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科研儀器研發的現狀與困境

重大科研儀器研發的現狀與困境

1、李俠 2、繆秋民 3、呂慧云

（1、2、3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上海 200240 ）

　　摘要：重大科研儀器研發項目施行近20年，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在實踐中也發現存在一些普遍性問題，導致項目執行效果不理想，如半截子項目與釣魚工程等，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包括：組織困境、管理困境與評審困境。研究建議：自由申請類項目可以采用“牽頭人+合作單位”模式，讓項目牽頭人承擔連帶責任；部門推薦制項目則要堅決改變原有的組織結構模式，采用國家集中管理模式。

　　關鍵詞：重大儀器；組織困境；管理困境；評審困境

　　中圖分類號：G311 文獻標識碼：A

　　在黨和國家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定為國策的當下，整個社會的發展引擎已經開始轉向以科技知識為表征的創新驅動（推與拉的混合型，即push and pull），任何創新都是基于知識的創新，沒有知識的高效產出就沒有創新涌現的可能，這已成世界范圍內的共識。而知識的產出是嚴格受條件約束的行為，大體可以把知識生產鏈條分解為：（經費+人才+環境）*工具（儀器等）=科技知識。在其他變量等同的情況下，有什么樣的工具水平，就有什么樣的知識產出水平。最近10年國家在科研經費（R&D）的投入，引進人才以及科研環境的營造上已經投入大量精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顯著成就。但是，原創性高端科研成果的產出仍然嚴重不足，發展瓶頸已經從隱性向顯性轉化，那就是加速知識生產的工具環節已成制約我國科技發展的瓶頸因素，因此，解決重大關鍵科研儀器問題就是推動科技與創新進入新臺階的一個關鍵舉措。而且對于重大科研儀器的研發，不僅僅可以解決當下知識生產中面臨的工具性問題，而且儀器研發本身就是一種具有高度創新性的行為，并且蘊含巨大商機。長期來看，重大儀器研發可以帶來三方面的進步：首先，降低知識生產的成本，加快知識生產與更新的腳步；其次，通過儀器研發帶動相關產業、技術的發展；第三，通過儀器研發可以培育相關領域的人才。基于這種現實考量，我國在1998年起相關部門就開始有計劃地加大重大科研儀器的研發，時至今日，已經運行近20年的時間，期間取得不少成績，但是存在的問題也愈發凸顯，導致項目實際運行效果并不理想。基于此，本文力圖梳理兩個問題：其一，近20年重大科研儀器研發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其二，現有項目組織架構下重大儀器研發中存在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一、我國重大科研儀器研發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我國自1997年起相關部委就科技發展的現狀，開始有計劃地考慮設立重大科研儀器研發項目，以其改變科技發展面臨的短板問題，并于1998年正式啟動，至今已經20年。這里所謂的重大儀器設備是指：“在重大民生需求、社會經濟發展以及科技創新方面有重要作用，需要投入更多研發方法、研發技術以及部件，投資成本較大，具有較高經濟價值的科學儀器設備。在研發過程中主要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對集成創新比較重視；其次，軟硬件的共同開發。”【1】這也意味著重大科研儀器的研發涉及多學科的協同攻關，并且通過軟硬件的建設與開發為未來的市場化提供準備。對于這些要求，我們的準備普遍不足。

　　根據最新一期C&EN雜志（2016年4月）公布的 2015年度全球儀器公司排名前25名的分布中，可以清晰看到，美國占有10席，其中前四名全部是美國公司，日本有6席，居全球第二位，緊隨其后的德國，占有3席，其次，瑞士3席，英國2席，荷蘭1席。排名第一的賽默飛世爾科技（Thermo Fisher Scientific）2014年的銷售額高達42.4億美元，排名第二的丹納赫（Danaher）的銷售收入約為24億美元。據學者研究：“２０１２年賽默飛世爾亞太區收入占公司總收入１７％，中國區收入逾７億美元，中國首次躍居為賽默飛世爾全球第二大市場。同樣，沃特世（Ｗａｔｅｒｓ）的中國區域也在２０１２年躍升為全球第二大市場。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儀器和應用市場發展的強勁情況。”【2】從這組數據中，我們大體上可以看到中國現在是世界科技儀器生產商的主要銷售對象和進口國，雖然目前無法查到我國每年用于科研儀器采購的準確數據，但一個相關的信息可以佐證這種情況：“國家科技基礎條件平臺中心副主任呂先志說，近年來我國每年購買國外科研儀器設備的投入至少在400億元以上，由于缺乏信息溝通，有些設備重復購置，有的利用率很低，而資源共享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捷徑。”【3】學者王大洲等人通過實證研究指出：“（1991-2010年）購置和研制比例有一定變化。“八五”、“九五”期間，儀器研制比例分別為3.0%和2.7%，但“十五”期間研制比例下降到2.3%，這與自2004 年來大型科學儀器設備購置的快速增加有關。“十一五”期間研制比例出現微弱提高，較“十五”上升了0.1 %。”【4】換言之，十一五期間在重大儀器來源中，有95.9%是采購的，僅有2.4%是研制的，這種情況已經很能說明我們在重大科研儀器的研制方面所面臨的緊迫形勢。客觀地說，我國在高端科研儀器研發方面起步較晚，雖然這些年的大力推進取得一些進步，但總體落后的局面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如果我們把影響重大儀器開發的原因分為內外兩部分，那么來自外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條：“根據我們進行的問卷調查，最關鍵的三個制約因素是‘國內加工能力無法支持儀器創新’、‘績

　　效評價機制不鼓勵儀器的創新研制’、‘缺乏實現創新的高水平的技術人才’，被調查者認為其重要和最重要的應答率分別為68.9%、56.5%、45.8%。”【5】其中第二條的績效評估機制所帶來的制約因素，可以看作是影響研發的組織內部因素。因此，重大儀器研發效果不理想，除了研究基礎比較薄弱外，最主要的內部因素就是項目設置的組織架構模式存在嚴重缺陷，“牽頭人+合作單位”模式仍是小科學時代的組織模式，無法適應大科學時代的高度集成式創新的要求，正是這些內外制約因素的互動，最終導致研發的預期目標出現嚴重打折現象。我們在本文主要關注來自組織內部的因素對研發的影響。在討論重大儀器研發項目的運行困境之前，我們需要對過去近20年的投入情況做一個簡單的回顧，由此，可以直觀地反映出重大儀器研發中所呈現出的“投入——產出”、“質量——進度——成本”諸多目標之間存在的問題。

圖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科研儀器研發項目（自由申請）總投入（根據相關數據整理）

　　 從圖1可以清晰看出，自1998年以來，國家在重大科研儀器研發上的投入總體上呈現出增長的趨勢，但是在1998-2010年之間的增長幅度非常緩慢，多有政策性試探意味，直到2010年以后投入和支持的數量都曾現快速增加的態勢。從1998年的總投入400萬元，立項5項重大儀器研發項目，到2016年總投入5.5億元，立項85項，投入增長了138倍，立項數量增長了17倍，總體而言，增長幅度還是很大的。2010年顯然已成科技發展拐點，其背后的深層原因還有待挖掘，當年中國GDP增長率為10.6%，已從2007年頂點（14.2%）一路開始下滑，當年R&D投入占GDP的1.76%，此后R&D的占比逐年上升，可以明顯感覺到決策層希望通過科技來保障GDP增長的目的。總之，這個上升曲線總體上反映了我國科技事業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決策層對于科技的認識與期待在實質性的提升，科研儀器問題顯然已經成為阻礙科技快速發展的顯性瓶頸因素之一，這個時候加大儀器研發就是整體推動中國科技上新臺階的重要舉措。

圖2：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重大科研儀器研制項目（自由申請）平均知足額度（根據相關數據整理）

　　圖2顯示近20年來重大儀器資助額度從最初的80萬元/項，上升到2016年的647萬元/項，即便扣除物價因素，資助強度也在加大。自然科學基金委和科技部等部門對申報金額在1000萬元以下的重大儀器項目采取自由申請模式，自2011起，對于1000萬元~1億元之間的項目采取部門推薦制。這種區分，可以看做是管理部門對于特大型科研儀器研制項目增加一道篩選與監督的門檻。但是一旦中標后，在運行流程上與自由申請類項目之間并沒有質的差別。下面整理出2011-2016年間，部門推薦類重大科研儀器的相關數據：

圖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重大儀器研制項目（部門推薦）總投入（根據相關數據整理）

　　圖3顯示，六年間采用部門推薦制的重大科研儀器研制項目一共立項45項，總投入35億元。自2012年以后，立項數量逐漸減少，2016年僅立項4項。這個變化趨勢預示著此類項目的管理方式或許有變。

圖4：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重大儀器研制項目（部門推薦）平均資助額度（根據相關數據整理）

　　圖4顯示，這些超級項目的資助額度都非常巨大，平均每項7778萬元，2014年更是達到平均每項資助1億元。

　　綜合上述圖表，我們看到在過去的19年間，自由申請類重大儀器研發項目共立項622項，總投入22.47億元，平均每項資助額度為361萬元。部門推薦類重大儀器研發項目6年間共計立項45項，總投入35億元，平均每項資助額度7778萬元。部門推薦類項目每個的資助額度相當于21個自由申請類重大儀器項目。現在，我們想知道，國家為此投入了接近58億元，總計667項的重大科研儀器項目到底有多少變成了現實？很遺憾，我們無從找到這些相關項目后期成果的信息。不難猜測這些項目的產出率并不是很理想。

　　重大儀器研發項目運行到現在暴露出哪些問題呢？檢視這些巨型項目的組織架構模式大體是這樣的：“牽頭單位+合作單位”模式，盡管這個組合模式擁有很大的彈性，可以涵蓋產、學、研與政多重力量，看起來研究團隊很齊全，但是，由于產、學、研、政之間在理念與偏好上存在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一旦無法統一并達成充分共識，那么，所謂產學研政強強聯合的操作在實際運作中就必定出現能力打折現象。由于這些項目都是臨時組建的團隊，其聯系是松散的。眾所周知，科研儀器是一種高科技產品，它受益于各種前沿技術最新成果的運用，但由于團隊間松散組織模式，各個子系統處于平行狀態，相互之間調動資源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沒有強有力的監督、協調機制，導致各個部分在組織的結合度與“質量——進度——成本”的目標安排上都無法達到最優。

　　很多學者從宏觀層面撰文強調重大科研儀器研發中的過程管理的重要性，觀點沒有錯，只是這個過程在實際操作中的可行性存在嚴重問題，如于海嬋認為：“大型儀器研制項目的管理模式可劃分為行政/管理和科研/技術兩條線。行政/管理系統包括項目主管部門和項目承擔單位的行政領導及管理人員，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承擔重大決策、組織協調，資源配備，策劃執行，過程監督和服務保障等工作。”【6】我們不妨就這個過程管理結構回到實踐層面檢驗一下，看看是否可行。據我們的統計，19年來自由申請類重大儀器研發項目平均資助額度為361萬元/項，只有2014、2015、2016年每項平均資助額度達到600~700萬元之間。通常一個研究團隊包含4~5個合作子課題組，這也就意味著每個子課題的經費額度在72~140萬元之間，試想，這個規模是否有行政主管部門或者領導愿意實質性的介入管理，真實情況是，這些行政主管部門大多是虛設的，起不到實際監管作用，具體運作還是由項目牽頭人來組織，同樣在這個體量中設置專門的財務人員、質量監督員以及知識產權管理人員等也幾乎都是不可能的，項目本身無力支撐這些人員的費用支出。因此，對于自由申請類項目在實際運作中真正肩負管理職責的就是項目牽頭人與合作單位的子課題負責人。相反，對于部門委托類重大科研儀器研發項目，由于每項平均資助額度都在7778萬元/項，他們有能力支付這些人員費用，并設立相應的管理機構，如項目綜合辦公室、項目指揮部等。但是，他們采用的運行模式仍然是“牽頭人+合作單位”模式，導致本該擁有的行政/管理的執行力被多個平行單位分解與稀釋，換言之，管理的垂直度不夠，而且這些超級項目的整合復雜度也遠遠超出了個人能力范圍與管理幅度。從這個意義上說，重大儀器研發中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項目的組織架構與管理問題的本質特性上。

二、重大科研儀器研發中的組織與管理困境

　　為了更加清晰地揭示出目前組織框架下重大科研儀器研發中面臨的組織與管理困境，我們把這些困境劃分為內部管理困境與外部管理困境。對于內部管理困境來說，我們需要把儀器研發的常規路線圖揭示出來，然后就能清晰發現問題產生在哪里，以及相應的解決策略。正常的研發路線圖應該是這樣的：基礎理論——技術原理——技術能力——多種能力整合——重大儀器樣機——中試——規模化量產，在這七個環節中與儀器研發直接相關的環節就是前面5項，即“基礎理論——技術原理——技術能力——多種能力整合——重大儀器樣機”，后兩項與儀器的市場開發有關。

　　為了實現儀器研發的路線圖，我們可以把這個鏈條梳理出一個標準的組織模板：某單位潛在項目牽頭人A擁有一個很不錯的想法（主要體現在基礎理論的先進性與技術原理的可行性），然后尋找合適的技術合作單位B（對項目的技術原理與技術能力的實現提供支撐，也是未來的主要子課題負責任人）支撐項目的可行性，并構建基本技術框架與技術路線圖。在此基礎上，項目牽頭人A召集一批相關領域的知名專家C聯合申報（B未來是核心子課題承擔者，也是眾多合作單位中的一元）。在這個組織架構下，一旦申報成功，A按計劃把具體研發任務分解為各合作單位的子任務，然后分頭行動。

　　在這個重大儀器開發的組織模板里，存在著如下無法避免的組織困境：1、“牽頭人+合作單位”模式的強制性管理力度欠缺。牽頭人與各合作團隊負責人之間不存在直接的隸屬關系，而且在學術聲望上非常接近，無法在組織架構上形成明顯的聲望梯度差，這就為整個研發項目中的管理權威的樹立留下困難，導致管理的指令性強度不夠。由于團隊合作的組織模式，使各團隊之間處于扁平狀態，從而導致任務的推進在各團隊內部處于隨意狀態，造成在子系統內人員、資金與時間的投入上無法得到有效保證，這也是重大儀器研發項目表現欠佳的深層原因所在。這種困境緣于當下申報機制內在的悖論：沒有豪華團隊，在評審中不容易中標；有了豪華團隊，易中標但不出活。由于豪華團隊的各路學術諸侯，大多項目堆積，無暇全力以赴投入研發。對于政府管理者而言，有豪華團隊背書感覺放心，即便未來不出活或者項目失敗，遭受到譴責與社會壓力時也會大部分轉移到豪華團隊的負責人身上；如果團隊不豪華，即便肯干活也不放心，如果項目一旦失敗，管理者要承擔項目團隊失察的部分責任。這種管理者與研究者的內在偏好差異，決定了基于團隊聲望支持項目的游戲規則符合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然而，這種內在組織悖論卻是以犧牲項目的成功性為代價的。根據系統論的觀點，一個好的合作系統在產出上要達到系統能力大于部分之和，然而現實卻是團隊之間的機械式組合模式，讓團隊之間處于松散的聯系狀態，結果導致系統能力等于或小于部分之和。豪華團隊對組織管理而言帶來的最大問題是拉平了系統間的聲望梯度差。通過對科學史的考察，我們曾提出一個命題：重大基礎理論問題的解決適合采取扁平式的松散組織模式來推動，而重大技術問題的解決適合采取垂直式的組織來完成。前者要求的條件是自由，后者要求的條件卻是強制力的有效傳遞。

　　2、最大的內部管理困境在于子項目之間的技術整合的匹配度很難協調。由于重大儀器研發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集成度比較高，涉及聲、光、電、理、化、生等多學科的協同攻關。任何一個部分要做到最好都需要大量投入，由于各個團隊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收入確定的情況下，投入成本最小則是收益最大的，這種可能性制約了各子系統的投入最優化動機。在時間節點處，各個合作單位（子項目）要把自己的研發部分整合起來，由于各個部分在監督弱化的情況下，以及投入的有限性，導致任務的實際完成進度與完成質量與預期存在巨大差異，進而整合后的樣機功能無法達到目標要求。這種問題處理起來異常困難，即便問題排查出來，項目牽頭人要求各相關合作單位進行整改、返修與調適所遇到的難題，由于結題時間與經費的硬性約束，整改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再加上，當初申報時為了增加中標的可能性，把各項指標定得過高，這一切都導致整合而成的樣機無法達到預期目標，至于后面的中試與規模化量產更是遙遙無期。因此，在團隊內部的組織困境與管理困境的雙重限制下，已造成儀器研發領域出現大量“爛尾項目”，或者“釣魚項目”，這幾乎是當下重大儀器研發專項的通病。

　　3、儀器研發中的外部管理困境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如知識產權管理的制約和后期應用開發不足。知識產權的管理制約導致了各個子項目之間出于保護的目的對知識產品的使用心存芥蒂，難以共享，削弱了項目的整合度與創新性，進一步使得研發成果難以轉化和推廣，導致前期投入的資源出現沉沒效應（同類項目未來很難再獲得資助），這已成常態。試問我們在過去20年間立項的接近700項重大儀器研發項目，有多少形成了批量化生產，并被社會所認可，又有多少成功替代了國外進口？所有這些數據都很難查找，相信成功的幾率還是比較小的，否則，早就被媒體披露并廣為人知了。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還與另外一種常見的外部管理困境有關，即風險管理的困境，按照學者吳家喜等人的觀點，重大儀器研發中的風險管理困境主要指：“風險管理能力不足。目前重大科學儀器設備研發項目實施中缺乏足夠的風險防范意識，也缺乏相應的風險管理計劃，往往對項目實施中的不確定性因素估計不足，可能造成項目實施的目標難以實現，甚至可能導致項目失敗，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7】風險管理原本就是非常復雜的事情，對于未來不確定性因素的研判也是需要專業人士進行深入研究的。在社會分工如此細化以及專業化的時代，這些事情往往不是一個項目的牽頭人與合作者所能夠直接掌控的。由于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因素的研判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在實踐中項目牽頭人往往都是憑借個人經驗與直覺做出判斷，根本談不上科學性與針對性。這種情況也是導致重大儀器研發項目經常遭到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重大科研儀器研發中的驗收困境

　　重大科研儀器研發項目的驗收作為項目質量把關的最關鍵環節，在實際的運行中往往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這也是我國實施重大儀器研發項目20年取得重大成果寥寥的原因所在。對此，根據我們近年來對于項目驗收實際狀況的考察，發現在項目驗收中存在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可以稱作項目驗收困境。所謂項目驗收困境是指：驗收者在面對一個既成事實時所遭遇到的價值觀判斷與世俗規則之間的矛盾沖突：要么堅持個人的價值觀果斷放棄世俗規則；要么堅持世俗規則，變相放棄個人價值觀。無論選擇哪種模式作為個人評判標準，對于評審者而言都面臨巨大的道德與現實的成本-收益考量。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兩種標準所追求的形而上目標是存在巨大差異的。價值標準追求真善美的客觀原則；而世俗規則追求的是個人收益最大化，一切基于利己主義的計算考量。對于科技界不用拔高，也不用貶低，它就是社會的一個子系統，科技界里的從業者同樣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在成果質量驗收方面，評審人無論選擇哪種模式都是矛盾的，為了避免這種矛盾，驗收者通常采用一種折中模式，即半價值觀原則+半世俗規則模式，這種兼顧模式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評審者的道德困惑，但卻是以犧牲項目評價的完全客觀性為代價的。這也就是我國的項目評審結論千奇百怪、五花八門的深層原因所在，諸如填補國內空白之類的說法，對此哪個人又會去較真呢？結果評審者與被評審者達成一種微妙的共謀關系，犧牲的卻是國家的利益。試問這些年又有哪項重大儀器項目沒有通過驗收評審？

　　為了探討評審困境的成因，不妨從行為者的社會與心理層面深入挖掘一下。為什么評審者在評審中愿意放棄價值原則，而采取世俗原則的半推半就或者干脆放水呢？這里涉及到兩個認知判斷：首先，在權力本位的社會，權力資本相對于其他資本（如經濟資本、學術資本等）具有最高的兌換率，這就意味著評審者個體面對來自管理者與被評審者的雙重壓力；其次，項目團隊的組織架構在被評審中具有消解評審壓力的功能，換言之，豪華團隊的光環效應對評審者產生實實在在的心理壓力，一次否定性評判有可能遭到對方未來懲罰性的報復；第三，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當下評審的收益與未來可能的損失不對稱，因此，做出否定性評判結果得不償失。還存在一種隱約的擔憂，面對一項不完全達標的項目，如果完全否定了，管理者與社會都接受不了，與其徹底否定，還不如既讓其通過，又讓其整改，至于改與不改和評審的關系就不大了。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在目前的評審架構下，半推半就與放水是符合多方利益的，損失的是國家。這也間接證明了為何我國的科研項目評審質量不高的深層原因之所在。

　　為了避免這種評審困境，目前一個熱門的解決方案是采取第三方評估策略，希望以其中立客觀的位置，來提高項目的評審質量。從理論上說，第三方評估從制度設置上最大限度上隔離了評審者與被評審者之間的利益沖突，現在的問題是，由于科技界的范圍是極其狹小的，再加上能夠中標重大儀器研發項目的被評審人都是本領域內的知名專家學者，因此，對于評審者來說，被評審人是透明的，那么如何避免被評審人與評審人之間的利益交換呢？因此，對于第三方評估可能出現的越軌行為，可以采用評估結果的社會公開化，擴大約束人群的規模，這樣來自社會的評價力量會遏制第三方的越軌動機以及約束被評審人的行為選擇，如果一旦出現越軌行為并被發現，將會遭到來自社會的信任危機，以及連帶的信譽與職業生涯危機。

　　目前還有一個被熱議的補救性評估階段，即項目的后評估。根據我們的考察，這種后評估理論上很有意義，在實踐中意義有限。之所以得出如此暗淡的結論，是因為在項目通過驗收結項后。項目預留的尾款以及各項目組的余款都不多了，對于項目本身無法做出大的改進，而且由于重大儀器研發項目是由一個組合團隊完成的，一旦項目結項后，臨時組建的合作團隊也就自動宣布解散，此時即使項目牽頭人想做大的改進，也無法有效地召集研發人員來攻關，除非這個項目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有后續資助介入，否則，后評估僅具有理論意義。更何況對于項目牽頭人來說，通過中標項目能夠獲得的個人榮譽基本獲得，項目本身已經變為雞肋，除非這個項目有巨大商業前景，否則，大多數重大儀器研發項目就成為爛尾項目。

　　在整個項目生命周期中，真正具有強制力的評審是財務評審，因為財務評審背后是有國家法律法規在支撐的，如果不符合這些規矩很有可能觸犯法律。但是，由于任何重大研究項目都無法事先預料到所有可能的研究變化，因此，項目預算的變更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項目實際進展的變化與幾乎不變的項目預算之間也存在評審矛盾，雖然近年來一直有來自國家層面的松綁聲音，但在實際運行中仍然是按照老規矩執行。相信現實中很多重大項目都遭遇到有錢無法花的困境，這也制約了重大儀器的研發進展。

四、結語

　　綜上所述，目前立項的很多重大科研儀器研發項目，在執行過程中面臨著自身無法破解的組織困境、管理困境與評審困境，導致項目運行中的三大核心問題：“質量——進度——成本”的三元控制無法達到預期目標，從而導致眾多重大儀器研發項目淪落為半截子項目與爛尾工程，而又無人負責，造成國家資源的嚴重浪費。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我們提出如下兩項解決建議：其一，“牽頭人+合作單位”模式僅限于自由申請類項目，即資助額度在1000萬元以下的項目采用，這幾乎是個人管理能力的極限，為了避免項目成為半截子工程和爛尾項目，可以采用倒逼機制，即項目牽頭人對于項目達成的目標負有連帶責任。因為在當下的科研評價體系下，此類項目的最大獲益者是項目牽頭人，因此，他也要承擔最大的責任。通過倒逼機制，迫使項目牽頭人努力在“質量——進度——成本”之間實現最優管理，從而保障重大科研儀器研發項目的目標得以實現。其二，對于部門推薦類超級重大科研儀器研發項目，必須堅決放棄“牽頭人+合作單位”模式，改由政府部門直接管理，該項目的主要理念與構想的提出者可以成為首席科學家，但不能由他全權管理項目。重大儀器研發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復雜與繁瑣程度遠非個人能力所能駕馭，因此，這種結構性改革能夠最大程度上破解重大儀器研發中遭遇的組織困境、管理困境與評審困境。從科學史上看，那些成功的大科學項目，如美國的曼哈頓工程、航天飛機，以及中國的兩彈一星等項目，都不是采用“牽頭人+合作單位”的承包模式，而是采用集中管理模式。科學是自由探索的事業，而技術則是目標導向下的集中攻關。如果采用現在的研發模式，中國是造不出兩彈一星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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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于海嬋.淺談如何加強大型儀器研制項目的過程管理【J】.科技管理研究，2014（10）.

　　【7】吳家喜、于忠慶.重大科學儀器設備研發項目管理模式探討【J】.項目管理技術，2011（12）.

　　作者簡介：

　　李俠（1967-）遼寧遼陽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職于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研究方向：科技政策、科學社會學與心靈哲學。

　　繆秋民（1993-）浙江紹興人，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碩士生，研究方向：科技政策。

　　呂慧云（1991-）女，江蘇淮安人，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科技倫理。

　　A Study on the R&D of the Maj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The Status Quoand the Dilemma

　　1、Li xia 2、Miao qiumin3、Lv huiyun

　　(1、2、3 School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200240, China)

　　Abstract:Since maj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R&D projects havebeen carried out, recent 20 years has witnessed som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Yet some commonproblems are still inevitable in practice, which results in unfinished ordefective projects. The main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lie in the rigid organization,the poor management and the unfair evaluation.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onthe one hand, those free Application Project should apply Leader-Cooperation model, which requires the project leader toundertake joint and li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as for those projects thatare recommended by departments, the previous management model should beabandoned. In stead, national centralized management should be applied.

　　Keywords: Major Instruments, Organizational Dilemma,Management Dilemma, Evaluation Dilemma

　　【博主跋】這篇文章是應好友易顯飛教授之邀而寫，完成于2017年上半年在臺灣訪學期間，現發表于《創新》2018（1）上，這也是我構想中的關于中國科技現狀的三大審視與反省之一，第二篇已經寫好，第三篇根據時間情況再說吧，合作愉快，是為記！

　　說明：文中圖片來自網絡，沒有任何商業目的，僅供欣賞，特此致謝！

　　2018-2-9于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