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象征著生命，這對生活在今天的人們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血液的重要性無論怎么形容都不過分，而任何一個合格的情報人員都知道，大規模的血液調度是戰爭馬上爆發的準確信號。今天，輸血是外科手術中的一個基本程序，多少人因為輸血技術而獲救。然而，對人類健康影響巨大的輸血療法的開端，卻是肇因于徹頭徹尾的錯誤認識，這在醫學史甚至整個科學史上，恐怕都難以找到第二個類似的例子了。
一切要從人類輸血史上的第一個著名病人莫里（Antoine Mauroy）的故事說起。
莫里住在巴黎附近一個小村莊，當他瘋病發作時會非常狂暴地痛打自己的妻子，并沿路放火燒房。1667年冬天，莫里的瘋病再次發作，一個貴族發現了他，出于仁慈，莫里被帶到御醫丹尼斯的住所，因為他正在嘗試將動物的血液輸入人體以治療人類疾病尤其是精神性疾病。要了解這匪夷所思的治療，需要知道一點西方傳統醫學的經典——體液學說。
體液學說由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所創建，并統治西方醫學實踐數千年。其要義在于將疾病的發生歸因于體液的失衡，而恢復平衡的主要手段則是嘔吐、發汗、瀉下和放血。其中放血療法最被推崇，作為一種主要的“無所不能”的治療手段，在至少2500年內被狂熱地、忠實地實踐著。
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放血時代殘留下的一些遺跡。如：理發行業的標志物——紅白條紋。從前，理發師是主要的放血療法實踐者，在放血時患者手握紅白條紋小木棍，白色代表繃帶，紅色代表血液。還有如今最好的醫學期刊之一《柳葉刀》的名稱也是來源于放血療法的主要工具。
在那個時代，血液經常和精神、性格、靈魂等等糾纏在一起（現代社會仍然有不少人相信血液和性格、命運之間的神秘聯系）。這激發了法國御醫丹尼斯（Jean BaptisteDenis）將動物血液輸入人體以改變性格或精神狀態的念頭，為此丹尼斯寫了一篇嚴謹的學術論文，從哲學假設開始，到人類獲取和利用動物血液的正當性，最后動物實驗顯示輸血的有益性。因此在論文中他建議將動物的血液輸給人類，以治療一系列由于血液的緣故所導致的疾病，比如麻風、潰瘍、瘋病等等。
在治療莫里之前，丹尼斯已經給一個少年和一個工人嘗試性地輸血，沒出現太大的不良效果，但也沒取什么大的成就。對丹尼斯而言，恐怕再也沒有比莫里更適合檢驗他理論的人選了。12月19日晚，丹尼斯將280 ml的小牛血輸入莫里體內，希望借由“溫柔的小牛”血液治療莫里的瘋狂。莫里一共接受了兩次輸血，輸入的小牛血液在他體內引發了劇烈的免疫反應，使莫里處于瀕臨死亡的高燒、休克狀態；幸運的是他竟然熬過來了，而且在數月內暫時恢復了平靜不再瘋狂。這次奇跡般的治療，在歐洲立刻引起了極大震動，輸血療法一時成為時尚。某些醫生甚至認為，通過交換怨偶彼此的血液可以徹底解決婚姻中的不和諧。然而將動物血液輸給人，是非常兇險的，死亡難以避免，加上很多守舊的知識分子反對變革，最終主教在全歐洲禁止了輸血療法。在此后150年中，輸血只是一件奇事，僅供人們在理論上進行探索。
1818年，年青的產科醫生布朗德爾博士（James Blundell）無法忍受產婦因大出血而頻頻死亡，經周密思考和系統的動物實驗后，布朗德爾博士總結出兩項輸血基本原則：1、只能使用人血；2、只能使用于大失血而瀕臨死亡的人。后來，他一共給11個大失血病人輸血，使其中5人獲救。布朗德爾的成功，再一次激起醫學界對輸血的興趣，為了方便輸血，醫生們甚至發明了不少器械。雖然很多醫生都遵循布朗德爾的原則，但并非每個人都如此，有人甚至把牛奶輸入病人血液中，可以想象這樣做將引起什么樣的結果，也有人進行不必要的輸血。毫不奇怪，伴隨著輸血療法的再次興起，批評和反對它的聲音也隨之而起，許多著名醫生指責輸血療法是嘩眾取寵。
但1873年波蘭醫生基塞留斯（G.Gesellius）收集了此前數十年所有他能獲得的輸血記錄，統計顯示44%的病人因輸血獲救，本來他們是必死無疑的。這項研究使得支持輸血的聲音在醫學界占據了上風。然而讓輸血療法聲威大噪的卻是1912年的諾貝爾獎，獲獎者是卡雷爾博士（AlexisCarrel）。
卡雷爾博士是法國人，但他不滿于法國外科學界的保守，先去了加拿大，最后定居在美國的紐約，并進入新創建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中心，做血管吻合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是他開創了今日的顯微外科領域。為了進行血管吻合的研究，卡雷爾發明了特殊的針和線以及特別的吻合技術。但讓他獲得諾貝爾獎的直接原因，卻起因于他的助手蘭伯特博士（Adrian V.S.Lambert）深夜的一次緊急求助。
1908年3月，蘭伯特博士的女兒降生了，然而數天來嬰兒原因不明的口鼻持續滲血，沒有任何辦法能夠止住出血。雖然蘭伯特的兩個弟弟都是外科醫生，可是誰也不敢也無法在這樣小的嬰兒身上進行輸血。絕望的蘭伯特想到了卡雷爾博士正在從事的血管吻合術研究，這是唯一能夠給嬰兒進行輸血的人。蘭伯特和他的兄弟們深夜趕到卡雷爾家，將他從睡夢中喚醒。雖然卡雷爾表明他在紐約并無行醫執照，而且將供血者的動脈與受血者的靜脈吻合，很可能導致供血者出現嚴重的問題。但蘭伯特顯然愿意為此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和后果，于是卡雷爾迅速收拾好工具，趕往蘭伯特家。
據卡雷爾回憶，在親眼看到孩子的狀況后，他非常擔心嬰兒在手術前就可能死去。經過短暫的爭執，卡雷爾選擇了蘭伯特充當供血者，他小心地分離出蘭伯特左手的橈動脈，將它和嬰兒身上唯一可利用的腘靜脈吻合在一起，經過幾次失敗后，手術終于成功。嬰兒獲救，蘭伯特的手部循環也恢復良好沒有癱瘓的跡象。事后，滿心感激的蘭伯特妻子致信洛克菲勒研究中心，感激他們資助了卡雷爾博士的研究，因為正是研究的成果拯救了她的女兒。作為被人詬病的大財閥，洛克菲勒出資建立了洛克菲勒研究中心以改變世人對其集團的印象，這件事對成立不久的洛克菲勒研究中心而言簡直是“飛來的橫財”。信件立刻被轉給各大報社，引起了巨大轟動，卡雷爾迅速成名。而他所創立的血管吻合術，一時之間也成為輸血療法中被競相模仿的技術手段，雖然很難掌握。為此有人甚至發明了一些輔助器具，以幫助外科醫生進行血管吻合。
在歐洲、北美為卡雷爾所取得的成就歡呼時，一項對輸血療法具有革命性貢獻的科學研究已經完成，但卻默默無聞。1901年，維也納的一位年青病理學家，蘭特斯坦納（Karl Landsteiner）發現了人類的血型。
這得從1900年說起，在一次研究中，蘭特斯坦納發現不同人之間的血液混合時，有時候血細胞會發生凝聚現象。為此他寫了一篇論文討論此現象究竟是由于細菌污染還是由于個體間差異引起，緊接著他設計了一系列精巧的實驗，抽取了自己和助手們的血液，靜置到血漿和紅細胞分離后，將它們分開。然后在一系列試管中，將血漿和其他所有人的紅細胞混合，觀察結果。蘭特斯坦納發現，實驗結果可以分為三種情況。被標記為A組的血漿可以引起標記為B組的紅細胞凝聚，反之亦然，標示B的血漿可引起A的紅細胞凝聚，但他本人的紅細胞與標記為A、B的血漿混合后都不凝聚，但他的血漿卻可以將A和B組的紅細胞都凝聚。起初他稱第三種類型為C，后來不知什么原因，他將其改稱為O。
這就是今日幾乎人人皆知的ABO血型系統的來源，兩年后，蘭特斯坦納的同事在更大規模的一次交叉實驗中發現了AB型，人類最基本的血型系統的研究到此即告一段落。
蘭特斯坦納意識到所謂輸血綜合癥——接受輸血的病人有時候會發生發熱、寒顫、腎臟劇痛、黑尿甚至死亡，正是因為人類有不同的血型，而某些血型之間彼此不能相容，才導致了這一切，他將此寫入科研論文中。但蘭特斯坦納過于內向，以至于這項重大成果，外科學界幾乎沒有人知道，只有紐約的奧藤伯格博士（Reuben Otternberg）看到他的論文后，率先在輸血前進行血型匹配，從而避免了輸血綜合癥。雖然奧藤伯格大力提倡血型匹配，但只有很少的醫生響應，直到輸血療法的另外一項革命性技術的出現，將輸血這個從前的大型高難度手術，轉變為任何一位鄉村醫生都可以實施的手術后，血型匹配才真正受到重視。
輸血療法由于血液一旦離體就極容易凝固，使得輸血十分困難。卡雷爾的血管吻合可以避免這個問題，但他的技術有很大的缺陷，一是對供血者的手有潛在的極大傷害，二則無法知道供血者輸出了多少血，有時候甚至出現供血者失血太多差點死亡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很少有人愿意當供血者，并不是所有的親屬都愿意為了親人冒如此巨大的風險的。鑒于此，兩位醫生發明了兩套系統，通過抽取血液或者直接用針將血液引流出來后定量，然后輸給受血者，這些系統的使用極大地降低了供血者的風險和痛苦。當然為了防止凝血需要醫生的動作要快，而且需要諸多助手。
這時候，奧藤伯格的同事盧因森博士（Richard Lewisohn）開始向血液凝固發起進攻，并在1915年發現0.2%的檸檬酸既可以防止血液凝固又對人體無害。這項關鍵性發現，使得輸血這個從前需要專家才能做的手術，轉變為一個普通的小手術。于是輸血療法在所有醫院迅速開展，其結果自然是輸血綜合癥的發病數量也急劇增加，經過無數慘痛的教訓后，終于在1920年，輸血前必需進行交叉配型成為標準操作。至此輸血的三大障礙皆被一一克服，有了合適的輸血設備，保證安全的交叉配型以及防止血液凝固的檸檬酸。1930年，蘭特斯坦納因發現ABO血型系統，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
2001年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辦的第八屆自愿無償獻血者招募國際大會上，世界衛生組織、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國際獻血組織聯合會、國際輸血協會等四家國際組織，旨在提高全球血液安全，聯合倡導將蘭特斯坦納的生日，即6月14日定為“世界獻血者日”，并建議從2004年正式推行。這個日子具有特殊紀念意義，并為全球統一慶祝活動提供了特別的機會，讓人們更廣泛地認識到固定、自愿、無償獻血的重要性，以及自愿無償獻血對需要輸血治療病人能夠得到安全血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