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由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郝吉明院士團隊牽頭，國內十余家單位參與，在線發表于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一項研究指出，我國2013年至2017年間全國人群PM2.5暴露水平從每立方米61.8微克下降到42.0微克，下降了32%。
這是我國科學家首次對《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大氣十條》）各項政策實施效果進行量化評估的一項研究。“無論是地面觀測數據，還是衛星遙感觀測數據，都證實《大氣十條》的目標全面完成。”中國工程院院士郝吉明說。
盡管如此，郝吉明與多位研究者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這僅是我國大氣污染防治走出的第一步，為打贏藍天保衛戰，下一步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遠。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迅速增長，化石燃料消費量激增，導致的大氣污染問題極其嚴重，其成因之復雜、治理之困難，在世界上沒有可供借鑒的成熟經驗。”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陶澍院士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他認為，這項研究有助于全面總結第一階段治理的經驗教訓，指導下一階段工作，推動我國空氣質量的持續改善。
“超額”完成任務
為了應對嚴重空氣污染，保護公眾健康，2013年9月，國務院頒布了《大氣十條》。這一“史上最嚴格”的清潔空氣政策提出10條35項重點任務措施，并指出到2017年要達成三個目標——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優良天數逐年提高；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濃度分別下降25%、20%、15%左右；北京市細顆粒物（PM2.5）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為全面評估《大氣十條》的落實成效，中國工程院組織開展了相關實施效果終期評估工作，并就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進建議。其中，郝吉明院士領銜的團隊評估了2013~2017年間中國PM2.5污染改善的主要驅動因素，并逐一定量了《大氣十條》中各項政策的貢獻。
新研究發現，《大氣十條》實施以來，2013~2017年間全國人群PM2.5暴露水平下降32%。研究同時指出，減排是中國近年來空氣質量改善的主導因素，而年際間氣象條件變化影響較小。兩者對全國人群PM2.5暴露水平下降的貢獻分別為91%和9%。
研究同時指出，與2013年相比，2017年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PM2.5平均濃度分別下降了39.6%、34.3%和27.7%，“超額”完成《大氣十條》目標任務。“特別是北京市2017年PM2.5年均濃度從每方米89.5微克降到58微克，實現了國內外普遍認為難以完成的目標。”論文通訊作者郝吉明對本報記者說。
此外，通過《大氣十條》主要政策實施，全國范圍內減少二氧化硫排放1640萬噸，氮氧化物排放800萬噸，一次PM2.5排放350萬噸。研究特別指出，工業行業提標改造、燃煤鍋爐整治、落后產能淘汰以及民用燃料清潔化是對空氣質量改善最為有效的四項政策，合計避免了37萬人過早死亡。
“《大氣十條》實施以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空氣質量顯著改善，秋冬季重污染天氣顯著減少。這些變化得到可靠且科學的數據的證實，確實說明它的各項政策方向正確，執行有力，效果顯著。”陶澍說。
他同時表示，盡管第一階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必須認識到“藍天保衛戰”是一場較長期的工作，要進一步強化控制措施，確保我國空氣質量的全面改善。
形勢依然嚴峻
事實上，在總結大氣污染治理成效的同時，研究者并未回避現存的問題。他們在文中指出：“2017年全國338個城市中尚有64 %的城市PM2.5年均濃度不達標，我國PM2.5污染防控工作依然任重道遠。
“PM2.5超標城市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汾渭平原地區、蘇皖魯豫交界地區、長三角北部地區、成渝地區以及新疆烏昌地區比較集中。”論文共同通訊作者、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教授張強告訴本報記者。他表示，盡管造成每個城市污染超標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偏煤炭的能源結構、偏重化工的產業結構、偏公路的運輸結構，以及擴散條件不利、大氣容量偏低，是造成PM2.5污染嚴重的共性原因。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空氣污染依然嚴重，且人口占全球1/5，所以因空氣污染導致的健康影響依然很大。”張強說，為打贏藍天保衛戰，PM2.5仍需大幅度下降。
然而，下一步的治理難度將越來越大。張強表示，一方面，目前空氣污染治理進入爬坡過坎階段，末端治理的紅利逐漸收窄，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另一方面，全國大氣臭氧污染增速加快，諸多城市群空氣質量管理進入PM2.5和臭氧協同防治的深水區。
“PM2.5主要是進入血液后對人體產生影響，而臭氧是具有極強氧化性的氣體，進入呼吸道就會造成傷害。”論文作者、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王自發告訴本報記者。光照變強和溫度變高都會讓臭氧濃度升高，所以要大氣污染和二氧化碳協同減排。
該論文另一位通訊作者、清華大學環境學院賀克斌院士也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解釋說：“PM2.5和臭氧污染是彼此關聯的大氣二次污染問題，揮發性有機物和氮氧化物同時是PM2.5和臭氧形成的重要前體物。”
對此，賀克斌建議，應進一步實施更加嚴格的非電工業行業大氣污染綜合防治，盡快啟動國家柴油機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和國家揮發性有機物減排工程，降低PM2.5和臭氧的前體物排放量，協同治理PM2.5和臭氧污染。
抓住低碳經濟源頭
盡管我國已經實施了一系列嚴格的清潔空氣行動，但郝吉明坦言，當前主要污染物和相關行業的污染防治仍存在薄弱環節。如非電工業行業綜合治理、機動車尤其是柴油機排放管控、揮發性有機物總量控制以及農業氨排放控制仍為突出問題。
“《大氣十條》的實施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倒逼發展方式轉變的積極作用。”郝吉明說。總體上，能源、產業和交通結構調整的大氣污染物削減潛力還有待大力釋放，并逐步成為空氣質量改善的主導因素。為此，亟需加快推動空氣質量改善的途徑逐步從污染控制向綠色發展模式的探索轉變。
“從發達國家治理空氣污染的歷史經驗來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保留大量散燒煤的情況下實現空氣質量根本性改善的。”張強建議，未來應當加快能源轉型步伐，大力推廣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同時，下大力氣推進產業轉型和結構調整，降低高耗能產業在經濟中比重，促進經濟低碳化，從源頭上實現大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協同減排。
對于下一步大氣污染治理，該論文作者、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副主任劉保獻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建議，各個城市首先應“因地制宜”，掌握自己的特點和污染的情況，制定相對應的政策和方針。同時，考慮到城市污染源如車輛、揚塵、餐館等因素的復雜性，需要加強精細化管理。此外，他強調應針對不同階段的治理特點，強化科技支撐力度。
正是基于《大氣十條》的治理基礎，我國又提出了“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從2018年到2020年進一步改善空氣質量。據了解，目前“戰役”成效初顯。如2018年，北京市重污染天氣已下降至15天，PM2.5降低至52微克/立方米。“大家可以看到藍天越來越多。但越往后治理難度越大，我們要做的還有很多。”劉保獻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