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教育改革的北大樣本

一顆麥粒，開始只是麥粒（正），但它實際上已包含了突破自己、否定自己的因素，就是要長成麥苗。當它真的長成麥苗時，就不再是麥粒，而是達到了麥粒的對立面（反）。麥苗最后還會成熟、結種、產生新麥粒。新麥粒不是麥苗，也不同于原來的麥粒，而是兩者綜合的產物（合）。這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為解釋“正反合”邏輯所舉的例證。

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風向標，北大元培學院（以下簡稱元培）主要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即2001年至2007年的籌備期、2007年至2016年的發展期，以及2016年至今的成熟期。在探索“無人區”的過程中，元培不斷自我蛻變，其發展正暗合了“正反合”的邏輯。

如今，元培迎來了20歲生日。回顧它的發展歷程，也是追尋北大乃至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印記。

“雙自由”吸引有冒險精神的人

“康德說將經驗轉化為知識的理性（即范疇）是人與生俱來的能力，沒有先天的范疇我們就無法理解世界……”

在各專業“雜居”的北大宿舍樓的樓道里，橘色燈光籠罩下，一群男生正圍在一起討論哲學。有意思的是，“主講人”——北大元培實驗班學生南星的興趣由物理轉向化學，最后又轉到了哲學。

王俊煜也是其中一名參與者。

2003年，北京剛剛經歷了非典的襲擾。作為物理競賽的保送生，王俊煜本可以毫無懸念地進入北大物理學院。然而，從小看《南方周末》長大，喜歡新聞、物理，想學計算機，還想懂點經濟學的他，在專業選擇上更傾向元培的“雙自由”政策——自由選擇專業、自由選擇課程。按照當時的政策，他依然參加了高考，并以廣東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績被元培實驗班錄取。

1999年，北大成立本科發展戰略研究小組，由時任北大歷史系教授牛大勇任組長。研究小組評估了北大本科生教育的現狀，并思考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小組達成了一個共識，高教改革要適應社會經濟轉型帶來的人才需求變化。一個人終身從事一種職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蘇聯模式下的高等教育過分重視專業教育，造成畢業生知識結構單一，適應性、創造能力和獨立學習能力均不足，難以適應新形勢下的人才需求。”元培計劃初創者之一、北大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強回憶道。

2001年，北大提出本科教育教學改革的16字方針——“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并逐步在低年級進行通識教育、高年級進行寬口徑的專業教育。

同年，在時任北大常務副校長遲惠生的推動下，北大啟動以蔡元培校長名字命名的本科教育教學改革計劃——元培計劃。該計劃允許學生入學時不選定專業，在三個學期的通識教育及若干專業學習嘗試后，在全校范圍內自由選擇專業、課程。

作為第一個吃螃蟹者，打破常規需要極大的勇氣。轉型過程中，李強坦言面臨三大困難——課程體系、管理體制和外界質疑。

時至今日，元培的很多內容仍是高校通識教育改革、轉專業改革的“前車之鑒”。以課程體系為例，通識課程并不能直接照搬院系的專業課程，而是要設計適合通識教育的學科科目，這一點在理工科尤為明顯。怎么讓學化學的學生也能學好物理，趙凱華、吳思誠、張庭芳等老一輩教師對課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質疑聲更是此伏彼起。有領導認為該思路是照搬西方模式，但實際上，元培計劃吸收并反思了現代西方大學和傳統中國書院的教育方式，并非照搬某種模式。有人擔心放開專業選擇，會導致北大文史哲專業消失，但后來的事實證明，文史哲非但沒有在北大消失，還成為選課率最高的一批課程，誕生了一批“明星”教師。還有人擔心，4年多次轉專業，各專業可能都是淺嘗輒止，結果發現本科同時學習了物理、化學、生物的學生，在研究生階段更受導師歡迎。

同樣作為吃螃蟹者的還有學生。初創的元培實驗班，在軟硬件上并不如想象中的“高大上”——尚無大四學生，無專門的大樓，只有兩間辦公室，少部分院系不支持網上選課、需要學生自己去院系教務部門選課，選擇一些熱門學院還有名額限制……

但與現實困難相比，“雙自由”給了少年們更大的選擇空間。王俊煜在計算機、新聞、物理課程中穿梭，雖然最終選擇了物理專業，但他沒有放棄其他夢想。在校期間，他還創辦了周刊《元培時訊》、元培網站等。

“元培計劃初期吸引了一批有冒險精神、敢于嘗鮮、有好奇心的學生，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具有創業精神。”王俊煜總結道。

畢業后，王俊煜的同學大多出國或讀研，而他加入了谷歌。“有意思的是，在‘就業去向’一欄，我被歸為‘其他’。”后來，他將“創業精神”變為“創業事實”，一手創辦了手機軟件——豌豆莢，后被阿里以2億美元收購。

跨學科帶來的自我管理意識覺醒

2014年6月，北大古生物專業大四學生薛逸凡隨手在社交網站上曬出“一個人的畢業照”，配文“求合影”。讓她始料未及的是，網友們對“全中國唯一只有一名學生的專業”的好奇心，最終令北大古生物學意外“出圈”。

2007年，元培成立，繼續它的實驗步伐。成立時其定位為本科生院、文理學院。雖在中文語境下都是“學院”，但與專業學院并列卻顯得“與眾不同”——元培只有學生導師，沒有學科教師。

然而，它讓國際上取得原創性成果和重大突破的交叉學科有了落地的可能。2008年，元培在國內率先推出第一個跨學科專業——“古生物”。該專業的學生需要從本科起就接受生物學、地質學和環境科學的綜合教育和系統訓練。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生命學院、環境學院中的任何一個單獨院系都無法完成人才培養工作，而元培有雙自由政策，于是多方合作開啟了人才培養新機制。

同年，元培設立第二個跨學科專業“政治學、經濟學與哲學”（簡稱PPE），之后又陸續設立了“外國語言與外國歷史”“整合科學”和“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等跨學科專業。

然而，本科生院與專業學院并行之下的跨學科專業設置也帶來了新問題。“學生要上多個學院的課程，難免會出現排課、考試時間相沖突的事情。由于元培的特殊性，對方院系無法照顧到個別學生，遇到這種情況時，通常要靠學生自己協調，一種方法是請求老師出B卷，元培學生擇機再考；另一種方法是元培學生上一門考試提前半小時交卷，然后趕到下一個考場。”北大元培PPE專業畢業生周文杰回憶道。

“你是我的學生，你又不是我的學生。”這一句話聽起來似是而非，但卻反映了當時元培學生難以融入專業教育的狀況。然而，這并沒有讓大家陷入消極的狀態，反而激發了學生自我管理的意識。

“點火事件”是2010年由PPE發起的讀書會。彼時，如今流行的討論課在北大也很少見，光靠教師課堂傳授學生又“吃不飽”，高年級的學長便帶著低年級的學弟、學妹一起讀書。“我的讀書能力，如書籍的入門、怎么把書讀慢等，就是在讀書會高低年級的傳授中建立起來的。”周文杰說。

“跨年級交流也讓PPE成為狹義上有傳承性的組織。我們一起反思1.0階段的自由存在哪些不可控因素，從而避免極端的個人主義。而當它作為集體發聲，又有了更多可能。”周文杰說，比如，跟其他院系對接資源，還直接促成了2014年PPE專業學生參與到本專業的教學計劃修改，而“這也成為整個2.0階段的高潮期”。

李強的另一個身份是元培的專職導師。他清楚地記得有一天，北大元培學院PPE專業學生趙雨淘一臉嚴肅地找到他，“李老師，我希望您能出面幫我們提交這一建議。我們調研了世界上多所有PPE專業的大學，這是它們的課程設置、教育模式，這是我們提出的改進方案……希望學院領導能了解、采納”。

“我很驚訝，當時就說出‘學生們對北大課程的了解程度可能比老師還要好’這樣的話；也感到特別欣慰，我們鼓勵學生學習知識，也鼓勵他們闖蕩、探索。”回想起這段經歷，李強仍記憶猶新。

就在PPE專業學生尋求自我管理的同時，北大元培物理專業學生張林峰也在反思自由、選擇的問題。本科期間，他選修了數學、物理、計算機等方向的230多個學分，導致不得不延遲一年畢業。元培雖然允許學生自由選擇專業，但第一年學某個專業，第二年轉專業時，仍要修完第一個專業所有的學分，所以學生只能根據元培的彈性學制延期畢業。元培內部也在反思，雙自由政策是否有真正的選擇空間，如何改變？

2014年，元培新版教學計劃作出改革，將學生畢業要求由150學分降至120學分。

“中國學生受教育普遍沒有選擇權，但擁有了選擇權后，怎么用好選擇權容易陷入過于激進或保守的狀態。”張林峰告訴《中國科學報》，元培設有專職導師、兼職導師，均為各院系的學術大牛，但學生有時候意識不到身邊有很好的資源，也不知道怎么與導師建立有效的交流渠道，在郵件交流的禮儀上應注意什么等，而這些其實都是學生開展有效學術研究與交流中的關鍵點。

為了讓后來者少走彎路，2014年，張林峰創立了元培學院學生學術委員會（以下簡稱三學），并擔任首任主席。三學按專業下設數學、物理、生化等八大學會，后來加入整合科學、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擴大為十大學會。該委員會為同學們的學習、學術生活提供綜合服務，是元培學生自主探索學習模式的一種嘗試，也是他們互幫互助、集體學習的縮影。

“如果說元培1.0階段的教改是以教師為主導，那么2.0階段則是學生登上了教改舞臺。在這一階段，學生有著鮮明的特征——理想主義、公共服務意識強、對知識極度渴求。”周文杰歸納道。

在書院中尋找反“內卷”突破口

元培3.0階段的開啟，有一個明顯的動作——2016年，元培學生集體入住35樓，正式啟動書院建設。

和初創期相比，元培的軟硬件已今非昔比，但是學生的大學體驗真的變好了嗎？當他們發現自己置身于一個高度“內卷”又缺乏支持的環境下，又會做何感受？

早在高校尚未普遍關注心理健康時，元培就提前關注了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而這一次讓元培院長李猛備感憂心的是內卷。

他希望為學生提供一個彼此并非競爭對手的交流環境，并把視線放在了書院建設上。事實上，“書院是本科生院的關鍵，就像《哈利·波特》中的格蘭芬多學院、拉文克勞學院一樣，是不同風格的住宿制書院。”

“怎樣從學生全面發展的角度做探索，讓學生發揮更主動、更積極的作用，這是元培最核心的理念之一。我們希望學生在元培能夠接受一個人的整體培養。”在李猛看來，這是本科教育應有的方向，也是蔡元培先生“五育并舉”思想的傳承與發展。

原來的35樓地下一二層設施比較簡陋，經改造后成了圖書館、討論室、學生電影院、健身房、琴房……方便學生在此進行思想的碰撞與交流。北大元培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專業學生葉皓天開發了元培的智慧校園系統，該系統成為書院管理的“心臟”。

“我們還會一起在宿舍樓的許愿墻上寫下心愿，在地下室里一起健身、跳舞、看電影……今年春季運動會，元培拿下北大女子4×100米的冠軍，可誰也沒想到，這支冠軍隊伍其實在賽前只配合過一次。而這份默契來自于生活中交往的點滴。”三學主席、北大元培生命科學專業學生張令儀說。

值得一提的是，張林峰、葉皓天、張令儀都有體育特長，張林峰擅長籃球、葉皓天熱愛足球、張令儀長于跳高。

每次新生座談會，李猛都會問學生加入哪個運動隊和書院俱樂部。“原因很簡單，比如打球可以最大程度地緩解心理壓力，下了球場，他們還可以約在一起喝奶茶、擼串，球隊的成員未來還可能在一起創業。”李猛興奮地說，“他們打決賽，我們全院領導都去觀戰。”

“3.0階段元培學生身上，一個明顯的特征是反內卷。”正在美國高校做交換生的葉皓天對反內卷有自己的看法，“緩解內卷，要么做大待分配的蛋糕，要么提升評價體系的多元性，讓大家無需擠在一條賽道上。”事實上，元培已經在學生評價上做了相關探索，如獎學金的評定將體育活動納入其中。

目前，國內一些高校正在嘗試按大類招生的方式建立書院，那么元培的探索又能為它們提供哪些借鑒？

在李猛看來，首先要有完備的新生教育體系，其次要有很好的朋輩群體。“大一是學生最需要教師指導的時期，沒有教育內容去支持學生，沒有師生間的交流互動，大類招生很容易變成一個類似‘招商引資’的方式。”

為了給新生與教師搭建橋梁，元培還開設了新生訓練營、新生討論課，并招募高年級學生擔任新生輔導員。大英博物館里收藏著埃及貓、中國經濟發展過去20年的大事……在新生訓練營和新生講座上，賈妍、林毅夫等北大學者的精彩講述迅速打開了學生的學科視野。

“新生討論課還是三學參與元培教改的生動例子。這門一學分的元培必修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學參與組織和管理的。我們還參與了助教的招募、導師的聯系和大綱的制定，通識教育課表的修訂完善工作，負責同學們和導師的聯系等。”曾任三學主席的北大元培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專業學生伍維晨說。

“在正反合的概念中，如果說1.0階段是正，2.0階段是反，3.0階段則是合，是教師與學生在書院平臺上的重新合作與接觸，共同推進、走向融合。”周文杰說。

“反內卷”的腳步還在進行中。元培前期的一些好做法已經推廣至全校。2016年，北京大學實行全校本科教育改革，在更大范圍內落實了自由選課和自主選擇專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