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戰疫
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2020年的開年無疑是特殊而令人難忘的。
自2019年12月在湖北省武漢市出現首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來，截止目前（2020.2.24.，8時），已累計確診77051人。僅短短3個月，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有多少人掙扎在死亡線上，有多少家庭因此而破碎，又有多少醫護工作者沒日沒夜地奮戰在第一線；大家緊閉家門，人心惶惶，失去了春節應有的歡樂；因為疫情不能開業和復工，很多企業也都面臨著關閉的風險。
一切都那么地“猝不及防”，而造成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新型冠狀病毒”。
不由自主地，人們會聯想到17年前的那場SARS疫情，情形是如此地相似，如若無此次疫情，可能那段經歷已經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記憶。看似都是由野味引發的偶然事件，且同屬于冠狀病毒這一病毒類型，但性質卻完全不同。
事實上，在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中，疫情的發生具有必然性，屬于大自然的“常規操作”。
天津中醫藥大學王玉興教授在2003年發表的《中國古代疫情年表》一文中列出了更為詳細的數據：從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在這2154年里，中國發生有史可考的重大疫情共352次；其中，秦漢34次，三國8次，兩晉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9次，清朝115次；平均6.1年發生一次重大疫情。
那些人們以為已經消滅了的病毒，隨時都有可能帶著變種卷土重來。
隨著現代醫療技術的快速發展，人類的疾病得到了更為有效的預防和救治。然而，交通的日益發達和城市化率的大幅提高，對傳染性疾病的防控也增加了不小的難度。
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構成“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同時也將公共衛生體系推上了風頭浪尖。疫情下的中國公共衛生體系正在經歷大考，在新型傳染性疾病頻頻出現的現代社會，如何讓病毒不再肆虐，防控和救治同等重要，應該雙管齊下，齊頭并進。
針對非偶發事件，其應對措施應是可持續的
“戰備”體系，尤其是強大的公共衛生體系
曾以為在經歷過SARS之后，我們已經有了豐富的傳染病防控經驗。然而事實證明，在面對“病毒”這種地球上最早出現的生命體之一，且與細胞共同存在和進化的“無比狡猾的特殊物種”，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掉以輕心。
“新冠肺炎”讓我們平時關注不到的公共衛生體系的短板盡數暴露在公眾面前。拋開所有主觀因素來看，這次仍帶有“救火”性質的應對措施，本質上是與我們日常運行的疫情“戰備”防控體系還不完善有很大關系。
公共衛生與疾控系統毫無疑問是“防”的主要力量，然而此次疫情來自該系統的聲音非常微弱。公衛系統本應在對抗疫情的戰役中作為主力精銳部隊，卻在此次的戰疫中“再度淪陷”。
多個原因造成了這個現象。中國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學家曾光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談到：相比美國的疾控中心是政府部門，中國的疾控中心只是一個“干活”的事業單位，沒有決策權。從資源投入角度來考量，也會獲得相似的答案：2014年，國家“公共衛生專項任務經費”的項目撥款為5.29億，而到了2019年，這筆預算下降到4.5億，同比下降15%，而全國GDP則在這五年中同比上升了50%以上。如果只看經濟賬，這次疫情對GDP直接負面影響的中性預期值在1萬億左右（引文2），間接影響更是無法估量，對比前述公衛系統的年度經費支出，顯然不會處于最佳費效比。
公衛和疾控在無重大疫情年代所表現出的“空轉”特征，容易使管理部門產生資源削減沖動，近年甚至已經有部分地區對疾控系統進行了裁撤。但是，資源投入的下降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其中最嚴重的莫過于，對于優秀的醫學人才來說，公衛系統的吸引力日漸式微。這將造成公衛和疾控系統人員專業水平的整體下滑。一旦面對重大疫情，其有效反應能力就可能不足，從而給國家帶來更大的風險和損失。總結來說，我們需要一個更強有力的、非周期性的疾控與公衛“戰備”體系，隨時準備好和影響人類安全的微生物們“開戰”，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從“控”的角度來看，醫療體系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全國上萬的醫護工作者不計回報、赴湯蹈火馳援武漢，與死神搶人，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
同時我們也意識到，任何一個區域的醫療資源目前都難以單獨應對疫情的爆發。除了隔離病房、ICU床位和醫療設備等短缺外，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疫情早期核酸檢測能力的不足，導致了大量患者無法被及時確診，只能自行居家隔離，造成了病毒更為廣泛的傳播。事實上，核酸檢測試劑盒的產能早已經滿足需求，短板反而是有能力進行病毒檢測和研究的實驗室。
國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實驗室檢測技術指南（第四版）》規定：未經培養的感染性材料的操作應在在生物安全二級實驗室進行，同時采用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的個人防護（其中就包含了針對患者樣本的前處理和部分非滅活檢測）；病毒培養和動物感染實驗則需在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進行。而實際是，武漢大多三甲醫院都沒有類似條件。試劑盒生產可以快速補充產能，但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及合格的實驗室工作人員卻無法立馬就位。爆發的檢測需求和稀缺的生物安全實驗室之間的錯配導致了確診的延遲及疫情向負面方向發展。這也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在醫院的臨床檢測和研究中我們極度缺乏能夠替代人工的，自動化智能化的儀器設備。
建設高生物安全等級的傳染病防控、
病原微生物保藏與研究實驗室已成燃眉之急
這次的經驗和教訓無疑是珍貴的，我們理應投入更多的資源建立更強有力的公衛體系，同時對于醫療的短板也應該盡快補齊。僅從項目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說，首當其沖應該讓生物安全二級甚至更高級別的實驗室應當成為區域重點三甲醫院感染科或傳染病專科醫院的標配，尤其是這些傳染病相關的樣本不宜再與醫院收集的一般樣本混合存放、混合操作、混合管理，這樣會產生較高的風險。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國家級、省級的菌（毒）種保藏中心及實驗室也應獲得更多的資金和人才投入，以獲得針對傳染病的快速反應和對社會更加廣泛資源支持。
只有具備了充足的先進的類似生物安全實驗室、菌（毒）種保藏中心等，我們才有對疫情開戰的底氣。只有在這些“兵工廠”里，我們才能夠更加高效的開展臨床檢測工作，而不再會因為硬件和合格人員不足而感到遺憾；只有在這些“兵工廠”里，我們才可以在“戰疫前線”收集大量的患者樣本資源為盡快開展臨床診斷研究、致病機理研究、傳染機制研究、藥物開發、疫苗開發等提供充足的“彈藥”；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保護在疫情中，為了14億人民，為了自己的使命感而負重逆行的數萬醫護人員。
對生物醫療領域自動化智能化的更高需求
正如前述，當前中國制造業已經進入工業自動化4.0，而此次疫情我們在醫療健康領域應用的自動化智能化儀器設備卻十分有限。事實上，傳染病防治和研究是自動化智能化儀器設備的極佳應用場景，它不僅可以替代大部分人工操作，還可以提升效率、保證準確性，更為重要的是它可以顯著減少醫護人員、研究人員在病原微生物環境的暴露風險。如本次疫情中，樣本分裝、核酸提取都是臨床檢測中風險最高的環節，如果在這兩個環節中都運用自動化方案進行替代，通量和檢測一致性相比人工都會得到大幅提升，同時檢測人員風險也大大降低。
傳染病相關樣本的保存和菌（毒）種的保藏更是疫情防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同時又極其敏感，因其不僅涉及了人類遺傳資源的保存，同時還要嚴密地考慮其潛在的生物安全性風險：如何杜絕這些樣本出現被惡意使用、被盜、丟失、泄露等事件？如何盡可能保護在SOP規范框架內操作但仍可能出現風險暴露（如容器爆裂）的工作人員？毫無疑問，這些在早期已經出現的隱患，在本次疫情之后，會變得更加突出。要解決這些問題，除了設立完善的管理方案及法律條款之外，還需要提供充分的硬件保障來使得整個系統對于人為失誤具有一定容錯性，這個保障我們認為同樣將來自于設備的自動化和智能化。
在5G時代已然到來的今天，自動化、智能化早已運用到了各個領域。解放人工、提升工作效率，最重要的降低風險、提高精準度，這些都已經成為首要條件。生物醫療行業也不例外。
而基點生物科技作為一家高新技術企業，自成立之初起便致力于實現自動化和智能化技術在更廣泛生物醫療場景的應用。基點長期深耕于生物樣本的低溫存儲與管理領域，領先獨創全球先進的深低溫存儲技術，并服務了包括生物醫療行業在內的國內外數十家機構。
基點所提供的“-180°C液氮自動化樣本存儲與管理系統Hatch”系列，以及“-80°C超低溫自動化樣本存儲與管理系統Kiosk”系列均能夠為傳染病相關樣本的保存和菌（毒）種的保藏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解決方案。
基點的自動化系統，不僅為生物樣本提供穩定的溫度環境，絕大多數涉及樣本的存取、管理等操作也皆由自動化系統完成。而這在涉及傳染病的樣本存儲和管理中，無疑會大幅降低使用者的生物安全暴露風險。系統可分多級權限進行管理，僅有獲得授權者才可取出對應樣本；同時，涉及凍存樣本的所有操作均會被系統忠實記錄，并在需要時向用戶提供追溯文件，這些措施可將樣本丟失、泄露、被盜的可能降到最低，為社會安全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針對存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人工誤操作以及樣本的反復凍融問題，基點采用了航天級別的深低溫自動化部件，能夠直接在-150℃以下的溫區內實現一系列自動化操作。此項全球僅有的技術，將深低溫/超低溫環境覆蓋到全庫區（包括挑管/盒區），完美解決了自動化提取樣本最核心的技術難點，真正確保了樣本在存儲周期內質量的安全穩定。
由Hatch、Kiosk等系列自動化系統搭配智能柔性機器人Pelican，即構成了無人化的智能生物資源庫，實現了高質量庫的全面要求，讓智能化在生物資源存儲領域成為現實。
柔性機器人視頻
目前Hatch系列產品已應用于中國疾控中心和廣東疾控中心，為生物資源的安全保藏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