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報：思辨缺席，高校如何亡羊補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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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學生缺乏的不是提出反對意見的能力，而是分析問題的能力。陰陽五行相克、對立統一等辯證思維在強調中國人思想的靈活性上收到了充分效果，但是從文化傳統上來看，國人歷來缺少分析理性的訓練。

　　●想整體提高中國學生的分析性思維，更重要的是考試改革——把測試專業知識的考試，改為測試思維能力。

　　“說一下，你應聘HR（人力資源）崗位有哪幾個優勢？”

　　“我認為，HR是一個服務性的工作。在這個崗位上，我可以接觸許多應聘者，從他們身上我可以發現自己的不足……”

　　“我們問的是你和崗位的匹配度。”

　　“哦……我覺得我很適合。”

　　“完了？”

　　“……”

　　這樣一頭霧水的求職對話，北京某科技公司人力資源部王磊早就習以為常。只是，最讓他想不通的是，當中不乏“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大學生，為什么就連他們在回答問題時也毫無邏輯可言？

　　通過測試66所高校、123個專業的2萬多名中國高校大學生，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文秋芳教授指出“思辨缺席”是大學生普遍存在的問題。在她的研究中，思辨能力與critical thinking skills（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內涵吻合，意為依據標準對事物或看法作出有目的、有理據的判斷的能力。

　　回過頭來反思，簡單的交流尚且答非所問、無法可說，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大學生的邏輯思維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我在課上問某某同學，你對這個事件的看法是怎樣？”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劉奮榮說，學生們通常會接一句：“我認為這個事情是錯的……”或是“我認為這個事情應該怎么做……”按照思維慣例，接下來學生們至少要舉出一兩個理由來解釋為什么，可是時間一秒秒地過去，答題的學生卻沒了后話。

　　“談吐中缺乏有意識的論證是不少大學生思維習慣中的一大問題。” 劉奮榮說，中國學生普遍善于作斷言，卻不善于論證。

　　事實上，“思辨缺席”不僅體現在大學生的談吐上，就連在作文、考試、論文等要求思維縝密的書面表達形式上也十分明顯。

　　北京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專業研究生曾佳寧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寫作文沒有內容是外語專業學生的一大毛病，“觀點論證中要求的知識面廣，而同學們普遍對本專業了解，只有少數人關注其他學科的知識”。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院長許燕不久前組織了研究生心理學統考改卷，她在微博中表達了兩點憂慮：一是很難見到字寫得好的試卷，一是邏輯思維與表達能力差，論述題答成了概念題和簡答題。

　　“很多卷子只寫了概念，再將題目抄一遍。有的雖然寫滿了一頁，但卻不知道考生要表達什么。”許燕如是說。

　　如果說寫應付作文、到點收卷造成了學生的思維混亂，按理來說，同樣的問題在時間寬裕的論文寫作中可以規避。

　　然而，劉奮榮發現學生論文中想要論證一個問題，卻“總是堆砌了一大堆材料，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有效組織這些材料論證自己的觀點”，“句與句之間關系模糊，上一句推不出下一句”，“第一步論證結束后，感覺不到下一步觀點的提升” ……

　　當“思辨缺席”同時指向一個表現——缺少論證之時，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大學生真正缺少的思維能力到底是什么？

　　“中國學生缺乏的不是提出反對意見的能力，而是分析問題的能力。”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陳慕澤說，陰陽五行相克、對立統一等辯證思維在強調中國人思想的靈活性上收到了充分效果，但是從文化傳統上來看，國人歷來缺少分析理性的訓練。

　　陳慕澤指出，現代化最主要是科學技術現代化、民主法制現代化兩方面，它們需要的是理性的支撐，要求“丁是丁，卯是卯”的答案，而非“既是……又是……”的答案。

　　劉奮榮對此表示贊同，她同時指出，中國學生不會有意識地利用邏輯推理以及基本的論證技巧。而在國外論文寫作中大有不同，除了剛學作論文的大學生，英文論文中段與段之間、甚至句與句之間的邏輯結構異常清晰。

　　清華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曾發表一篇長文《優秀博士如何養成》，其中有一句話：“跟著邏輯走！跟著邏輯走，這是我在實驗室里注定會重復強調的一句話，每天至少要對不同的學生講5遍以上。”

　　這背后的原因是，從應試教育考場上走出來的中國學生，其分析能力被刻意地忽視掉了。

　　劉奮榮告訴記者，中國小孩從小養成了不能隨便表達想法的思維慣性，上課要注意課堂紀律，有問題必須要先舉手。進入初中、高中的最終目標是考大學，高考題多背誦少思考，答題中稍微發揮便會與標準答案不符。

　　斯坦福大學教授星智浩（Tomohiro Hoshi）曾帶著一門針對高中生的邏輯學網絡課程“科學的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ce）來到中國，在美國這門課頗受歡迎，其結課證書在申請名校中亦有幫助。誰想這樣一門邏輯課在中國竟“遇冷”，在與廣東一些高校的短暫合作之后，星智浩無奈地表示：“這門課程在中國沒有那么成功，也沒有那么容易。”

　　中國大學生的分析能力就是這樣逐漸消失的，可怕的問題還在輪回。陳慕澤提醒，只有思辨沒有分析，或思辨沒有遵守邏輯和分析的規則，都會給詭辯留下余地。中國歷史上沒少吃這方面的虧。

　　到了大學再補邏輯課，似乎有些亡羊補牢的味道。但是，大學不得不這么做。

　　文秋芳在“思辨技能現狀研究”中調查發現，在“分析與計算”上，外語類學生不如理工科學生，但好于其他文科生；在“判斷性評價”、“解釋性/真實度評價”、“關系判斷”上，其他文科生、理工科生卻低于外語類學生。

　　而在陳慕澤、劉奮榮的印象中，邏輯課成績最好的通常是理工科學生，因為其專業課程中運用的就是分析的邏輯方法；相反，語言類學生大量記憶、重述的訓練，顯然不是培養分析性思維的最佳途徑。

　　陳慕澤表示，大學生最需要補充的是分析理性的訓練，尤其是文科專業，包括語言類的大學生。

　　“精確、嚴密的數理邏輯與日常中的邏輯思維關系不大，讓文科生學習意義不大。”陳慕澤說，“我們主張開全校公選的邏輯學通識課，把日常中的邏輯思維的訓練變成素養。”

　　一些大學給學生開的邏輯學課程，充其量不過是邏輯學導論課，學生應付完考試之后就忘了，并未內化到生活當中。而陳慕澤的邏輯學通識課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學習邏輯知識體系，第二步是結合日常思維的訓練，將其轉換為直覺層面的素養。

　　陳慕澤解釋，邏輯推理時，先想這道題與哪個知識有關，這只是一種技能；素養就是一看便知道這道題對不對，這個假設是否有問題。“就像過馬路時紅燈一亮，想都不想就停下來。”

　　與文科生不同，理科生每天都在接受分析和計算的訓練，還有必要專門學習邏輯學課嗎？事實上，劉奮榮的邏輯學課堂上就有許多物理系、數學系和工科院系的學生。在她看來，理工科學生雖然有大量數理訓練，但缺乏邏輯推理的意識。

　　她舉例，邏輯學的一個內容是教授公理化方法。當學生們了解到一個定理的產生，要么用公理代出，要么用MP規則（分離規則）得出結論，除此之外絕對不能干別的事情，常會發出“哦，我學的就是這樣一個公理化結構”的感慨。“如果只是學物理，也許只知道我推理了一些定理，卻從未思考過理論背后的邏輯系統和規則。這樣也會促使他們反思更多學過的知識。”

　　然而，改善一門邏輯學課程，不過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不是上完一門邏輯課，你就有分析能力。”劉奮榮說，邏輯思維的培養是一個分階段逐步深入的過程。

　　劉奮榮曾在全球邏輯學最強的阿姆斯特丹大學中，接觸到一門跨學科的核心邏輯學課程。這門課把語言分析作為主講內容，邏輯學、語言學、哲學大三學生都可以選修，是學生們最歡迎的課程之一。任課老師一再強調，“這門課的成功不是一個課程的成功，而是學生在大一、大二時學習了兩門邏輯學基礎課作鋪墊，他們會覺得學習第三門課很自然”。

　　“除了進階，還要考慮怎樣與專業學習相結合。” 劉奮榮舉例，最典型的學科是法學，法律邏輯在國外高校是一門很火的課程，而國內只有中山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極少數高校開課。而國外，邏輯學與經濟學、邏輯學與博弈論等的交叉，已經發展到運用邏輯的模型分析相關學科的程度。

　　在陳慕澤看來，要想整體提高中國學生的分析性思維，更重要的是考試改革——把測試專業知識的考試，改為測試思維能力。

　　美國GMAT（經企管理研究生入學考試）、GRE（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當中的綜合能力考試就是這樣的考試。

　　“為什么美國GMAT不考高等數學，只考初等數學？” 陳慕澤解釋，一考高等數學，有充分的復習時間但并不聰明的人上去了，看起來很忙但聰明的人卻落敗了；與之不同，初等數學出題靈活，直接考查的不是知識點是否掌握，而是依據知識點涉及到的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事實上，在背誦記憶裹挾的眾多考試中，思維能力的考試已在中國小范圍出現了。國內工商管理、工程管理、公共管理等專業碩士考試中，綜合能力考試分為數學、寫作、邏輯三部分，就是借鑒了GMAT的思路。

　　“目前情況下，中國只有GMAT，沒有GRE、SAT。” 陳慕澤不無遺憾地說，面向高中生層面的中國SAT、研究生層面的中國GRE還沒有出現，而我們的考試中最忌諱選拔只知道背誦，卻沒有思考分析能力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