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我國公共衛生人才隊伍建設

　　摘要

　　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過程中暴露出我國公共衛生教育與疾控人才隊伍的建設存在很多問題和短板。本文圍繞著我國公共衛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定位，公共衛生教育體系、課程體系和教學方法、實踐教學，公共衛生高層次人才培養，公共衛生師資，以及公共衛生人才待遇和政策導向等方面，思考面臨的困境和存在的短板，并提出相關建議。

　　前言

　　2019年底、2020年初武漢暴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次疫情不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對“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后我國公共衛生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的一次檢驗。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采取了公共衛生歷史上罕見的“封城”措施，利用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和全社會動員、全民參與、多部門合作、聯防聯控的愛國衛生運動方式，有效的遏制了疫情在國內的傳播，并為全球疫情防控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但是，在抗擊疫情過程中也暴露出許多問題和短板：全社會對預防為主的衛生健康工作方針認識不足，“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更多地停留在口號；公共衛生立法不全，同時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疾控機構在疫情防控中缺少話語權、行政管理權和信息發布權；疾病防控、臨床救治、科研支撐之間缺乏有效的協同機制；基層醫療衛生服務和疾病防控工作網底薄弱；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或重大疫情的技術和物資儲備不足等[1]。

　　突發應急和疫情防控的所有事情要靠人去落實。所以，根本性問題是我國公共衛生教育與疾控人才隊伍的建設問題。在疫情出現階段，缺少臨床鑒別能力強、依法報告意識強和即時防控措施強的專家隊伍；在疫情發展階段，缺少上得去、用得上、能調查、懂規律的現場流行病學專業技術骨干；在疫情上升階段，缺少防控策略與措施“一錘定音”的疾控大家，也缺少有效指導社會各界采取有效防控救治措施的大量防疫專家、臨床專家和醫學科技專家。為此，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該堅持的堅持，該完善的完善，該建立的建立，該落實的落實，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2]的指示精神，針對我國公共衛生教育和人才隊伍建設的短板，談幾點思考及建議。

　　正文

　　一、我國公共衛生教育和人才隊伍面臨的困境與短板

　　（一）公共衛生教育在我國高等教育中定位不清、重視不夠

　　公共衛生是“通過社會有組織的努力來預防疾病、延長壽命和促進健康的科學和藝術”[3]。其基本職能包括：開展公共衛生監測與分析；針對威脅人群健康的疾病及其影響因素開展流行病學調查；針對衛生需求組織實施疾病預防和健康管理相關項目；為居民提供高質量的計劃免疫、婦幼保健、老年保健、消殺滅等公共衛生服務；組織制修訂公共衛生相關法律法規并加強監督和執法；改善社區生產生活環境；應對處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或重大疫情；開展公共衛生相關政策的研究、應用于評價；通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活動提高公眾健康素養；關注全球健康，服務外交政策等。2016年中央召開的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提出了我國新的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以基層為重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預防為主，中西醫并重，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綜上，公共衛生專業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所處的地位是極其重要的，它不僅是“健康中國建設”的重要基石，也是“全民健康”的第一要務。公共衛生水平的高低不僅是反映國家或地區衛生事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而且也關系到國民健康水平、國家公共安全、社會和諧穩定和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將公共衛生教育和人才培養定位在事關國家建設、發展與安全中的全局性、基礎性和戰略性地位應該是恰當的，將公共衛生專業從歷史上的“行業性、小學科”特征改為事關國計民生的“大學科、大專業”符合現代公共衛生的時代特征。

　　國際上，2016年美國健康和人類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提出，是時候推進“公共衛生3.0”了。“公共衛生1.0”是醫學快速發展、疫苗和抗生素等新的預防和治療手段主導的時代；“公共衛生2.0”是公共衛生機構明確目標和核心職能、向專業化和標準化發展的時代；而“公共衛生3.0”則為現代公共衛生體系明確了新的發展方向，即改變局限于公共衛生部門內部的工作模式，強調跨部門協作，通過環境措施、公共政策和體系體制變革，直接影響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實現健康促進的社會化和健康服務的社區化[4]。世界衛生組織也于2018年梳理了公共衛生橫向管理（管理、籌資、人力資源、健康信息系統、科學研究、社會參與和健康傳播的政府職能）與縱向管理（健康保護、健康促進、疾病預防、衛生保健和應急準備的公共衛生專業職能）交叉融合的新職能框架[5]。我國提出的健康中國建設理念和將“以疾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轉變的策略是與國際公共衛生事業新的發展理念高度契合、同頻共振的。

　　然而，近些年公共衛生專業在國內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卻十分尷尬。一是，在我國高等教育界內，公共衛生學科專業長期得不到重視和發展。世界各國的公共衛生學科專業教育大多置身于綜合大學中作為與醫學學科平行的一門獨立學科。在我國，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則歸屬于醫學類。2018年，我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 663所[6]；但是能培養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本科的院校僅有97所。在137所“雙一流”建設高校中僅有24所（17.5％）設有公共衛生學院，其他都是設立在醫學院校中的二級學院。在臨床醫學大一統的模式下，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要得到重視和發展是十分困難的。二是，在醫學教育領域普遍存在著“重治輕防”的現象，很多學科建設項目、國家重點實驗室或平臺建設、人才支持計劃中，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學科不僅很少被綜合大學所顧及，還經常被醫學院校邊緣化。長此以往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公共衛生專業規模小、人才培養數量少、專業學科結構不合理、師資隊伍力量薄弱等，又進一步嚴重限制了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三是，在公共衛生教育與人才培養上，缺乏多學科協同支撐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專業的辦學體制和機制的文化氛圍。

　　（二）公共衛生教育體系建設不系統、不均衡、不完善

　　在我國，公共衛生教育還沒有形成系統完善的教育結構體系。主要表現為：一是，公共衛生人才培養缺乏統籌兼顧和系統考慮，缺少系統化和規范化的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和繼續醫學教育。而我國臨床醫學教育已經形成了醫學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和繼續醫學教育三個階段有機銜接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標準化、規范化、一體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二是，公共衛生教育層級不清，教育教學區分度不明。公共衛生本科教育、專業學位和科學學位的碩士教育以及科學學位的博士教育在培養目標、課程內容、教學實踐內容上都沒有嚴格的區分度，出現了各層級教育趨同的現象。三是，全國公共衛生教育發展嚴重不均衡。東中西部差距大；但是在人才培養層次上，西部一些高校則一味趨高，爭辦研究生教育甚至是博士學位教育。忽視了各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現狀和衛生服務需求，從而造成了教育資源的浪費。所以，無論是從公共衛生教育的體系看，還是從公共衛生專業教育的層次看，目前我國的公共衛生教育都無法滿足衛生事業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群眾對疾病防治、健康保護和促進、美好生活的需求，更無法滿足我國東中西部均衡發展的需要。

　　（三）公共衛生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方法陳舊、落后

　　建國初期，我國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教育沿襲了蘇聯的模式，重心在于培養預防醫學專業性人才，課程體系偏重于傳統的以生物醫學為基礎的預防醫學教育，以流行病學和五大衛生為代表的課程教學為主。1981年，我國引入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我國公共衛生研究生教育開始啟動。但是，教學內容上沒有突破生物醫學模式的教育。2003年美國國立醫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IOM）強調了傳統公共衛生核心課程的重要性：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環境衛生學（包括自然與職業環境）、衛生服務管理和社會行為科學[7]。而我國很多高校的公共衛生本科教學計劃中都沒有開設后兩門課程。同一報告中還建議在新時期的公共衛生教育中增加8個領域的能力培養：公共衛生信息學、基因組學、社會動員與人際溝通、人文科學、社區參與式研究、全球健康、衛生政策與法律法規、公共衛生倫理學[7]。在我國高校公共衛生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這些課程的設置更是鳳毛麟角。因此，要培養我國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具備下面這些核心能力，包括分析評價、政策發展和項目規劃、人際溝通、對多元文化的理解、社區動員和開展實踐、公共衛生科學、財務規劃與管理、領導力和系統思維，現有的公共衛生教育就表現得先天不足了。加之我國公共衛生教育教學研究嚴重不足，對現代公共衛生專業人員所需的核心能力及其內涵、崗位勝任力培養所需的相應核心課程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使得現行的培養方案中也缺少對公共衛生核心課程的明確規定和研究生相關課程的遴選標準。

　　此外，我國的公共衛生教育界對現代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的學習和應用十分欠缺，仍然沿襲以教師為中心、以課堂授課為中心、以實驗室驗證性實驗為中心、以理論考試為中心的傳統教學方法。雖然，也有院校開展了公共衛生教育教學改革，但仍以公共衛生專業的師資為主力，多數只關注與本學科相關的前沿知識和新興技術的教學改善，少有涉足交叉學科，更未在教學方法的改革創新上下功夫。總之，公共衛生教育教學改革阻力重重，任重道遠。

　　（四）公共衛生實踐教學得不到重視，培養的學生先天不足

　　公共衛生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要求學生“在學中干、在干中學”。通過有組織的實踐教學，不僅可以加深學生對我國衛生國情和公共衛生現狀的認識與理解，還能提高學生發現、分析、解決公共衛生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而我國公共衛生實踐教學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缺乏穩定、高質量、標準化的教學實踐基地；缺乏高水平、有經驗、善教學的實踐教學師資隊伍；缺乏穩定、充足的實踐教學經費和相關資源保障；缺少高質量、實踐性強和有說服力的案例教材；同時，還缺乏實踐性教學的政策支持和政策保障。由于歷史原因和缺少政策支持，現階段我國多數公共衛生學院在培養方案、課程設計、實踐教學基地建設、實踐教學雙師培養、學生實習安排等不同環節，普遍存在著對公共衛生實踐教學不重視，大多流于形式，沒能發揮鍛煉和提升學生現場實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作用。公共衛生教學實踐環節亟待加強。

　　（五）公共衛生高層次人才短缺，尤其是應用型人才缺乏

　　我國高校預防醫學學士學位授權點97個，再加上部分高校招收營養、衛生檢驗、婦幼衛生和衛生事業管理等健康相關專業，共有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本科專業學位授權點155個，年招生人數約為11 200人，占公共衛生人才培養體系的69.57％；碩士學位授權點111個，年招生4 300余人，占26.70％；博士學位授權點33個，年招生600余人，占3.73％，全部為科學學位。這樣一個培養結構與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需求是不相適應的，并且相比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以美國為例，截至2020年3月，美國經公共衛生教育委員會（Council on Education of Public Health，CEPH）認證的有公共衛生研究生培養資質的公共衛生學院67所，另有在大學中設立有資質的公共衛生研究生培養項目127個，公共衛生學士學位培養項目16個[8]。2019年認證的院校、學位項目在校共計培養69458名公共衛生專業學生，其中本科生占41％，碩士生占46％，博士生占13％[9]。這樣鮮明的層次規模的對比充分說明了我國在高層次人才培養上的差距。

　　2009年，我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簡稱疾控中心）人員公共衛生執業（助理）醫師隊伍中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比例僅占3.0％，到2018年這一比例達到8.0％，本科學歷占到37％，而超過一半（54％）人員為專科學歷。據2014年針對美國州立衛生機構長期雇員開展的人力情況抽樣調查結果顯示，75％有本科學位，38％有碩士學位，9％有博士學位[10]。所以，無論是從公共衛生專業各層次教育的比例，還是疾控機構人員隊伍的學歷構成來看，我國公共衛生專業隊伍中高層次人才的比例都明顯偏低。

　　此外，作為我國公共衛生與疾控戰線核心骨干的公共衛生應用型人才（專業學位碩士）的培養規模更顯不足。自2001年全國22所院校首批獲準開展公共衛生碩士（Master of Public Health，MPH）研究生教育試點工作，截至2018年，我國共有MPH培養單位79個，年招收MPH人數不到碩士培養規模的45％。在我國高等教育即將由大眾化階段邁入普及化階段的時代背景下，我國公共衛生高層次人才的培養規模和構成與世界各發達國家以研究生培養為主體的結構相去甚遠。公共衛生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培養任務還相當艱巨。

　　（六）公共衛生師資數量不足、結構缺陷、實踐教學能力有限

　　目前我國公共衛生師資隊伍情況十分堪憂。首先表現為數量不足，各高校公共衛生學院教師數不是在逐年增加，而是在逐年遞減。僅以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為例，2000年全院教職員工數是279人；到2020年，學院原有學系一個未減，還新建了全球衛生學系，但教職員工數卻減至179人。20年間編制減少了100名。最近，教育部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專業教指委對國內22所公共衛生學院的調查顯示，各學院平均教師數為95人，專任教師比例為76.7％，約73人。54所申報“雙萬計劃”的學校中，專任教師人數最少28人，最多140人，中位數為45人；可見教師數量明顯不足。其次，師資中畢業于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學科專業的比例高達78.8％，西部地區院校的這一比例可高達83.5％，公共衛生專業師資背景過于單一，難以勝任現代公共衛生多專業、寬口徑、復合型、實用型人才的培養。而且，原有的臨床專業背景的師資、有疾控機構工作背景的師資比例越來越少。傳染病流行病學專業是我國10所初創公共衛生學院的看家本事，解放初新疆察布查爾病的病因確定，1988年上海甲型肝炎暴發流行的控制，天花、霍亂等烈性傳染病的防控，都留下了高校公共衛生教師的身影。遺憾的是，現在能去現場處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疫情的教師越來越少，對我國公共衛生現狀和疾病防控的工作重點不清楚、不熟悉已成為常態。在現有公共衛生學院中，55歲及以下師資已占教師總數的87.9％。由于缺少公共衛生實踐經驗，現有師資的實踐教學能力明顯不足。

　　近十余年來，高校教師的考核評價中過度看重SCI論文、追求高影響因子的非理性導向，給公共衛生教育師資隊伍的建設帶來了持久的傷害。公共衛生專業的教師迫于職稱晉升、項目申請、獎勵頭銜等壓力，更多地轉去開展基礎研究，逐漸遠離現場。這樣的師資隊伍又如何去培養應用型的公共衛生和疾控的合格接班人。

　　（七）公共衛生人才待遇不高和政策導向不清對人才產生負面影響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公共衛生與疾控機構的職能在不斷增加，從2001年疾控體系改革時的7大職能發展到2014年的9大職能，為實現《“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的戰略目標還在進一步擴大。然而，疾控機構的人員編制數卻不增反降。近20年來，全國疾控中心人員數最多的是2004年，為21.00萬（約1.62/萬人口），其中專業技術人員16.01萬，之后基本上是逐年下降。2018年全國疾控中心人員數和專業技術人員數分別降到18.78萬（約1.35/萬人口）和14.05萬，相比2004年分別降低了10.5％和12.2％，即使與2002年相比也要分別低9.2％和11.5％[11-13]。

　　近年來，疾控人員的待遇較大幅度降低。2009年疾控機構實行績效工資制度改革，經過10年運行，從實施效果看，對疾控隊伍的穩定、人才引進與培養、能力的提升與培訓都很不理想。疾控機構作為一類公益事業單位，在待遇上不僅遠遠低于公立醫院，甚至比不上基層醫療機構，嚴重影響了職工的積極性和隊伍的穩定性。僅以國家疾控中心為例，近幾年專業人才流失嚴重，在流失的160余人中，絕大多數是年富力強的中青年業務骨干，其中“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等人才計劃獲得者流失殆盡。年輕人在疾控工作中看不到發展方向，更找不到職業自豪感。這些都為我國公共衛生人才隊伍的發展與建設蒙上了一層陰影，也對醫學教育人才培養產生了負面影響。據統計，目前在高校醫學相關專業中，報考第一志愿公共衛生專業的學生比例和錄取分數都遠低于臨床醫學專業。由于一些學校實施了轉專業政策，使得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專業的一些優秀學生直接轉向臨床醫學專業，公共衛生生源質量進一步下降。

　　二、關于我國公共衛生教育和人才隊伍建設的幾點建議

　　（一）提高公共衛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定位并形成共識

　　此次疫情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公共衛生專業是預防疾病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維護公眾健康、提高生活質量、延長健康壽命的“大健康、大衛生”專業；是落實“預防為主”和“融健康于萬策”的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的重要技術支撐；是實現“健康中國”戰略的重要基石；是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保證；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處置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國家生物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使命責任。

　　為此，從維護全民健康和國家公共安全的戰略高度以及國家富強、民族昌盛的長遠的發展角度考慮，把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人才培養納入國民健康發展規劃、國家人才發展規劃、國家教育事業發展規劃、國家科技發展規劃乃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勢在必行。實行政府主導，政府主管部門指導，各高校、科研院所組織實施的方式。在國家層面進行頂層設計，包括公共衛生人才隊伍建設的數量、質量和結構，人才培養的體制機制建設，經費投入政策和保障機制，東中西部公共衛生專門人才培養的均衡性發展，以及人才的科學評估機制等，形成國家系統、整合的一體化人才培養建設體系。堅持人民對健康的需求就是衛生服務的使命原則，在國家、省（市）或政府主管部門的學科發展、平臺建設、重點實驗室（實踐基地）建設、人才支持計劃、學科或專業建設工程和經費保障等方面給予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專業及學科政策性傾斜并形成常規保障性機制。

　　（二）加強公共衛生一體化教育體系的建設，立足長遠補短板

　　建設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專業從學校教育、畢業后教育到繼續醫學教育的階段分明、有機銜接、目標明確的一體化教育體系。針對學校教育階段，規范、完善本科教育，以教學內容的規范化、教學方法的現代化和教學實踐的普及化作為重點；積極發展碩士專業學位教育，將MPH專業學位培養計劃轉為主體培養計劃，注重培養以“崗位勝任力”為導向的實用型和技能型公共衛生人才；努力建設創新型公共衛生博士教育，創立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衛生博士（Doctor of Public Health，DrPH）”專業學位教育，更新教育理念，培養了解中國衛生國情、掌握疫情防控知識、具備創新科研能力、學科交叉融合能力、具有全球健康視野和協調管理潛力的高級復合型公共衛生人才。

　　針對畢業后教育，學習臨床醫學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模式，開展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實踐規范化培訓，建立國家規范化培訓基地和質量標準，組織畢業生到教學實踐基地（如各級疾控中心）、衛生與健康相關的企事業單位、醫院的感染管理科室、急診科或相關科室、健康相關的社會組織中實踐。同時，要求優先參加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或重大疫情的現場防控實際工作，以提高疫情防控和應急處置能力。

　　對在職的疾控系統工作人員、與疾控工作相關的醫療服務機構工作人員、衛生與健康相關企事業單位專職人員等開展形式多樣的繼續醫學教育。要盡快恢復在職申請MPH學位培養計劃，單獨組織入學考試，對不同層級的疾控機構衛生技術人員進行系統的學位教育，既解決了這批業務骨干有關現代公共衛生與疾控工作崗位勝任力的培養需要，又可以解決他們的職稱晉升和薪金待遇問題。另外，針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對和重大疫情的防控救治，有必要專項開展“現場流行病學培訓（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FETP）”和“現場應急管理培訓（Field Emergency 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FEMTP）”，并堅持實行疾控崗位全員輪訓制，確保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處置和重大疫情防控有關的機構和個人都能得到系統的培訓，以應對各種應急需要。

　　（三）改革、完善公共衛生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方法

　　針對公共衛生教育和人才培養課程設置與教學方法上的滯后現狀，建議改革、完善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教學的課程體系，堅持“三基三嚴”的基礎教學，強調社會、人文、管理、信息與工程等廣博知識，以重實際、善處置的實踐教學為重點，加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重大疫情防控策略與措施的學習與實踐。在課程設置上，要優化傳統的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預防醫學的基礎知識與技能，要加強社會科學、法律法規、管理科學、人文科學、信息科學、工程技術、生命倫理、社會動員與人際交流等學科知識和技能的學習，尤其要加強全球衛生方面的知識學習。在實踐教學上，要明確標準與要求，保證一定的學時量，著力培養和訓練學生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以及團隊協作及時應對和防控突發疫情的實戰能力。

　　要積極學習和掌握國際先進的教學方法和手段；結合我國的教學需要和軟硬件條件，開展形式多樣的教學方式改革，如問題為導向的PBL教學、小班互動形式的TBL教學、案例教學、情景式教學、翻轉課堂教學、慕課（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教學等。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力，提高學習效率。

　　（四）加強公共衛生實踐教學，提高學生現場調查和應急能力

　　1.解決好教學實踐基地的建設問題：打破傳統理念，實踐基地不只是各級疾控中心，而應涵蓋各級公共衛生與疾控管理機構、各級疾控中心、綜合醫院的相關科室、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衛生與健康相關的企事業單位、健康相關社會組織和國際組織等。通過有組織的實踐教學，讓學生在讀期間就能了解衛生工作所涉及的各種機構及其職能。教學實踐基地需要有嚴格的準入標準、專門的經費保障，以促進教學條件和能力的不斷提升。

　　2.建設“雙師型”公共衛生實踐教學的師資隊伍：充分利用現有的疾控中心和其他的醫療衛生資源，建設一支理論水平高、實踐能力強的“雙師型”公共衛生實踐教學的師資隊伍。鼓勵公共衛生學院的骨干師資到疾控中心、綜合醫院的相關科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衛生與健康相關企事業單位或相關組織掛職鍛煉，既可熟悉我國疾控工作的實際內容和需求，又能幫助提高實踐基地的教學和科研能力和水平。而對實踐基地的業務骨干，也要積極培養，提高教學、科研和總結實際工作經驗的能力和水平，對條件合格者授予大學的教學職稱并給予相關津貼補助，形成一支穩定的公共衛生教學實踐師資隊伍。

　　3.建立疾控、臨床和科研的協同教學機制和平戰結合的協調機制：鼓勵三方業務骨干相互兼職，平時加強科研合作、工作協作，促進教書育人，戰時可以密切配合，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重大疫情的防控任務。同時，還要加強綜合大學相關學科的合作教學與實踐，如信息技術與數據科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公共管理與政策研究等，使學生能充分體會融健康于萬策的意義和價值。

　　4.合理安排學生實踐教學環節的各項工作：這些工作包括時間安排、學科輪轉、實踐機會、實踐層次、學術活動、人際交流、數據分析、報告撰寫、成果分享及政策轉化等。

　　5.積極開發和建設案例教材：把國內外歷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的經驗與教訓總結成案例，讓同學們從中建立概念、學習經驗、汲取教訓、形成預案，讓案例教學成為公共衛生實踐教學的重要補充。

　　（五）加強公共衛生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培養復合型拔尖人才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重大疫情的應對防控往往需要具備醫學、法律、管理、人文等多學科背景的高級公共衛生專門人才，我國應加強高層次、復合型公共衛生專業人才的培養。專業學位的DrPH是國際上通行的一種培養模式，為公共衛生與疾控領域培養高級管理或專業技術人才，特別是培養在區域、國家及全球范圍內有專業影響力、國際視野和寬泛知識結構的高級專門人才。例如，英國的總醫官和俄羅斯的總防疫師都是這樣的教育背景。

　　我國已經具備了近20年的MPH專業學位的培養經驗，培養了大批公共衛生領域的高級應用型人才，他們具有業務上升的空間和繼續教育的需求，也為我國開啟DrPH培養模式奠定了人才基礎。對于我國DrPH的培養目標定位，應側重于培養博士研究生能在未來的高級崗位上靈活運用相關的知識技能、并將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措施的能力，能為改善我國醫療衛生體制、體系現狀、公眾健康發揮引領作用，能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重大疫情的應急處置和防控實踐中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

　　（六）加強公共衛生師資隊伍建設，堅持專業導向和師資標準

　　1.師資隊伍評價體系和政策導向問題：公共衛生專業是典型的公益性、利他性、奉獻型專業，對于師資的理想道德和職業素養要求甚高，對公共衛生專業知識與技能要求甚高，對中國衛生國情的理解和應急防控實踐經驗要求甚高，對循證疾病防控策略與措施的制定能力要求甚高。因此，應鼓勵各高校針對公共衛生師資制定專門的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引導教師堅持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實踐全面發展，在職稱晉升、績效考核、創新評優、進修深造和出國推薦、人才選拔上予以政策傾斜。

　　2.師資隊伍的來源、準入標準問題：要嚴格公共衛生學院的師資準入標準，在重學歷、重國外教育背景的同時，也要重專業背景、重實踐經歷閱歷和教學、科研的綜合實力；要堅持師資隊伍學緣結構的多樣化，防止近親繁殖；要專門制定教學實踐基地師資隊伍的準入標準，重視“雙師制”公共衛生實踐教學師資隊伍的建設。

　　3.師資隊伍的培養、使用和建設問題：建議學習國外先進的公共衛生教學師資隊伍建設理念，積極推進復合型師資的培養。鼓勵雙學位教育背景的人才進入師資隊伍，例如，醫學博士（Doctor of Medicine, MD）+MPH、MD+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PhD）、口腔醫學博士（Doctor of Dental Surgery，DDS）+MPH、MPH+法學博士（Juris Doctor，JD）、MPH+工商管理碩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MBA）等；安排青年教師到各級疾控中心或公共衛生管理機構兼職或掛職鍛煉，以提高實踐教學能力和水平；鼓勵青年教師在教學、科研上脫穎而出，實行破格職稱晉升制，不拘一格使用人才。

　　4.師資隊伍的待遇和政策支持問題：為了保證各高校都有一支穩定的公共衛生師資隊伍，并能夠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或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要認真研究、制定在科學、規范績效評價基礎上的薪酬制度和多勞多得、優勞優得的獎勵制度。讓公共衛生師資隊伍能夠安心教書育人、安心科學研究和主動應用實踐，成為有理想、有抱負的“仰望星空、腳踏大地”的新時代師資。

　　5.師資隊伍的人才合理流動和轉軌機制問題：在穩定的師資隊伍準入、使用和待遇的基礎上，還要建立鼓勵人才不斷深造、合理流動、勇于創新的人才流動機制，鼓勵師資轉軌到行政管理崗位、各級疾控機構、健康相關企事業單位、公共衛生相關社會組織或國際衛生組織任職，也吸引其他機構中經過歷練的優秀人才加入或回流到師資隊伍中來，形成公共衛生學院“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的人才流動機制，為師資隊伍知識的不斷更新、專業背景的不斷擴展、數量規模的不斷擴大、教學能力水平的不斷提高提供科學合理的機制。

　　（七）加強公共衛生崗位建設，提高待遇標準，調整政策導向

　　加強公共衛生崗位建設，首先要提高職業自豪感，明確公共衛生與疾控專業隊伍在我國醫藥衛生事業、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健康中國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一支職業隊伍穩定的前提條件，然后才是職工的待遇問題。待遇不僅是工資薪酬要與其他三類醫師（臨床、口腔和中醫）待遇持平或略高，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政治待遇。在我國政體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應該有來自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戰線的代表；在政協參政議政、建言獻策中應該有公共衛生行業的聲音；在各級各類“最美”行業人的權威評選活動中，應該有“最美”公衛人、疾控人的身影。恰如建國70周年，消滅小兒麻痹癥的“糖丸之父”顧方舟先生被授予“國家榮譽稱號”，溫暖和感動了多少疾控人的心。應該建立科學、規范、有序的績效評價、崗位晉升機制，讓能人上、庸人下，形成公平健康的競爭機制。

　　公共衛生服務的社會效益回報相對不顯性和回報周期相對較長，針對專業的這一特點應該制定科學、合理的評價機制和體系，糾正單純以SCI論文為導向的人才評價機制，鼓勵公共衛生和疾控專家，以解決我國公共衛生實際問題為榮，以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和重大疫情防控中建功立業為耀，把專業的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