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包工隊”的管理制度來規范科研，走得通？

　　7月31日，科技部正式公布19號令《科學技術活動違規行為處理暫行規定》，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該規定首次明確了一系列有關科學技術活動過程中出現的違規類型和處理措施，適用的違規主體從以往各類文件中的以科研人員為主擴展到了科技活動各環節的參與主體。

　　19號令還對各類違規主體的各種違規行為做出了詳細的界定，比如針對咨詢評審專家的“打招呼”“走關系”請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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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在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科技論壇（CCF YOCSEF）舉辦的以“科技部19條令——科研亂象的解毒劑還是止痛藥？”為主題的特別論壇上，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國杰認為，“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當成修橋修路一樣的包工隊來管，違規的事肯定會減少，但科技是否真的能上去就很難說了。我們的大目標是科技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心中始終裝著這個大目標，用大道理管小道理，道路一定越走越寬廣。”

　　以下為李國杰發言實錄。

　　科技部出了個19號令，是件好事。不依規矩，不成方圓，自律的科技生態要在“他律”的監控下才能形成。

　　借用社會上流行的一句話：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行的。我們也可以說，嚴明的紀律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清晰的規矩是萬萬不行的。

　　2017年4月，德國施普林格出版社發現2012年至2016年間，有107篇刊登在《腫瘤生理學》期刊上的論文涉嫌“同行評審”造假，宣布這些來自中國的論文集中撤稿。

　　科技部經過認真調查后，做了嚴肅處理，讓監督“長了牙齒”。

　　通過這件事的處理，科技部認識到，有必要進一步規范科學技術活動違規行為處理，建立相對統一、明晰的處理尺度和剛性的約束規則。

　　2019年10月出臺了關于《科學技術活動違規行為處理規定》的征求意見稿，今年7月31日正式發布19號令。

　　與2006年科技部頒布的11號令《國家科技計劃實施中科研不端行為處理辦法》相比，19號令覆蓋更全面，處罰對象擴大到實施單位、咨詢評審專家和第三方服務機構；違規行為詳細列出了幾十條；處理措施更明確，從約談到取消資格分成十類，強調合理區分，做到寬嚴相濟；也明確了申述救濟途徑。總的來講，19號令增加了對違規行為的威懾力，有了明文規定，托人打招呼的風氣應當有所收斂，科技界的風氣會進一步好轉。

　　最近美國政府瘋狂圍堵打壓中國，試圖科技脫鉤，科技人員著急的是在與美國脫鉤的形勢下，科技界怎么臥薪嘗膽，盡快補短板，提高科技的供給能力，科技尖子人才怎么冒出來。

　　不違規只是及格標準，不違規的科技人員只是科技界的良民。嚴懲科技違規行為是發展科技的必要條件，但不是促進科技發展的充分條件。

　　今天來開這個會的學者多數不會滿足于及格的標準，可能不是因為看到了19號令會給中國科技界帶來朗朗乾坤，聚在一起歡呼科技部下了一場及時雨。到會的學者可能想得更遠，有更大的抱負。我沒有作充分準備，只即興講兩點感想。

　　第一點感想是，良好的學風主要靠引導，不是管出來的。

　　歷史上大禹治水不是采用他父親使用過的堵塞的辦法，而是疏導成功的。人的心靈凈化也主要靠遠大理想和對真善美的追求來引導。

　　我讀初中時讀過泰戈爾的詩集《飛鳥集》，其中有一句“不是槌的打擊，乃是流水的載歌載舞，使鵝卵石臻于完美”。

　　這句詩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今天的科技界有許多不良風氣，這是文革以后多年來不重視人文教育的惡果。

　　科技界雖然不是一塊凈土，但在整個社會中科技界應該不是最骯臟的地方。

　　媒體可能對科技界格外關注，出一件丑事就鋪天蓋地，滿城風雨。即使是《腫瘤生理學》集中撤稿這樣的國際丑聞，也與前一段時間逼迫臨床醫生寫SCI論文的導向有關，受第三方公司所害。

　　科技界的違規行為不少，但要相信大多數科技工作者在兢兢業業地做科研，不是在有意造假。

　　至于申請人才帽子、評獎時“打招呼”托人幫忙，確實很普遍。這是一股必須剎住又很難根絕的歪風。中國人的傳統是“情、理、法”，受人之托，總覺得難以駁人家的“面子”，我自己也常為此感到困擾。

　　希望19號文件起到清洗劑的作用，橫掃這股歪風。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我們的評審制度造成的。

　　如果不設這些人才帽子，評成果獎不需要本人或本單位申請，本人根本不知道評審的人在評什么成果，自然打招呼的人就少了。中國計算機學會的評獎基本上是背靠背的，采取推薦制，打招呼的人就少多了。相反，優秀博士論文獎因為要各個學校上報，就有人打招呼。

　　第二點感想是科技界更迫切需要的是寬容。

　　前天參加中國信息化百人會舉辦的高峰論壇，其中有一上午與華為公司任正非老總座談。

　　任總最近到幾所大學訪問，反復講寬容出人才。他說得很明白，“要想將不同性格、不同特長、不同偏好的人凝聚在組織目標和愿景的旗幟下，靠的就是管理者的寬容。”

　　這次與我們座談，他特別講到兩位大家認為科技活動“違規“的人才，一位是做基因編輯的韓春雨，另一位是所謂破解北斗衛星編碼、被網上罵成”漢奸“的清華大學畢業的海外才女高杏欣。

　　任總認為高杏欣沒犯什么損害國家利益的大錯，這樣的人才不要往死里打，應當吸引回國。

　　韓春雨發表一篇論文，聲稱發現了一種新的基因編輯方法，后來因有些同行不能重復實現自己撤稿，鬧得紛紛揚揚，似乎成了科技打假的大事。

　　最近美國普渡大學一位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論文，又證實了他的結果，他自己也在網絡上預發了一篇論文。現在看來他原來的結果只是實驗成功率低，不是不能重復。

　　他的發現是否真有大的價值，我不做評論，但這件事反映了，開始的大吹大擂（諾獎級成果）和后來的無情封殺打壓都有點過頭，不利于基礎研究。為什么不能寬容一點，既不要吹，也不要打，”讓子彈飛一會兒“。

　　辨別一個科研成果的真偽和價值是件很細致的事，既要寬容又要耐心。

　　老子講，“治大國若烹小鮮”，煩則人勞，擾則魚潰。我覺得，管科研也如同烹小鮮，不要動輒擾民，更不要亂折騰。做科研需要一個靜心的環境，應盡量少打擾。

　　基礎研究的結果很難預先安排，宏觀上看，出人意料的重大成果往往是隨機出現的，做了幾年沒有出很有價值的成果也是常有的事。

　　19號令的違規行為有一條是“隨意降低目標任務和約定”，對工程性任務也許適用，對探索姓的基礎研究就難以判斷是不是“隨意降低”。

　　如果大家都做一定能成功的事，或者因為怕承擔結題時降低任務目標的風險，申請課題時普遍打點埋伏，提前降低一點目標要求，真正有價值的成果就很難出現。

　　探索性的基礎研究要想獲得奇葩的果實，就要不拘一格的“廣種”，充分地信任和包容，突破現有思維的邊界。

　　我稱之為“廣種奇收”，成果很可能出現在申請課題的目標之外。即使是高技術開發性質的課題，技術變化很快，三年之后原來設想的技術途徑走不通了也是常見的事，調整目標和技術途徑是正常的決策。

　　如果過于看中簽訂課題任務書時的要求，刻舟求劍，就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了。

　　總之，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當成修橋修路一樣的包工隊來管，違規的事肯定會減少，但科技是否真的能上去就很難說了。

　　我們的大目標是科技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心中始終裝著這個大目標，用大道理管小道理，道路一定越走越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