因素助進步

在清華大學，學校考慮到我年齡偏大，又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有農林工作的經歷，便把我調配到水利系農田水利專業。第一個學期我被安排住在清華一號樓的宿舍。宿舍很大，屋頂很高，算是清華大學最好的房子。

進入清華大學，我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成績表現出明顯優勢。這要感謝我的下鄉經歷，那些年的爬山、扛木頭，練就了我的硬體格、壯身體。進校體檢的肺活量檢測，一般人是3000ml～4000ml，我能達到7000ml。校游泳隊的老師希望我能去游泳隊，可我一心想念書就拒絕了。

入校不到一個月，趕上清華大學校慶。記得1978年4月下旬，學校舉行運動會，我臨時替一個同學參加鉛球比賽，這是我第一次摸鉛球，我根據物理學知識“設定”以拋物線45度角，又考慮到空氣阻力，就略低幾度投出去。這一投使我進入了國家三級運動員行列，也取得了全校第八名的好成績。

在體育方面，我最突出的當屬三級跳遠。我是清華大學1980年度全校運動會的三級跳遠冠軍，同時也是1980年北京市高校運動會第六名。

因為體育成績好，第一學期后我還是被選到了學校的體育代表隊，住進了條件更好一點的體育代表隊的兩人間宿舍。代表隊里會集了全校各系的同學，大家經常在學習方法、學科交叉方面進行交流。這些日子讓我眼界更寬，學的東西也更多了。那時候人工智能在中國還是個極新鮮的事兒，我就聽過代表隊里計算機系的同學華樺、陸愚等講解人工智能。

清華大學濃厚的體育氛圍、健康向上的精神風貌深深感染了我，增強了我的體質，磨煉了我的意志，為后來我從事水利工作作好了鋪墊。清華教育讓我們健康地為祖國工作50年，我現在已經工作49年了。

在清華大學讀了9年書，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清華大學自強不息的校訓精神對我影響最為深遠。這9年，我在學業上收獲很大，固然有自己發憤圖強、刻苦鉆研的原因，但更要感恩于我的老師們——我剛入學時的班主任王蜀南老師把我們班帶成了清華77級的先進班集體；我的碩士導師施熙燦老師教我把經濟學和水利工程結合起來；張光斗老師以問題為導向，讓我明白學習和研究要面向國家的現實需要；黃萬里老師告訴我學習水利還必須要掌握氣象、地理、地質構造、生態環境等與水文相關的自然分支學科知識；施熙燦老師教我把經濟學原理應用在水資源的規劃和運行管理中；我的博士導師鄭維敏先生則教我如何將系統思維和系統分析方法與水文水資源學緊密結合起來，并在水資源評價、配置、調度方面應用。

這些恩師以身作則，踐行清華校訓，對我的人生產生了重要影響。

走出校門，我有幸又遇到了一批頂尖級科學大家，讓我受益良多。其中有中國科學院的劉昌明院士、孫鴻烈院士，中國工程院的錢正英院士、陳志愷院士、徐乾清院士。

這些年來，我從事流域水循環及其生態環境效應方面的基礎研究，水資源規劃與管理方面的應用基礎研究，以及水資源經濟學和復雜系統決策理論方法方面的應用研究。先后兩次擔任“973”項目首席科學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群體學術帶頭人，擔任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主任，以及“十三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水資源高效開發利用”專項立項組和總體組的組長。主持了多項國家級重大科研和規劃項目，并擔任專家組長完成了多項世行、亞行、中美、中英、中澳等國際合作項目。

特別是我在1999年，率先提出了“自然—人工”二元水循環基礎理論及其相應的整套定量方法，而直到2013年國際水文大會，才把同類問題作為今后十年唯一的研究主題提出來。這其中取得的成績，離不開幾位恩師和頂級大家對我的指點、提攜、幫助。

清華77級整體上可以說是13屆考生的精華。在他們當中，我的天賦并不突出，僅僅是個“丑小鴨”，是改革開放給我帶來了機遇和幸運：一是清華大學給了我這樣一個年齡偏大、水平偏低的學生進一步學習深造的機會；二是我來到了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這個高平臺；三是有老一輩的高人指點；四是有水資源研究所這樣一個極具活力和朝氣的強大團隊支持；五是順應國家目標；再有才是我個人努力。

從北大物理大樓到清華一號樓，再到我出校門走向專業研究領域，正是因為主要有了這六點因素，才有了我的不斷進步！

國家需求為第一

我生長在科學之家。父母都是大學畢業生，父親是解放前協和的研究生，后來在中科院微生物所工作。我從小的理想就是當一名科學家。

1977年恢復高考，是我人生中的重大機遇，點燃了我的學習熱情和奮斗意志。知識改變了我的命運，使我實現了兒時的夢想，實現了人生的重大轉折。

縱觀我的科研歷程，就是瞄準國家“水”方面的需求，哪里有需求，我就向哪個方向的研究發力。所以，個人目標最主要的是要和國家需求緊密結合起來。把個人奮斗和國家的大目標結合得越緊密，取得的成績越大。

現在的高考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當下的大學教育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我認為，無論在什么時代，大學生都要以學習為第一要義，注重學習態度，敏于思勤于行。

我在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有一套住房，我的辦公室離那套房僅有400米遠。但每天下班后我沒有時間走這400米路回家，而是在辦公室放張折疊床，吃飯在食堂，困了就睡在辦公室折疊床上。每天把盡可能多的時間投入到研究上，不少論文、課題研究就是在這點滴時間的日積月累中完成的。

我深知，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我們剛毅堅卓、自強不息、與時俱進，需要我們以國家的需求為出發點，勇挑祖國建設和社會進步的重擔，腳踏實地，不斷創新，用更大的成績、更多的成果回報祖國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