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一流”迎來第一個收官之年各大高校表現如何？

　　 2020年是“雙一流”建設第一個周期的收官之年，全社會對這項教育領域的“千億工程”建設效果如何充滿關切。在這個特殊時刻，很多人都在對“雙一流”政策進行再審視。

　　首先，“雙一流”政策最為核心的關切是頂尖科學技術和頂尖人才培養。創新驅動已經放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雙一流”高校能否“出好人才”“出大成果”、解決國家發展的短板問題，成為國家和社會的關注點。

　　當前，我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顯現，勞動力正在從過剩走向短缺，未來的人口比較優勢必須從規模走向素質和能力，尤其是頂尖人才培養的缺口需要“雙一流”高校能夠更好地承擔責任。

　　我國仍有很多領域的創新能力不強，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仍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諸多核心技術仍然面臨“卡脖子”的局面。而“雙一流”高校對“卡脖子”技術的貢獻仍然乏力。

　　“雙一流”建設成效始終被一種關注排名、關注指標、關注數據的傾向所左右。在面上整體缺少核心科技貢獻的前提下，不少“雙一流”高校只能在一些顯性的排名、指標和數據上下功夫，積極尋求維護“雙一流”身份和地位的擔保。

　　第二，“雙一流”政策給我國的高等教育重點建設培育出了一種競爭性的文化。“雙一流”政策確實改變了過去“211”“985”政策固化的弊端，動態調整的“緊箍咒”時刻制衡著高校的發展。

　　動態監測和動態管理讓重點建設高校更少地關注身份優勢，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到了如何獲得和保持競爭優勢上。很多省份都在過去五年中加大了對“雙一流”建設的投入，“雙一流”政策成為撬動地方和區域發展競爭的重要政策。

　　很多省份的“板凳”高校也鉚足了勁兒發展，力爭在2020這個“雙一流”建設的大考之年通過動態調整打個“翻身仗”。

　　在績效評價的基礎上，主管部門也通過“雙一流”建設的績效獎勵來調動高校的積極性。當然，這種績效獎勵額度的吸引力和驅動力仍然有待提高。

　　不少高校期待，在下一輪的建設中，建設績效所能帶來的不僅僅是小規模的增量績效獎勵，還能夠對撥款基數的調整產生影響，其激勵效應將會更加明顯。

　　第三，“雙一流”政策重在撬動頭部高校對全球頂尖學者的吸引力。在全球高等教育財政日趨緊張的前提下，“雙一流”政策跟我國的各項人才政策相配合，形成了比較顯著的資源投入優勢，持續形成全球頂尖科技人才的“凈流入”。

　　黨的十九大將人才工作上升到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略資源高度，“雙一流”人才競爭逐步突破了“雙一流”高校之間互挖的零和博弈狀態。更多的“雙一流”高校將目光放到國際上，致力于吸納更多的國際頂尖人才。但是，對全球頂尖學者的吸引力不僅僅在于待遇，更為重要的是制度和環境。

　　只有“雙一流”高校不斷通過改革，構建能夠留住國際頂尖人才并最大程度發揮人才學術水平和能力的良好制度和環境，我們才有可能在全球頂尖人才競爭中獲得顯著的優勢。從這個角度講，改革比建設本身更加重要，只有好的改革才能更好地釋放建設的活力。

　　第四，“雙一流”政策的最終目標是要塑造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和全球比較優勢。

　　當前，我國正在努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國家之列。只有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才能充分開發人力資源，使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我們需要高等教育對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做出新的貢獻，同時更加需要頭部高校在高級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

　　著眼長遠，人口數量和勞動力規模方面的比較優勢重要性下降，我國必須在國際競爭中獲得高級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的比較優勢。

　　當前，我國正在努力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力爭有效避免大國之間的沖突與戰爭，因此也需要“雙一流”高校植根本土、面向全球，培養一大批能夠在國際舞臺上理性、積極行動的本土人才，在國際舞臺上和國際組織中展現出更強的影響力。

　　從這個角度說，當前“雙一流”高校更加重視科學研究，而對人才培養有所忽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高校最終的核心競爭力仍然是人才培養的競爭力。

　　學術界都在普遍關注“雙一流”高校在大考之年能夠提交一份什么樣的答卷，同時也非常關注“雙一流”建設的體制機制將會面臨什么樣的改革。

　　高等教育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偉大事業的奠基工程，“雙一流”建設高校在其中承擔著更加特殊的使命，事關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大局，事關我國的核心競爭力，將會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產生重大而深遠的根本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