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大咖屢曝造假！大科學時代論文質控有解嗎

    近日，有消息稱美國某大學已開始對一名“大腕”級PI展開嚴肅學術不端調查，并已暫封其實驗室。

　　 該指向嫌疑較大的是美國東北大學教授托馬斯•韋伯斯特（Thomas Webster）。目前，他有72篇論文被掛在同行評議網站Pubpeer上。

　　 前段時間，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格雷格·塞門扎（Gregg L. Semenza）也深陷“造假門”。

　　 近年來，論文造假事件屢屢曝出，涉及人物不乏重量級學術大咖。

　　 于是，人們質疑，“大科學”時代讓論文越來越難管嗎？在動輒數十人乃至上百人的大團隊里，經常以通訊作者身份出現的學術帶頭人如何做到為每一篇論文負責？當有人說“我們的圖片放錯了，但結論是對的”時，他們的辯護成立嗎？……

　　 針對這些問題，《中國科學報》采訪了包括諾獎得主在內的多位國內外專家。

蹭了諾獎得主“熱點”，18年前論文被扒

　　 最近，猶他大學學者約瑟夫·普爾哈爾（Josef T. Prchal）一直在忙著“破案”，盡管“案發時間”已經過去近20年了。

　　 他發表于2002年的一篇論文被人質疑“一圖多用”，而這篇論文的倒數第二個作者正是近日身陷“造假門”的諾獎得主塞門扎。（塞門扎是“細胞感知氧氣”這一科學領域的開拓者。從今年9月左右起，陸續有40多篇塞門扎署名的論文被掛在知名學術打假網站Pubpeer上，時間跨度長達18年。這些論文被質疑一圖多用或圖片PS，少數文章還被質疑存在倫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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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冬天，普爾哈爾當時還在美國貝勒醫學院工作。他去俄羅斯的楚瓦什地區采集了一批楚瓦什紅細胞增多癥（當地一種特有疾病）患者的樣品。經初步研究，他們發現一種基因突變可能跟疾病有關。

　　 之后，他們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塞門扎，以及牛津大學的其他合作者一起完成了這項研究。

　　 被同行質疑的是一張蛋白質印跡（WB）數據圖片。在這項檢測蛋白質表達水平的實驗中，對照組和試驗組的條帶圖像看起來一模一樣。作者由此推論，患病個體（試驗組）和不患病的個體（對照組）相比，VHL蛋白的表達水平是一樣的。論文寫道：相關基因突變并不影響VHL蛋白的穩定性。

　　 但有同行懷疑，這根本就是一張圖片被重復使用了兩次，從而得出蛋白表達沒有顯著差異的“偽結論”。而類似的問題，在這篇文章中還不止一處。

　　 黃框內的圖片被質疑重復使用（DOI：10.1038/ng1019）

　　 “很顯然，這張圖片的數據是站不住腳的。”普爾哈爾回復編輯說，“很不幸，我之前沒有注意到。”

　　 接下來，就像調查一樁陳年舊案那樣，普爾哈爾嘗試聯系所有相關人員。上述實驗的實際操作者是論文第一作者——博士生索尼·昂（Sonny O. Ang），他當時在另一位博士后的指導下開展研究。

　　 索尼·昂回復了導師的郵件。他表示自己當時使用的筆記本電腦作為機構財產，已經在畢業時歸還實驗室了。而所有相關的病人DNA、細胞和試劑等都保存在實驗室的冰箱里。

　　 普爾哈爾只好再去翻冰箱和電腦。但他的實驗室在2006年搬過一次家，冰箱顯然有更替過。最終，他們在一些液氮儲存罐里，找到了這些封存至少14年的細胞。目前普爾哈爾正在嘗試用這些細胞重復上述實驗。

　　 而另一項重要證據——索尼·昂制作的原始X光片，普爾哈爾還沒有找到。“我隱約記得我檢查過這些X光片。我想這個圖片可能是出現了剪切和粘貼錯誤吧。”他說。

“大科學”時代讓論文越來越難管嗎？

　　 隨著“大科學”時代的到來，實驗室的規模越來越大，跨機構跨國合作的范圍在擴大，論文的參與者在增多。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課題組，十幾名甚至幾十名的作者數，已經變得司空見慣。

　　 “而且，在那些規模較大的實驗室，PI（學術帶頭人）很少親自操作實驗，他們主要負責申請資助并監督工作。”知名學術打假“獵人”伊麗莎白·畢克（Elisabeth Bik）說，“這似乎是大多數實驗室的情況。”

　　 因此，對諾貝爾獎得主等學術“大牛”來說，如何在這么大的團隊里確保每一個成員、每一篇論文、每一個數據的誠信，無疑是巨大挑戰。特別當多個團隊合作時，狀況還會變得更復雜。

　　 那么作為PI，該如何防止各式各樣的欺詐在自己的實驗室里暗地滋長呢？

　　 “首先，原始數據必須根據國際標準仔細記錄、可靠存檔。在此基礎上，PI有必要了解數據是如何獲得和分析的，并且確保這些結果可以在實驗室內重復出來，得出的結論具有統計意義。”諾貝爾獎獲得者科學聯盟（LSA）科學顧問委員、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史蒂夫·凱伊（Steve A. Kay）對《中國科學報》說。

　　 伊麗莎白·畢克給出的建議則是：“PI應該定期與實驗室成員見面，了解他們的研究進展。這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見面，還要檢查手稿中的數字是否與實驗室中獲得的數據相匹配。如果PI沒有時間，就應該任命高級實驗室人員來接管這項責任。”

　　 “PI應該記住，只在自己真正參與研究的論文上署名，而不能僅僅因為你是這個學院的院長或系主任。如果發現了不當行為或嚴重錯誤，還要對其更正或撤回負責。”她說。

　　 “科研工作本質上是人的創造性智力活動。因此論文的質控，歸根結底是對人的把握——如何把人管好，把人用好。”科學網博主、中南大學教授喻海良對《中國科學報》說。

　　 據南方某高校教授吳軍（化名）講述，德國一位世界頂級的學術“大牛”，所轄團隊有近200人，每年論文產出數量可達百篇。團隊成員要見他一面，需要提前半年以上預約，每次見面時間只有30分鐘。但迄今為止，這位科學家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學術聲譽。

　　 他的管理秘籍包括：首先在全世界范圍內遴選最優秀的學生，從源頭上保證團隊質量。然后選拔科研能力和管理能力都突出的人員擔當各小組組長，建立一個梯級管理架構。最后，他作為通訊作者，每一篇論文都要親自看過才準許發表。

　　 “當然，他犧牲了很多睡眠時間，是業內有名的‘拼命三郎’。”吳軍說，“我想，并不是大團隊就一定不好，小團隊就一定規范。而是PI需要正視自己的管理稟賦，量力而行。萬事都有代價，想要擁有更大的團隊和更多的產出，就要付出比別人多得多的心血和努力。”

圖片放錯了，但結論是對的？

　　 “可能放錯了圖片”的博士生索尼·昂在回復導師時特意提到，其他科研團隊開展的獨立研究也得到了和本文類似的結果。

　　 這一點耐人尋味——很多作者即便承認數據有誤，也仍然在為論文的結論辯護。塞門扎事件里另一位回應的作者同樣如此。他一方面承認“有兩張照片被無意間替換了”，但還堅持強調“這個無心的錯誤并不影響實驗得出的結論”。

　　 作者回應稱無心之過不影響實驗結論

　　 “問題是，不管圖片是真的還是假的，作者都會自然而然地這么說。”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LSA發起人兼主席、199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理查德·羅伯茨（Richard J. Roberts）如此“吐槽”。

　　 德國獨立科學記者、著名學術打假人萊昂尼德·施耐德（Leonid Schneider）對這種辯解不以為然。“論文的所有內容都會影響結論。”他對《中國科學報》說，“當數據被有意操縱時，整篇論文及其結論就會變得可疑。操縱越嚴重和廣泛，論文就變得越不可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就變成了欺詐，無論作者本人如何看待它。”

　　 “即便是所謂‘無心之失’，也至少反映出該實驗室的數據管理是馬虎的。”伊麗莎白·畢克補充道。

只有圖片是造假重災區？太天真了！

　　 “圖片PS”“一圖多用”等，似乎是論文造假不變的關鍵詞。而Pubpeer上最常見的一句評論，就是“ Much more similar than expected”，意指論文中的一些圖片明明不該這么像，可它偏就這么像。

　　 為什么圖片數據會成為論文打假的重災區呢？

　　 “因為不以圖片形式呈現的數據，比如點狀圖、柱狀圖等，很難檢測到造假的痕跡——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沒有好的方法來監控這些欺詐行為。”伊麗莎白·畢克表示。

　　 此外，施耐德還特別提醒：“即便被認為更容易捕捉的圖片數據欺詐，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升級了。面對今天正在發生的高級欺詐行為，我們缺少技術，也缺少原始數據的支持來監測它們。”

　　 “事實上，一些不誠實的科學家已經開始偽造‘原始’數據了，僅僅是因為先進的技術讓這樣做成為可能。”施耐德說。

科學界需要自凈能力

　　 盡管PI管理不善、“‘一作’坑‘通訊’”“學生坑老師”等情況頻繁發生，但這絕不是論文造假僅有的模式。

　　 事實上，韓國的黃禹錫事件、日本的小保方晴子事件等學術不端事件中，PI本人都并非蒙在鼓里。近日還發生了天津大學教授張裕卿長期造假，被學生舉報這樣的極端案例。

　　 “打擊科研造假的關鍵在于，震懾必須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像如今我們常常看到的那樣，只有學生會受到懲罰——PI不應該凌駕于法律之上。”施耐德說，“如果教授可以發表多篇剽竊或篡改數據的論文而不產生任何后果，他們又怎能教導學生不作弊呢？”

　　 “我們要警惕，科學欺詐正在成為一種流行病，靠公眾和慈善機構的錢過活。它正在破壞科學，破壞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它趕走了誠實的研究人員，讓騙子繁殖并接管科學。”施耐德說，“科學界及資助機構必須對科研造假采取行動。取消對騙子的資助。不給他們一分錢，抵制他們！”

　　 “對于如何預防學術不端，我沒有明確的答案。”在與論文造假戰斗多年后，伊麗莎白·畢克曾對本報表達自己的無奈，“欺詐無處不在，各行各業都有，或許人們永遠無法完全阻止它。”

　　 但此次接受采訪時，她表示自己“仍然堅定地相信科學”。“我希望像我們這樣的人所做的事情（學術打假），可以讓科學界獲得一種自我修正、自我凈化的能力。”

　　 就在記者撰寫本文時，一則消息傳來：美國某大學近期已開始對一名“大腕”級PI展開嚴肅學術不端調查，并已暫封其實驗室。

　　 目前該指向嫌疑較大的是美國東北大學教授、美國醫學和生物工程研究院院士托馬斯·韋伯斯特（Thomas Webster）。他曾發表至少403篇論文，獲得32個ZL，基于其技術已成立了9個公司。

　　 在伊麗莎白·畢克等人的密切關注下，韋伯斯特已有72篇論文被掛在Pubpeer上，其中10篇已經勘誤，4篇已經校正。

　　 “變化正在到來，我希望科學期刊和科研機構能夠更快地做出回應，發出更明確的信息：對科學不端行為零容忍。這是恢復人們對科學信心的最好方法。”伊麗莎白·畢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