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癥性腸病亞洲發病率陡升,中國數據不足

　　在過去的20年中, 炎癥性腸病（IBD）的發病率和流行率在亞洲、南美、中東、非洲等發展中國家陡升，增長速度在南美和東亞尤其顯著，已成為全球性疾病。

　　據2014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中國2005-2014年間IBD總病例約為35萬。據一項研究估計，到2025年，中國的IBD患者將達到150萬人[1]。

　　IBD是潰瘍性結腸炎（UC）和克羅恩病 (CD) 的總稱，最早先發現于西方發達國家, 目前病因仍未知，歐美患者人數已占全世界人口的0.5%。

　　2017年發表在The Lancet的一篇世界范圍內IBD發病率和患病率的回顧性研究[2]顯示：歐美的發病率已到達平臺期，而非西方國家正處于新病例增長的第一階段。

　　2016年的一項研究可以一覽IBD在東亞的流行情況[3]：日本國家醫保系統里已記錄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超20萬例的IBD病例；

　　香港的登記系統里顯示，年齡調整后的IBD發病率從1985年的0.1/10萬人增加到2014年的超過3/10萬人。

　　CD在臺灣的患病率從2001年的0.6/10萬人增加到2015年的3.9/10萬人，而UC的患病率從2001年的2.1/10萬人增加到2015年的12.8/10萬人。

　　目前中國大陸仍缺少IBD系統性流行病學研究，只有南京軍區總醫院和南京大學醫學院臨床學院的一篇文章中給出了湖北武漢、

　　廣東中山、四川成都、陜西西安、黑龍江大慶的一年間的CD流行病學調查數據, 見下圖：

　　據上圖，在大陸地區，流行病學數據跨越的年份為2010-2013年。

　　在調查的5個城市中，CD發病率最高的為廣東中山市，其次為湖北武漢、四川成都、黑龍江大慶和陜西西安。

　　由此可見，即便在同一國家，不同地區的CD發病率也存在很大差異。

　　這些差異存在的原因可能是與不同地區的工業化程度不同，以及獲取的醫療資源多寡有關。

　　李冠煒和任建安在2014年進行了一項單中心的回顧性研究[4]，分析了2003～2012年就診的江蘇省CD患者，結果發現其發病率與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呈正相關，高發病率以蘇南地區為甚。

2014年 江蘇省CD回顧性研究[5]：2003-2012年間江蘇省CD病例趨勢

2014年 江蘇省CD回顧性研究[5]：2003-2012年間江蘇省CD發病率性別年齡分布

2003-2012年間江蘇省CD患者地理分布，圖中白點為金陵醫院地理坐標

　　從一些初步的流行病學分析中能發現，亞洲的IBD患者特征和西方國家的發病特征存在很多差異。

　　西方國家女性的克羅恩病發病率多高于男性，而在東亞IBD統計數據中可見男性的克羅恩病發病率均高于女性。

　　西方國家IBD患者家族史現象十分常見，一些研究發現15%的西方IBD患者有家族史，而這一數字在東亞只有3%。

　　目前對抗生素過度使用[6]是否導致亞洲和西方國家IBD發病的差異這一點還存在爭議，有人認為抗生素對亞洲人產生了對IBD的保護效果，也有很多研究發現兒童時期過度使用抗生素是IBD發展的一大風險因素。

　　與IBD相關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都很高。

　　美國有大約100萬IBD患者，2004年與IBD相關的直接治療費用就超過了6億美元。

　　歐洲有約300萬IBD患者，年度治療費用也約有5億歐元。過去治療費用主要產生于住院、手術、門診和藥品，隨著近幾年生物制劑的使用，手術逐漸減少（手術也帶來很多并發癥），生物制劑使用的大幅度提高也導致醫療花費大幅上升。

　　而IBD帶來的間接成本則更是超過了經濟上的直接成本， IBD引起的生活質量下降，工作效率下降，甚至抑郁，這些成本都難以用金錢來衡量，更會影響病人及其家屬。

　　諸多研究表明，IBD患者的抑郁焦慮患病率比其他慢性病患者更高，約有不到三分之一的IBD患者同時患有抑郁癥和焦慮癥。

　　用于治療IBD的TNF-α抑制劑極大地改善了患者生活質量。目前市場上已批準的生物制劑主要有：Takeda的Entyvio(vedolizumab)、艾伯維的Humira(Adalimumab)和強生的Remicade(Infliximab)。

　　Humira目前只在中國獲批強直性脊椎炎和類風濕關節炎，Entyvio現已在中國臺灣上市，并正在中國內地進行III期臨床，以期盡早在中國內地上市。

　　目前生物制劑的年花費至少在2.5萬美元，歐美IBD的治療現正往精準化治療發展，然而亞洲的醫保報銷系統還不如西方國家健全，隨著未來IBD病患預計會持續增長，未來的醫療負擔勢必會更重。

　　在了解具體研究需求和預估疾病負擔之前，中國IBD流行病學分析迫切需要完成 。

　　同時，早期診斷和防治工作推廣，以及改善現有患者的治療標準也不可忽視。

　　若相關人士還不重視起來，可以預料到2025年IBD治療的可及性、可負擔能力、醫療資源不平等、生物制劑高昂等問題堆積在一起會給醫保系統帶來嚴峻挑戰，并加劇全球范圍內IBD治療水平的差異。

　　相關論文：

　　[1] Kaplan,Gilaad G. “The Global Burden of IBD: from 2015 to 2025.” 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vol. 12, no. 12, 2015, pp. 720–727.

　　[2] Ng,et al. “Worldwide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n the21st Centur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opulation-Based Studies.” The Lancet, vol. 390, no. 10114, 2017,pp. 2769–2778.

　　[3] Ng,Siew C. “Emerging Trend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n Asia”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 vol. 12,3 (2016): 193-6.

　　[4]李冠煒，任建安: “重視我國克羅恩病流行病學的研究” http://www.sohu.com/a/156187421_771477

　　[5] Hu,Dong, et al. “Geographic Mapping of Crohn's Disease and Its Relation toAffluence in Jiangsu Province, an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 of China.” Gastroenter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vol. 2014, no. 2014, 2014,p. 590467.

　　[6] Ng,Wee Khoon et al. “Changing epidemiological trend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n Asia” Intestinal research vol. 14,2 (2016): 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