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黃鳴龍（1898—1979），江蘇揚州人，有機化學家，我國甾體激素藥物工業的奠基人，1924年獲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55年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1979年7月1日逝世。
早年研究中藥延胡索和細辛中有效成分，后研究甾體化學，發現了甾體的雙烯酮酚反應，并應用于山道年及其一類物的立體化學研究；發現山道年的4個類似物在酸、堿作用下可以“成圈”轉變，由此推斷出其相對構型，使國內外在山道年及其一類物的絕對構型和全合成方面有了理論依據；改良了Wolff-Kishner還原法，被稱為“黃鳴龍改良還原法”，編入有機化學教科書中，為世界各國廣泛應用；利用薯蕷皂素為原料，七步合成了可的松，并很快投入生產；研制了后來用作口服避孕藥的甲地孕酮和其他幾種主要甾體計劃生育藥物。
在半個世紀的科學生涯中，發表研究論文近百篇，專著及綜述近40篇，著有《紅外線光譜與有機化合物分子結構的關系》《旋光譜在有機化學中的應用》等書，1952年回國后，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醫學科學院化學系主任、中科院上海有機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全國藥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化學會理事，國家科委計劃生育專業組副組長、國際有機化學雜志《四面體》榮譽編委，曾當選為第二、三、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每每翻開人生中的第一篇論文，吳毓林總會想起1965年春天的那個電話。
“電話里，黃先生讓我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論文署名的第一個，把他的名字放在后面。”時光流逝半個多世紀，今已81歲的吳毓林仍記憶猶新，“實際上，這篇關于豬膽酸的研究題目是黃先生提出來的，我只是按他的思路進行了實驗工作。”
這位“黃先生”就是吳毓林的導師黃鳴龍，我國有機化學先驅。正是在他的帶領下，我國發現了合成甾體激素的新方法，生產出口服避孕藥，培養了一批有機化學人才，奠定了中國有機化學合成的基石。他的名字在國際科學界也占有一席之地，以中國人命名的有機化學反應——“黃鳴龍還原”依然在世界各國的教科書中閃耀著中國學者的智慧。
三渡重洋，游子歸國獲新生
1898年7月3日，黃鳴龍出生在江蘇揚州一個清貧的書香門第。受二哥黃勝白（藥物學家）影響，他也走上了藥學之路。
1919年，從浙江省立醫學專科學校（現為浙江醫科大學）畢業的黃鳴龍欲出國深造，但苦于無路資。他就在二哥介紹下，作為隨船藥師赴歐留學。
5年后，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的黃鳴龍滿懷抱負回國效力。他先回到母校教授藥學，想開展新藥研究卻缺乏實驗材料和設備；到南京衛生署化學部工作后，發現偽藥充斥市場，建議嚴格檢查藥物成分，但當時官商勾結，深感無奈的他不得不再赴歐洲。
10年的虛度讓專業荒廢太久，黃鳴龍只好在柏林用一年時間學習新技術。其間，他把注意力轉向了上世紀30年代有機化學領域的熱點課題——甾體化學，在德國先靈藥廠研究膽甾醇結構的改造和女性激素的合成。
1940年，應中央研究院朱家驊邀請，黃鳴龍再次回國，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工作，并在西南聯大兼課。但抗戰期間的實驗環境讓他不得不第三次漂洋過海。
1949年，新中國誕生，已是天命之年的黃鳴龍激動萬分，報效祖國之心再次強烈跳動——他沖破美國政府的重重阻撓，借道去歐洲講學擺脫跟蹤，輾轉回國。
“他避開阻撓而繞道歸國，可見愛國之誠。”黃鳴龍的朋友、我國無機化學家柳大綱曾評價說。
回國后，黃鳴龍應邀擔任解放軍醫學科學院化學系主任，隨后又任職中科院有機化學所（以下簡稱有機所）研究員。其間，他多次致信海外友人，鼓勵他們回國。在黃鳴龍的鼓勵下，一些優秀的醫學家、化學家先后從國外歸來。他的兒子、女兒也相繼歸國，投入祖國建設的洪流。
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在美國時，雖然生活好，但也會時常覺得沉悶，因為那個時候的工作與自己的理想和國家的建設毫無關系。他寫道：“我在國內現在生活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心情舒暢，有熱情、有目標，工作情緒挺高。”
“從這些距今60多年的已經泛黃的信件的字里行間，依舊可以體會到黃鳴龍先生當年投身新中國建設的喜悅之情和拳拳愛國之心：只有把人生的理想和國家發展、民族富強緊密結合在一起，人生才有價值。”在紀念黃鳴龍誕辰120周年時，有機所黨委書記、有機氟化學專家胡金波以此激勵青年學子。
大展宏圖，甾體工業填空白
上世紀50年代，甾體激素藥物工業已在世界上興起，而我國仍是空白。1952年回國后，黃鳴龍主張走自己的路，從國內豐富的醫藥遺產中提取原料。他帶領青年科技人員，開展了甾體植物的資源調查和甾體激素的合成研究。
經過幾年奮戰，中國藥學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在黃鳴龍帶領下，以國產薯蕷皂素為原料合成的“可的松”成功問世。它不但填補了我國甾體工業的空白，而且使我國相關合成方法跨進了世界先進行列。大家向黃鳴龍祝賀時，他開懷地說：“我這顆螺絲釘終于發揮作用了！”
“國外在上世紀50年代從薯蕷皂素合成可的松，需要14步化學反應，黃鳴龍合成法只要7步，讓生產時間和成本大幅降低。”吳毓林向《中國科學報》介紹。在我國生產出可的松之后，西方國家的相關藥品售價大幅降低。
繼可的松之后，我國的甾體激素藥物如黃體酮、睪丸素、地塞米松一個接一個問世，藥廠一個接一個投產。黃鳴龍更加忙碌了，他不僅奔波于實驗室和工廠之間，查看原料資源和合成路線，還親自開課講授甾體化學，培養出一批專門人才。
1964年，黃鳴龍以突出貢獻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會上，聽到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重視計劃生育，防止人口過快增長，他立刻聯想到國外有關甾體激素可作避孕藥的報道。
在北京返回上海的列車上，黃鳴龍的思緒在一條口服避孕藥的合成路線上跳動。一回到單位，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設想：組織全國范圍的大協作，開展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項目。
國家科委非常重視這一提議，專門成立了計劃生育專業組，由他任副組長。科研工作很快展開了。
不到一年，黃鳴龍牽頭研制的口服避孕藥甲地孕酮獲得成功，令世界矚目。他和團隊改進后的方法只有3步，比原來少了一半，但總收率卻達40%，比原來多了1倍多。隨后，幾種主要的甾體避孕藥物很快投入生產，并在全國推廣使用。
“這是有機所歷史上很重要的一項工作。”中科院院士、有機所研究員戴立信說，“我們不僅發展了國外剛剛興起的甾體合成研究，還把它做到了實際應用中去，為計劃生育作了貢獻。”
嚴謹治學，絕知此事要躬行
今天，有機所有一個傳統，進所的新生都要先過實驗關。這正是從黃鳴龍開始的。
作為一名科學家和教育家，黃鳴龍十分重視基礎實驗。“我國一向有過分重視捧書本子的習慣。這種偏向，使得有些學生讀書不能深入，基礎不扎實，實驗結果往往無穩定性。”他曾在《加強研究工作 提高學術水平》一文中如是強調。
新中國建立后，我國還沒有制定統一的研究生制度，有機所當時的研究生不上基礎課和專業課，而是自學，重點是寫論文。但黃鳴龍則另作安排。他的學生韓廣甸、廖清江等回憶，黃鳴龍選擇了三四十個典型反應，訓練學生和新進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做實驗的準確性，增強他們對化學反應的理解，讓他們“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盡管黃鳴龍所改良的Wolff-Kishner還原法是在偶然中發現的，但卻與他多年一貫嚴格的治學態度分不開。在哈佛大學期間，一次他做實驗時因臨時有事外出，便托同事代管。等他回來時東西已燒干，但他沒有把殘渣扔掉，而是繼續觀察分析，結果發現了Wolff-Kishner反應的產物。他順藤摸瓜，通過改變一系列條件，改良了該反應。
“新的還原反應不需要貴重的無水肼，也不需要容易爆炸的金屬鈉，反應時間從原來的3~4天變成了2~3個小時，產率更是顯著提高，達到了90%。”吳毓林介紹說，現在國際上進行羰基還原成亞甲基的反應，基本用的都是“Wolff-Kishner—黃鳴龍改良還原法”。
“他還告誡我們，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一定要忠誠老實。科學本身就是老老實實的，不忠誠老實，遲早是過不了關的。”黃鳴龍的學生、中科院院士周維善在緬懷恩師時曾說。
忠誠老實、無怨無悔是黃鳴龍對待科學事業的基本態度，也是他做人的準繩。1969年，他從“牛棚”出來后，聽到周總理關于要研制男用口服避孕藥的指示，立馬又拖著病體，沒有一句怨言地投入科研工作。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國外文獻，掌握國際科技動態，直到病重，無法繼續工作為止。
1979年7月1日，黃鳴龍逝世。紐約《華僑日報》報道了他奮斗的一生，對他為人類作出的卓越貢獻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今天來看，黃鳴龍先生當初提出的科研工作要重視實驗，不要‘以長為貴’，而要‘以才為貴’，這些都是很好的提法。”戴立信說，這些觀點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胡金波也激勵青年學者繼續傳承老一輩科學家求真務實、勇于創新的科學精神和團結協作、淡泊名利的團隊精神，為我國科技創新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人物生平
●1898年7月3日，生于江蘇省揚州市。
●1916-1919年，浙江醫藥專科學校（現浙江醫科大學）學生。
●1920-1922年，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生。
●1922-1924年，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博士研究生。
●1924-1928年，浙江省衛生試驗所化驗室主任，衛生署技正與化學科主任，浙江省醫藥專科學校藥科教授。
●1928-1934年，浙江醫藥專科學校藥科教授、主任。
●1935-1938年，德國維爾茨堡大學化學研究所訪問教授。
●1938-1940年，德國先靈藥廠研究院訪問教授；英國密得塞斯醫院醫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訪問教授。
●1940-1945年，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昆明）研究員兼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1945-1949年，美國哈佛大學化學系訪問研究員。
●1949-1952年，美國默克藥廠研究員。
●1952-1956年，軍事醫學科學院化學系主任、研究員。
●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1956-1979年，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和名譽主任。
●1960年5月至7月，赴蘇聯全蘇藥物化學研究所、捷克科學院有機和生化研究所及捷克化學會講學。
●1966年，《醋酸可的松的七步合成法》獲國家發明獎。
●1979年7月1日，于上海逝世。
●1982年， 《甾體激素的合成和甾體反應的研究》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記者手記
“疾奔奔，疾奔奔（揚州話音為‘蹦’），孫猴子與唐僧、豬八戒、沙和尚，連馬五家僧，西天去取經……”小時候爺爺黃鳴龍給她講的西游記歌謠和各種揚州笑話，今天黃微仍能脫口而出。
“我爺爺平生的第一個理想是去馬戲團耍雜技！”黃微說，“爺爺小時候會用手倒立著‘走路’，一張照片里還留下了他用一把傘頂著球的瞬間。”
作為我國有機化學的先驅，黃鳴龍絕非傳統觀念里的刻板“理工男”。他喜歡唱歌、畫畫、打網球，而且都不只是“玩玩”而已。他在柏林時曾參加過合唱團，送給妻子的水墨畫技藝精湛。
既然做了，就努力做好。在科學上，黃鳴龍也是如此。此次寫作過程中，記者搜集到的史料里有很多“小事”都能看出他的“執著”。
1933年，在杭州教學時，因為缺乏實驗場地，黃鳴龍就在寓所中設了私人化學實驗室進行研究；夏季炎熱，由于屋子處于湖濱，蚊蟲頗多，他就放棄暑假休息，夜間登上小舟，點一氣燈，用紗將舟罩住，堅持工作。
1942年至1944年間，黃鳴龍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工作時，物價飛漲，研究經費也少，他的生活很困難，但依然進行了山道年結構的研究。
他還把自己在工作中的體會與青年科研工作者分享。在1956年于《上海科聯》報刊上發表的《如何向科學進軍》一文中，他強調做科研要有興趣和光榮感，不要存在功利主義和冒進主義，絕對不能怕麻煩，要先探后進、絕對唯物、忠誠老實。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讓各種科研弄虛作假的現象無所遁形：“不真正地鉆研學術，而專想發表著作，博得虛名；或譯寫已知的文章，冒稱是自己的論文；或將人家的工作改變無關緊要的條件，便冒稱為改良的新法；或在一個工作報告中，所有各步驟都是已知的，但作者在某步或若干步不注明文獻的號碼，看起來好像這個工作中若干部分是他創設的。”
“這遲早是過不了關的。”他說。這些話對今天的科學研究仍有現實意義。
有人說，在科學研究上，黃鳴龍是“正直的科學家”，是“不打引號的科學家”。他針砭時弊提出做科研不能“以長為貴”等意見，面對打擊，他沒有一句抱怨，出了“牛棚”后，拖著病軀，把所有的心力用在了推動藥物合成的目標上。
我想，或許是因為對科學、對祖國的熱愛，使他不容許自己把時間和精力花費在其他事情上。正如黃鳴龍曾在一封信中對海外友人所說，“我慶幸這次回到祖國獲得了新生，我覺得自己年輕多了。我以一個兒子對母親那樣的忠誠、熱情，竭盡我的努力……”
人人都會碰到生活中的“釘子”、挫折和冷遇，有人因此耿耿于懷，不愿放下；有人略受打擊，就一蹶不振。這個時候，或許我們需要看看前人走過的路，重拾初衷，更堅定地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