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聯合發布了《關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指導意見》。《意見》明確指出,“雙一流”高校要打破傳統學科之間的壁壘,在前沿和交叉學科領域培植新的學科生長點。而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負責人也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高校要“創新學科組織模式,打破傳統學科之間的壁壘,加強學科協同交叉融合,構建協同共生的學科體系”。
近年來,學科交叉早已成為高校學科發展的重要著力點,《意見》的發布,再次強調了交叉學科發展對高校“雙一流”建設,乃至高校整體未來發展的重要性。然而,在我國高校學科發展長期“各自為政”的大背景下,要實現學科的交叉融合并非易事。
為此,本報特邀請多位目前在高校教學、科研和學科組織管理一線,正在從事交叉學科實踐的學者,請他們分享實踐經驗,暢談感想體會,希望他們的所思所想,能夠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示。
教學·經驗篇
打造定制雙學位,培養復合型人才
■段文斌
發展交叉學科最終應體現在教學和科研上,歸根結底,就是能否培養出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才,而南開大學對此一直在進行探索。
近年來,南開大學著力探索基于學科交叉的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和路徑。這包括經管法、PPE(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通用+非通用(人文社科專業+小語種)、信息安全+法律、化學+化工(南開與天大優勢學科互補)等。這些教改項目不僅實現了文科內部的交叉,而且實現了文理交叉、跨校交叉。
一直以來,各高校都非常重視雙修和輔修制度。其初衷就在于,由學生自主選擇學科交叉和復合型人才的成長路徑。然而,這種“開放型雙學位”在實踐中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首先,很多大學都建立了新校區,不同校區之間的物理距離從客觀上就制約了學生對這一成長路徑的選擇和實現。其次,如何選擇第二專業,需要把握學科特點和尊重人才培養規律。學生選擇復合型發展道路,存在著追逐熱門專業的現象,有一定的盲目性。
我們倡導復合型人才培養,但必須承認在大學4年修讀兩個專業,只是少部分學生能夠完成的,并非所有學生都適合走復合型人才的發展道路。在教育實踐中,我們就發現部分同學顧此失彼、疲于應付。
為學有余力的同學修讀兩個甚至三個專業提供條件、創造環境,是南開大學探索“定制性雙學位”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上述5個項目班就體現了這一新的思路,其實質是本科人才培養的一場深刻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滿足了學有余力學生的成長需要,而且適應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對復合型人才的需求。
這些項目的特點是單獨組建班級,單獨制訂培養計劃,入門須遴選,退出有途徑,有效地化解了雙輔修過程中課程時間的沖突、不同校區之間奔波等問題。
我們也認識到,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實現不同專業之間由結合走向融合,從而形成新的知識體系和架構。在這當中,明確培養目標是關鍵。比如PPE項目,其目標就是培養以周恩來總理為楷模、公能兼備的立足中國而又具有全球視野的一流政治家。以這個目標為導向,課程如何設置、如何交叉、如何融合,就有了明確的指引。同時,需要引入“互聯網+”,把課堂學習和在線學習有機結合起來。
(作者系南開大學教授、教改辦副主任)
交叉學科教學應由老教授去開辟
■陳復揚
從去年上半年開始,我和我們學校藝術學院的一位青年教師共同開設了一門新生研討課——《自適應控制與歌唱藝術》,一門工科與藝術的交叉課程。
至于為何開設這樣一門課程,要從十年前說起。
我原本從事的是控制研究,但在一項飛行控制研究中遇到了瓶頸,比如飛機里遇到的一些故障,用經典數學很難描述、解決。當時,我恰巧聽到一位院士關于量子力學的講座,忽然茅塞頓開,發現量子的很多知識是可以應用到飛行器故障建模的。在隨后的2010年,我就以此為切入點,順利申請到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014年,我又申請到另外一個跨學科項目。
我的切身感受是,很多科研問題,用單一學科的傳統知識很難去解決,或者解決成本比較高,而引入另外一個學科的知識,再解決起來就會變得很容易。也許剛開始要學習新知識會花很多時間,一旦掌握,其效果是非常可觀的。
正是因為在科研中嘗到了這樣的甜頭,后來我就想到,科研上的交叉學科是否也可以講給學生?于是便有了《自適應控制與歌唱藝術》這門課程。
之所以產生將自適應控制與歌唱相結合的想法,是因為我從小喜歡音樂,在攻讀研究生時,還曾在原南京軍區政治部前線歌舞團業余學過兩年聲樂。當時,我就體會到歌唱中的各個環節都是離不開“控制”的。
簡言之,自適應就是隨機應變,是生物改變自己的習性以適應新環境的一種特征。要唱出優美的歌需要對發音不停地進行調整、適應,這本質上也是一種自適應控制過程。
其實,我之前在教學中講到控制學科的一些深奧理論時,也經常會用歌唱里的一些元素來解釋。比如在控制課程中,評價一個控制系統的優劣時,必須檢驗該系統是否滿足穩定性、快速性、準確性這三種性能要求。而唱歌的時候也是如此,氣息要穩,這是穩定性;節奏要跟上節拍,這是快速性;唱歌音要準,這是準確性。只有把握了這三種性能指標,歌唱的效果才會完美。這樣一來,學生就很容易理解、記憶了。
說到交叉學科在教學上的發展,我認為,教學經驗豐富的老教授才更有能力把交叉學科的課程講好。而新教師則較為困難。以我的經歷為例,應該由做過很多科研項目的老教授率先開辟、講授交叉學科課程,然后帶領年輕教師去學,從而帶動其成長,這樣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
科研·實踐篇
學科交叉融合復雜背景下
師生隊伍的建立是關鍵
■聶祚仁
我們學校成立了3D打印中心,從事3D打印方面的研究工作。首先毫無疑問,3D打印本身就是一個交叉學科,它會涉及到很多方面。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現有的3D打印方法有30余種,有基于液體的、樹脂的、金屬的,等等。這就會與材料有關,涉及到材料學科。此外,3D打印還需要成型,這就又要涉及到計算機的控制、軟件編程,等等。因此,3D打印目前沒有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它是非常典型的交叉學科體系。
在3D打印這個學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目前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招生。因為3D打印中涉及到的學科都有其專門的專業體系。比如材料學科,從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生,都有其獨立的學科結構體系。因此,在招生時很多學材料的學生看到3D打印并不敢報名,因為他們覺得3D打印和自己的專業似乎沒有直接的聯系。并且在招考學生時,考試內容的制定也是一大難題,我們很難確定考學生哪一方面的內容更合適。是材料呢?還是計算機呢?3D打印真的涉及很多學科層面。
相同的問題會延伸至研究過程中。學生一直處于一個專業體系中,在進入3D打印的研究領域后,就可能會面臨很多其他學科上的短板。學習材料出身的可能不熟悉控制方面的工作,學控制的也不了解材料方面的工作等,因此在3D打印這樣的交叉學科研究領域里,學生們需要學習很多自身專業之外的知識與內容,加之學生在學習中自身的學業要求,壓力和挑戰都會更大。教師也是如此,不同專業的教師也需要不斷學習吸納新的知識,培養跨學科能力。
面對上述這些問題,我們不能消極,應該明白這些挑戰也意味著機遇,機遇與挑戰往往是并存的。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對學生、教師的要求可能更高、更多,但是在這些交叉的領域,恰恰更容易做出新成果。比如,一些有材料學背景的學生如果單從其本身專業出發,可能找不出新的可討論的內容,但是在進入到3D打印領域后,與自身所學專業形成了良好的學科交叉融合,更容易產出新成果。目前,3D打印中出現的很多新發現也確實出現在學科交叉的部分中。
針對上述挑戰和問題,我們的3D打印中心作為一個跨學科的平臺也在不斷探索和嘗試。中心對師資隊伍和結構進行調整,針對3D打印整個領域進行一個全覆蓋,將所涉及專業的教師集中起來共同探討、研究,組建起跨學科的平臺,這也有利于對交叉學科學生的培養。
(作者系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工業大學副校長)
學科交叉需調整評價標準
■昝月穩
在我看來,在學科交叉融合的科研項目中,人才是很重要的,也很缺乏。學科交叉是需要將不同學科的人才聚集到一起的,如果沒有人愿意來,又談何研究。
因此,不論你身處高校還是在其他的研究機構,做學科交叉融合的科研項目,都很需要上級的支持,特別是在不同專業人才上的支持。以我自身為例,最開始進行科研項目的研究時,不同專業背景人才的聚集是一大難題。為了能夠專心研究,我辭退了行政工作,專心做了8年的研究工作,成果也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2011年,我調回西南交大,希望形成一支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隊伍,但發現招收其他學科人才依然很不易。
為什么有些人才不愿意加入進來呢?首先是因為有些科研項目并不是重點項目,提供的科研經費也很少,不會對其帶來直接的利益。另外,很現實的一點是,人才往往更愿意加入到有行政職務或頭銜的教師帶領的科研團隊中,這樣的團隊更容易聚集不同學科的人才。上述這些現實中復雜的原因,有時會使得一些科研項目難以召集到自己所需要的人才,只能夠靠自身多去學習一些其他學科的知識補上空缺,為此科研工作變得相對艱辛。
此外,高校對于科研項目的評價標準也會阻礙一些潛在且重要的學科交叉項目的研究和發展。現在的考核對于成果的參考很少,主要還是看項目數、項目中的排名和文章數量。定量的考核方式,使得成果的好壞和價值不能夠被充分體現出來。有很多原始創新的項目,往往需要十幾年持續研究才能夠成功,而在這十幾年中,能夠堅持下來的科技人員是需要有很大毅力和付出很大犧牲的。而現行考核方式往往又會反過來影響是否能夠吸引各學科人才。
因此,在我看來,具有學科交叉融合的科研項目要想進一步發展,迫切需要高校在人才支撐和評價標準上發力,做適當的調整,使學科交叉融合得更好。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學教授)
管理·反思篇
機制創新和政策調整是“牛鼻子”問題
■汪濤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推動學科交叉融合業已成為高校學科發展的新增長點和促進新興學科建設、培養學術領軍人才的有效途徑。作為一名在高校從事學科建設管理的工作人員,在我看來,國內高校在推動學科交叉融合方面開展了許多有益探索,成效明顯,但與我國高等教育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爭創世界一流水平、引領國際科技前沿的戰略目標相比,我們在學科發展機制、政策制度保障等方面還存在諸多制約,亟待改革和完善。
首先,學科交叉融合存在運行機制的制約。我國高校的學科管理機制過于強化以院系為單位的學科歸屬管理,以相對固化的學科、專業為基礎,師資編制隸屬于以單一學科為基礎的院、系和研究機構,教師具有相對固定的學科范疇,專業邊界清晰,教學和科研活動以專業教研室為載體開展,導致人才培養、學術交流、科研組織很難在不同學科和專業之間進行。
其次,學科交叉融合存在資源配置方式的制約。以項目合作為紐帶,以資金投入為支撐,是促進學科交叉融合資源配置的有效方式。目前,高校的資源配置方式大多是以具有獨立運行屬性的院、系、所為投入主體,學科壁壘難以打破,資源和創新要素分散在各個單一學科,多學科交叉融合難以集中資源共建共享。同時,資源投入也存在不足,除經費不足外,具有交叉融合背景的學科帶頭人缺乏也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也就是說,現有資源配置方式對推動學科實質性交叉融合的促進作用還比較有限。
第三,學科交叉融合存在績效評價方式的制約。開展績效評價是衡量學科發展水平的必要手段。現行的績效評價以傳統的學科質量標準為體系,以本學科領域同行評議為主;評價標準更多注重項目、論文、成果、獲獎等量化標準,重階段性結果輕過程性進展,不符合學科交叉融合周期較長、階段性成效不明顯的特點,這些都制約了學科交叉融合在更深層次開展。
第四,學科交叉融合存在成果歸屬認定方式的制約。我們對教師的評價、對高層人才的選拔乃至對單位的考核,大多是以個人為計量單元的成果數量的簡單累加,在個人、團隊和學科方向上尚未形成科學、統一的成果歸屬認定體系。以“個人為主”的成果認定模式,由于個人人事關系歸屬不同,人事關系所在單位和項目合作單位在成果歸屬認定上往往存在矛盾,容易導致團隊凝聚力不強;成果歸屬認定的不科學,直接影響的是教師個人的績效考核和薪酬分配,這也極大挫傷了教師參與學科交叉融合的積極性。
上述問題,是制約學科交叉融合的共性問題。我們欣喜地看到,當前,中央已經在進行相應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優化,比如學科評估指標體系的調整、“雙一流”建設指導意見的出臺等,都在營造更加有利于學科交叉融合的環境和氛圍。很多高校也在推動學科交叉融合方面積累了可供借鑒的有益做法和經驗,比如我所在的西北大學,近年來,我們通過建立無行政級別的實體性跨學科研究機構、創新學科建設資金分配模式、完善學術團隊培育資助政策、優化教師職稱評審辦法等措施,大力推進學科交叉融合,取得了明顯成效。
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抓住機制創新和政策調整這個“牛鼻子”,通過高等教育領域各個層面的深化改革和不斷探索,以上問題理應有科學有效的解決方式,從而更好地調動高校、院所、團隊、個人參與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的積極性,推動學科交叉融合、促進協同創新就不再是一件不想做、很難做的事情。
(作者系西北大學發展規劃與學科建設處處長)
交叉學科應被賦予同等地位
■王京
當前,多學科交叉融合已成為當今世界一流大學的共識和特征。而交叉學科的建設又要求高校有較強的組織管理能力,要有承接重大科研課題的能力,可以通過學科整合交叉發展,進一步抓住學科發展機遇,挖掘新的學科增長點,從而提升高校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完善學校和學科結構,提高辦學水平和辦學層次。
必須承認的是,在學科交叉融合大勢所趨的今天,個別科研人員學科交叉融合的意識仍然有待加強,他們仍然保留學術需要專精的傳統學術態度,這或多或少成為了新興學科發展的滯后因素。
此外,在我國很多高校,促進交叉學科建設的體制機制尚未完善,雖然各高校均在鼓勵學科的交叉融合,但由于傳統高校長久以來各學科之間壁壘的存在,科研人員學科邊界觀念較強,導致交叉學科建設很難形成自然發展的態勢,需要高校弱化或拆除現有的學科壁壘,建立適宜于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學科機制,包括人員機制、科研合作機制、資金投入機制以及獎懲機制等,調動科研人員進行學科交叉研究的積極性,為交叉學科建設營造良好的生長環境。
此次三部委聯合發布的指導意見,是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從國家層面對如何建設和發展交叉學科的重要引領和指導。但是長期以來,中國在學科規劃、學科評價、資源配置等方面,依然是以現有的學科劃分為基準,人才、平臺、成果等均需要有明確的學科歸屬。而交叉學科的建設勢必要打破現有的學科架構和學科間的壁壘,其相關資源與產出(包括教師、學生、平臺、成果等)急需從國家層面“證明身份”,獲得社會認可。
高校更需要國家或教育主管機構賦予新興交叉學科與傳統學科同等地位,如有可能,建議在學科目錄中給予交叉學科明確歸屬與認可,破除高校設立交叉學科的制度障礙,保障交叉學科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活動的平穩開展。
(作者系國內某高校研究生院學科建設辦公室主任,王京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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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學科“發展史”
談到“交叉學科”這一術語的出現,還要追溯到1926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伍德沃斯首創的一個專門術語——“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即為“交叉學科”的詞源,用于指稱超過一個學科范圍的研究活動。
至上世紀50年代,這一術語已在社會科學界被普遍使用,國際上交叉科學研究日趨繁榮,各種交叉科學研究機構、研究中心和學術團體紛紛成立。
1980年,國際跨學科協會正式成立, 以跨學科科研和跨學科管理的研究為中心,至今已經成功地組織了多次跨學科國際學術研討會。
“交叉學科”首次出現在我國政府文件中是在1984年。當年國務院通過了《關于科學工作的六條方針》,其中特別提到自然科學中有與社會科學交叉的學科,不要搞批判。同年,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生院和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在北京召開了聯席學術討論會, 探討的主題之一就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結合和滲透問題。 1985年,全國首屆交叉科學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這使得“交叉科學”一詞在我國科學界廣為傳播。
2006年,國務院發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充分肯定了交叉科學的重要地位。文中提到,“微觀與宇觀的統一、還原論與整體論的結合、多學科的相互交叉、 數學等基礎科學向各領域的滲透、先進技術和手段的運用,是當代科學發展前沿的主要特征,孕育著科學上的重大突破,使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不斷地超越和深化。”
可以說,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國內外對于“交叉學科”的興起和發展都給予了高度重視。同時,各類交叉學科的應用也為科學發展帶來了一股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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