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真的那么重要么——“漏網之魚”或許是“卓越”之源

　　在管理上，無論是科技部門還是高校，都切忌奉行“學科中心主義”，而要以“問題導向”的大領域、大方向為區塊，整合學科集群，發揚個體優勢，互相取長補短，在協同合作中追求學科整體卓越。

　　在出臺一些有關學科的政策措施時，不應僵硬地“一刀切”，要適當留有空間，讓彈性和柔性發生邊際效應。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陳洪捷在《中國科學報》2019年11月27日7版發表了《“‘雙一流’建設，學科真的那么重要嗎？》一文，就德國的三輪“卓越大學”計劃如何看待“學科”以及對“集群”或“領域”的重視發表議論，質疑“雙一流”建設中，“學科真的那么重要嗎？”

　　對此，筆者深有同感。在強調“名不正，言不順”的中國，筆者一輩子深受學科“桎梏”之害，因此想再發點議論。

　　筆者從事的研究領域被稱為波譜學，它誕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是通過無線電波研究物質結構與運動的一門學科，對物理學來說算是一門新的分支學科。

　　1960年，激光誕生，其基本原理可從波譜學和光學理論中導出，從而產生了一門新學科——量子電子學。

　　在蘇聯讀研究生期間，筆者得到了比較完美的實驗結果和系統的物理解釋，發表了四篇論文，三篇在頂級物理刊物上，一篇在化學刊物上。不過，筆者從未考慮過研究的是物理問題還是化學問題，只覺得能提出和解決科學上前所未見的問題就好。

　　1961年，筆者回國來到北大。次年，在北大化學系徐光憲先生和中科院化學所錢人元先生的鼓勵、支持下，筆者辦起了核磁共振化學應用的討論班，希望這個物理方法能在化學上得到廣泛應用。

　　初回北大，筆者歸屬于新從物理系分出來的無線電電子學系波譜學教研室。這當然完全對口，但研究方向并不被系主任所滿意，因為當時無線電系屬“機密”專業，應該為國防服務。筆者認為，可以用波譜學方法來研究國防所需的化學材料問題，而且當時還擁有國內第一臺從英國進口的高級核磁共振波譜儀。不過，系主任仍舊覺得太間接，即使作出研究成果，發表在化學刊物上，對無線電學科來說也有點“名不正，言不順”。

　　1963年，無線電系主體搬遷至北大昌平分校，與北大化學系、中科院化學所的關系就疏遠了，波譜儀給了化學系，討論班也不了了之。

　　波譜學要想既能為國防服務又符合“無線電電子學”的名分，一是做量子放大器，為接收遠程雷達信號服務，但設備過于龐大，至今世界上只有個別射電天文臺應用過，難以在防務上應用；二是做原子鐘（頻標），其基本物理原理出于波譜學；三是新發明的激光，具有極大的潛在國防價值。

　　改革開放以后，一切都規范化了。管理也向西方學習，講究管理的科學化。但科學化雖好，在中國卻極端講究“名分”與“層級”。學科亦是如此。

　　我們波譜學屬于什么學科？當然一級學科是物理學，二級是無線電物理學。但波譜學主要是一種手段，其服務對象起初是核物理和磁學，后來主要轉向化學、生物，直至地質礦物和人體醫學，然后再返回物理本身——凝聚態物理。而原子鐘是測量時間頻率所需的，其研究屬于計量學范疇。

　　因此，單一學科包容不了波譜學的全部學術內涵。不過，這門學科方法與技術的改進確實主要依賴于無線電物理，說它屬于物理學的三級學科比較合理。而且，它得與服務對象緊密結合才能取得最佳成果。所以，它又是一門邊緣或交叉學科。

　　但是，管理上的歸屬問題依然存在。

　　1978年之后，北大物理系宣布波譜學仍屬于物理系，波譜與激光應是物理學的一個分支。不過，無線電系不答應，稱其是無線電物理的分支。

　　后來，國家教委（現教育部）又將無線電物理學劃歸“電子信息科學類”。于是，我們應屬電子學系（由無線電電子學系更名而來）無疑了。但是，無線電物理的重點是研究無線電波傳播等問題，我們被邊緣化了。

　　不久后，國家教委專業目錄干脆取消了無線電物理這個學科，波譜學只能歸屬于“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這就更邊緣化了，在管理上成為不三不四的幾不靠，至今仍處于這種模糊不清的邊緣狀態。

　　雖然這種狀態比較“自由”，但是無論申報博士點還是博士導師，我們總比人慢一兩拍。至于申請科研經費，不是沒有著落，就是一會兒在物理，一會兒在信息科學，令人無所適從。當然，這種情況也反映在申請成立學會、獎勵、頭銜（“杰青”、院士等）上。

　　比如，1980年，國內同道想成立一個波譜學的全國性學術組織，定期舉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會，并創辦一個刊物。不過我們人數太少，須找一個上級學會來掛靠。幾次與物理學會聯系，可人家不承認我們是物理學的分支；后來找到化學會，人家也不愿意，說“你們不過是一種分析方法而已”。但眾所周知的是，與此學科相關，半個多世紀以來產生了15個諾貝爾獎（物理13個，化學、生理學或醫學各1個）獲得者。最后，筆者還是依靠個人在物理學界的人脈，奮斗了一年多之后，才讓波譜學會成為物理學會下屬的一個專業委員會。

　　從這里我深深體會到，在這個看重“名分”和“層級”的中國管理文化中，“能提出和解決國家急需的問題就是好的”這種“問題導向”的思路似乎行不通。做什么研究，你首先得明確：屬于什么學科，是哪一級學科。這可以理解，因為管理部門界限分明，壁壘森嚴。對管理來說，將人類最復雜的勞動用分類分層的辦法管理與評價最簡單、最省事，實際有利益在后面起著關鍵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兩院院士大會上嚴厲批評的“四唯（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現象禁而不止，就是這種“圖省事”的管理作風的重要表現。

　　我們口口聲聲說，邊緣交叉學科是科學技術的生長點，但到管理層面上落實卻始終是一個問題。我們的管理總是部門分隔，以局部利益為重（政績）。這樣，應該是為科技人員服務的管理往往成為對科技人員“管、卡、壓”的手段。我們常常說，我們的時代是科技交叉綜合的時代，沒有一個重大的科學技術和學術問題可以在單一學科完全解決，這甚至對人文社會科學也如此。

　　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這種交叉綜合之所以有力，是以極其細密深入的分工為基礎的。學科分得越細越多是一個更基本的趨勢。一項具體的科研成果，一件實際的科技產品，真正懂得和理解其門道的專家在國內能找到十來個人足矣！甚至在全世界都沒有多少人。真可謂“隔行如隔山”。可是管理卻是貪圖簡單的，刻板僵化的。

　　現在，一些重大項目的評審時間不過兩三小時，課題完成者每人十來分鐘報告，幾十厘米厚的文件，要專家們做出判斷，還要就管理部門擬定的、對各類項目都有效的統一格式的各項指標打分。他們不是“神仙”，往往只能按照管理人員的要求做點“形式審查”，最多不過是看看成果與管理部門立項文件的指標要求在字面上是否符合而已，實際是“走過場”。無怪乎當下網民將專家譏諷為“磚家”，一磚定音。他們不過是管理部門的附庸，是為管理者服務，甚至當“花瓶”的。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完全顛倒了。

　　對于學生的學習來說，學科還是必要的。現在科學發達，學科成百上千，各有奧妙不同。現代大學起源就是從分科學習與研究開始的。要學生什么都學都通是不可能的。

　　學科有兩類，一是基礎學科，主要研究事物存在和發展的規律，以自然和社會上既存事物為研究對象，據此可推演其未來發展趨勢；另一是應用學科，以能做出直接為人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為目標。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將學科區分為另兩類：一類是以發現新理論、新效應和新現象為主的；另一類則是以發明新方法、新技術和新手段（工具）為主的。

　　筆者考察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獎情況，發現其中有1/3多是授予后者的。后者得的雖是物理學獎，但有時其受惠面主要反而是化學、生物醫學和地質探礦等。有的甚至分不清它屬于物理學哪個分支學科。不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評委會并沒有過多地考慮“名分”，他們的理念是能為人類做出重大的創新貢獻就好。

　　所以大學里學生的學習要通過學科來實現，由此學到自主學習的態度與能力。但由于事物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要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實現產品和服務，則必須通過多種學科人員和衷共濟的協作，才能完成。大學要實現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并舉，既要有學科，也不能過分強調學科界限。

　　學科是科學發展中自然產生的，既有寬泛的，也有專深極窄的。專業是教育上根據學科與職業的發展人為設定的。管理絕不能僵化，需要按照學科發展與人才市場職業變化而靈活適應，寬窄并存。北大提倡“淡化專業”、加強交叉學科建設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在國家教委出臺“211工程”的時候，我們就強調了“學科群”的建設。“211工程”批準北大建設6個重點“學科群”和4個重點學科；北大“985工程”則建議建設13個學科群。這些理念和陳洪捷教授所介紹的德國卓越大學提倡“集群”是相通的。

　　“雙一流”大學建設之所以強調學科,還因為當下人們熱衷的大學“排行榜”中還有前1‰學科等的排名。“排行榜”實際上是將大學這個文化機構用市場經濟的模式來加以運作的。好在這里的學科主要還是以一級學科為單位的，比較寬泛。而學校學科建設卻大多是以二、三級學科作為目標進行，這就會帶來不少問題。不管怎樣，以“排行榜”的標準（如科研經費、論文數目、引用次數等）作為學科建設的依據將會給大學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筆者大膽說一句：以這類“排行榜”的指標為準繩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永遠不可能達成的。無論如何，大學不能以市場模式來運作。筆者甚至認為，即使是文化產業也不能完全用市場模式來辦，畢竟精神產品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當下大學的急功近利就是市場對大學的破壞性影響的具體體現。辦大學還要牢記《大學》里最后一句話：“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的“一流”與否不是靠某些數字，而是看是否能在文化科學技術上引領國家與世界，為人類做出多大貢獻。這不需要計算，而是靠有文化的世人有目共睹、心知肚明，眾口稱道的。

　　近20年前，筆者曾說過：“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要立足于中國的發展”（《求是》2002年第6期）。無論是建設“一流大學”還是“一流學科”，都應該強調“以問題為導向”，以解決民族振興、實現“中國夢”急需或重大問題為前提。只有這樣，學科建設才不至于拘泥于學科界限與層級、迷失方向，才會在解決國家重大或急需問題中積淀出辦學特色。

　　在管理上，無論是科技部門還是高等學校，都切忌奉行“學科中心主義”，而要以“問題導向”的大領域、大方向為區塊，整合學科集群，發揚個體優勢，互相取長補短，在協同合作中追求學科整體卓越。在學術和科技評價與鑒定上，由于國家大、項目課題繁多，管理上的某些形式確難一概避免，但管理人員要傾聽一線科研人員的意見，了解科研團隊的歷史業績，絕不能只憑十來分鐘的講述就一錘定音。

　　這里，管理既是科學，也是藝術。管理人員首先要堅守自己的“格”，拒絕管理“權力尋租”，其次要以大局為重，摒棄局部利益，盡可能將一般項目的資金配置權力下放給基層高校與科研機構，不宜過分強調“重點”。在出臺一些有關學科的政策措施時，不應僵硬地“一刀切”，要適當留有空間，讓彈性和柔性發生邊際效應。

　　“漏網之魚”或許就是“卓越”之源,這里學問很大，管理人員要像鉆研學問那樣精心善待這門特殊的“管理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