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延熙(1914—1990)
植物病理學家、植物病害生物防治開拓者。江蘇建湖人,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后因參加抗日運動輾轉就讀于山東大學和金陵大學,1941年、1944年在金陵大學分別獲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后任教于原北京農業大學植保系,1961年任普通植物病理學教研室主任。曾兼任北京植物病理學會理事長、華北植物病理學會理事長、中國植物病理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等職。在多年科研生涯中善于鉆研、勇于創新,將理論緊密聯系實際,20世紀50年代,證明我國蘋果樹皮腐爛病的發病原理,提出了以加強栽培管理、提高樹勢為主的防病策略;20世紀60年代前半期,在果樹、林木、大田作物等病害的研究中揭示了多種病害存在潛伏侵染及無癥帶菌現象;1978年,在中國植物病理學會召開的陽朔會議上作了題為《現代植物病理學及其發展》的報告,對我國植物病理學的恢復起了推動作用;1979年,牽頭成立我國第一個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室,開展大田、蔬菜、果樹、林木及藥用植物等病害生物防治工作;組織編譯了系列刊物和書籍,為我國植病生防學科奠定了扎實基礎。
在長期探索的基礎上,陳延熙創新性地提出了“植物體自然生態系”理論,并以此為指導創制了以芽孢桿菌為主、具有防病促生功效的微生態制劑“增產菌”,目前已在全國32個省區市的50余種作物上累計應用達13億畝,取得了明顯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
陳延熙,一位默默奉獻、躬耕一生的科學家,畢生致力于植物病理研究,由他開創的植物微生態學理論以及“增產菌”系列產品在促進農業生產上所作出的貢獻,值得后人永遠銘記。
2021年,陳延熙入選“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名單。作為采集小組成員,我們依據規范對他的學術成長歷程進行了深入挖掘和剖析,并得到大量珍貴史料。
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陳延熙出生于1914年,打從記事起,他就耳聞目睹列強對風雨飄搖的祖國的欺凌,早早埋下報效祖國的愛國種子,青年時代便開始積極投身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活動。
1932年至1941年,陳延熙輾轉就讀于上海大同大學化學系、山東大學生物系和金陵大學農學院,其間他參加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等進步組織。在“一二·九”運動中,陳延熙組織了山東大學抗日救國會,參加左翼學生團體“體群社”。
1938年初,陳延熙在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過程中抵達武漢。當時全國正掀起“延安熱”,廣大熱血青年都向往延安。組織上動員一部分人留下來,王翰(原名陳延慶,陳延熙之兄)要求陳延熙留下來,參加湯池訓練班。
湯池訓練班全稱“湖北省建設廳合作事業指導員訓練班”,以國民黨湖北省建設廳農業合作委員會的名義在湖北應城湯池開辦,實為培養抗日骨干,發展中共黨員,組織和開展抗戰活動。時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陶鑄以共產黨員的公開身份負責領導湯池訓練班的工作。
湯池訓練班吸收以大學生、中學生為主的進步青年進行培訓,以政治培訓為主,學習內容主要為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等,設立社會發展史、抗戰十大綱領、群眾運動、合作社業務、農貸和游擊戰術等課程。軍事方面的訓練則由兩名老紅軍教授游擊戰。學員畢業后以農村合作事業指導員身份分赴鄂東、鄂中、鄂北、鄂西等4個地區,以組織農業合作社為名,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群眾、組織農民,為黨在農村的工作打下基礎。
當時,陳延熙參加的是湯池訓練班第三期,畢業后被分至鄂西恩施。鄂西有8個縣,每縣分配5名學員,共40人。在恩施,陳延熙帶領小組通過調查,揭露原合作社主任賬目不清的問題,為以后的工作掃清障礙;接著分別在9個重點區深入農村,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組織合作社。當時恩施農民銀行經理陳長森是陳延熙在金陵大學時的同學,思想比較進步,陳延熙爭取到他的支持,為合作社借到3萬余元,這在當時是個可觀數目,使合作社的革命工作有了保障。在此期間,組織上將一名地下黨員交由陳延熙掩護。
1938年秋,武漢失守,鄂西形勢緊張,國民黨湖北省建設廳聯系到和陳延熙在一起的地下黨員余金堂,通知他們撤離。是年年末,陳延熙離鄂入川。至此,他在湯池訓練班及鄂西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經歷告一段落。
當年這段革命經歷也為陳延熙后期的科研成就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1987年12月20日,陳延熙收到中共應城市委員會、應城市人民政府的致敬信。
為紀念湯池訓練班的歷史功績,中央領導明確指示,在湯池訓練班舊址上正式興建具有一定規模的紀念館。5個陳列室里陳列著湯池訓練班師生的照片以及大量實物、資料,那里也閃耀著陳延熙的青春之光……
開拓植物病理學科
陳延熙1944年從金陵大學碩士畢業后,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學、北京大學農學院等。
新中國成立后,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滿腔熱血的陳延熙迫切地要把知識貢獻給祖國。1950年4月,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北大學3所大學的農學院合并而成的大學被正式命名為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陳延熙任植保系副教授,為本系及外系大學生開設普通植物病理學、農業植物病理學等課程,同時開展大量研究工作。
1957年,陳延熙作為訪問學者赴民主德國植物病理研究所進修,1961年春回國后擔任北京農業大學普通植物病理學教研室主任一職,招收研究生,并承擔培養進修教師的任務。
在多年工作中,陳延熙上下求索,潛心于科研創新。即使在動亂年代,他也沒有停下科研的腳步,而是結合“三農”實踐,全面繼承、發展、開拓了植物病理學。
1978年,陳延熙在桂林陽朔召開的中國植物病理學學術研討會上,作了題為《現代植物病理學及其發展》的報告,對中國植物病理學的恢復起了推動作用。他的報告融合了他的學術觀點,即植物病理學中的生態學觀點。其中“植物病理學十批判”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贊揚。不久,他又在新疆駐京辦事處禮堂為北京植物病理學會再次作相關報告,進一步對植物病理學生物防治的相關知識進行系統性梳理。
為了大力推進植物病害生物防治領域的學科發展,1979年,陳延熙在北京農業大學主持籌建了中國第一個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室,主編了內部刊物《植病生防》,組織編譯了《土傳病原物生態學研究法》《絲核菌的生物學與防治》《微生物生態》等書,這些材料和書籍至今仍為同行參考應用。
1979年4月,陳延熙親自編寫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教學大綱,包括植病方向的現代化設計、病害防治現狀、生物防治以及如何應對等方面,并通過講學、報告、研討等形式介紹植物病理學生防相關知識。
服務于農業生產
在陳延熙看來,“植物病理學的生命力,在于農業生產的需要,在于能夠解決農業生產中的植物病害防治問題”。多年來,他以此為準則,為我國的農業科學作出了杰出貢獻。
在長期探索的基礎上,陳延熙對生物防治的歷史及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提出最古老的生物防治措施是自然、生物平衡中的生物防治,而農民利用有益微生物使植物促生抗病是最新的生物防治措施。生物防治概念即調節植物、微生物和環境,使其有利于寄主、不利于病菌。他認為生物防治的特點是理論和實踐結合,要通過大規模篩選和驗證達到生物防治的目的。
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入,陳延熙提出了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的多種策略:通過施加一種可以直接抑制病原菌生長、促進植物生長的功能性微生物,達到殺菌、治療的作用;若某種有益微生物對病原菌沒有抑菌作用,但具有占領、霸權作用,那么其可通過提前消耗營養物質抑制病菌生長;或是施加某種可以誘發寄主抗性的微生物,進而達到抑菌促生的效果……
對于病原菌的防治,陳延熙認為:“病原菌是農業生態系中的成員,是它的組成部分,是無法消滅的。防治病害只是也只能是設法減輕病原物的危害,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消滅病原物。”在后續研究中,陳延熙積極拓寬思路、探索新途徑、組織生力軍,與已有措施協同作戰,有效減輕病害所致的損失。由他所研發的“增產菌”系列產品進一步加速了農業現代化的轉型升級,已在我國32個省區市的50余種作物上累計應用達13億畝,取得了良好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
陳延熙躬耕一生,致力于科學研究、服務于農業生產。他的學術人生和奮斗歷程,為我們詮釋了奉獻精神的真實內涵。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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