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南山曾以為自己感染非典稱病毒或長期存在

　　非典十年，鐘南山是無法繞開的標志性人物。

　　從全國“兩會”上為民鼓呼的“炮手南山”，到最近在中央電視臺發表“灰霾比非典更可怕，誰都逃不掉”的刺耳直言，今年77歲的鐘南山依然活躍在時代的最前沿和媒體的聚光燈下。但在這些光環背后，鐘南山承受了多少壓力和誤解？回顧他人生中最輝煌的這十年，“敢說真話”的鐘院士又有什么未曾說出的心里話？

　　蛇年正月初七的傍晚，鐘南山在廣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辦公樓里，接受了南方日報的獨家專訪，首度向媒體公開他在非典時期“失蹤38小時”、病倒休息8天等隱秘往事。

　　很多人看到他的犀利和執著，卻鮮知他的寬厚。在采訪中，對于當年非典病原體之爭，對于曾把發燒的他拒之門外的醫院，他都不愿意再提起，“我們要向前看，不要揭傷疤”。

　　談病倒的8天，談遭遇的爭議，談父親的鞭策，還有未來十年的夢，說到動情時，他的眼眶都紅了，不時揉揉額頭。

　　這個卸下光環的鐘南山，也許不那么堅強偉大，但更加真實，更加值得尊敬。

　　●醫護人員上門打吊瓶，由于沒有地方掛吊瓶，在我家走廊門框上釘了個釘子，我愛人至今仍不愿意拔掉

　　●撲殺果子貍行動是很及時很必要的，我不后悔。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吃野生動物本來就破壞自然生態和諧

　　●對于股骨頭壞死病人，最嚴重的就是做股骨頭置換。我們不能忘記這段歷史，不能忘記他們，要給予關懷

　　南方日報：據近年出版的《鐘南山傳》披露，抗擊非典期間，您曾“失蹤”38小時，家人聯系不上。這恐怕是最累的吧？過去十年了，這段往事現在可以談談了？

　　鐘南山：那是一場虛驚。那天晚上我從上海開會回來，一下飛機就被專車接到廣東迎賓館開會。原來，有消息說香港大學微生物學專家、我的學生管軼，明天有可能要公布非典病原很可能是禽流感，而病毒標本是我提供的。當時急著要搞清楚病原是什么，而廣東的實驗室水平還比較弱，香港檢測能力強，所以我找了管軼和鄭伯健這兩位專家幫忙。我們還簽訂了一份協議，假如有一方發現了病原體，必須共同協商，而且要通過中國衛生部的同意才能發布。我把這份協議拿了出來。

　　為了解情況，當天晚上，我就乘坐兩地車去了香港。我們凌晨3點出發，到香港的時候是清晨6點多，為了不打擾他們休息，我一直在管軼樓下等到8點半，才打電話給他。他很意外，說你是我們的老師，我們說好了有結果必須向衛生部報告，等衛生部同意才公布出來，現在還在研究病原呢！我請他和鄭伯健陪我回到廣州把情況說清楚，于是又乘坐兩地車回來，平息了一場“可能的風波”。

　　當時為了保密，家里人都聯系不上我，后來證明是虛驚一場。回頭看，我覺得這種粵港合作對重大傳染病進行攻關是必須的，也是意義重大的。

　　南方日報：這件事之后您就發燒了，在家休息了8天，這也曾是“秘密”，現在可否談談？

　　鐘南山：當時我左上肺有肺炎，全身沒力，還在發燒，我首先考慮自己會不會得了非典，但擔心影響醫護人員的士氣，我不能在自己的醫院住院，也不能對外說。后來，我在家休息，由醫護人員上門打吊瓶，由于沒有地方掛吊瓶，在我家走廊門框上釘了個釘子，我愛人至今仍不愿意拔掉。這可以說是我最艱難的時候，但我愛人一直照顧我，一句話都沒說。好在5天后拍片子，肺部的陰影消失了！我又在家休息了3天后回到醫院。今年是十周年，我很感慨，我們醫院把全院得過非典的醫護人員都請來吃年飯。

　　南方日報：很多人只看到您的光環，不知道這些艱苦，您是拿命來賭，喊出“把重病人都送到我這里來”。

　　鐘南山：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左胸很疼，很虛弱，拿個碗都會往下掉。但一直有個信念，就是不能出事！

　　我回到醫院后，大家對我很支持。我對時任院長葉廣春說，現在呼研所碰到槍口上了，敢不敢把別的醫院的病人接過來？如果做得好，醫院形象大大提升，如果做不好，可能連一般的病人也不敢來看病了。他想了半天，回答說：干吧！

　　南方日報：2004年初第二波非典疫情初現，是您帶頭向廣東省政府建議撲殺果子貍。現在回頭看，是否冤枉了果子貍？

　　鐘南山：這個問題盡管現在還有爭議，但有一條沒推翻，就是果子貍身上有SARS病毒，而且與人身上分離出來的病毒高度同源，能和人互相傳染。當時管軼他們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而且，在第二波的4例病人中，就有兩個有接觸果子貍或吃野生動物的歷史。所以，在當時，果子貍是SARS病毒傳播的重要中間宿主。我們連同廣東CDC的專家當天上午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議，晚上時任省政府開會研究，當場決定5天撲殺廣東境內的果子貍，關閉野生動物市場。至此之后，廣東沒有再報告非典病例。

　　對于這個問題，學術界持續有研究。果子貍攜帶病毒有南北差異，長春軍事獸醫研究所做過研究，發現河北、湖南等地飼養場的果子貍都沒有攜帶SARS病毒，但在汕尾的病毒抗體陽性率是40%，廣州增槎野生動物市場的甚至接近80%。而且，和蛇、大鼠相比，果子貍對SARS病毒的易感程度高得多。后來，有研究說蝙蝠也可能是重要的宿主。

　　在當時，采取這個行動是很及時很必要的，我不后悔。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吃野生動物本來就破壞自然生態和諧。有統計稱，最近30到40年來，全世界有60%—80%的新發傳染病是人畜共患的，比如艾滋病是非洲黑猩猩傳染過來的。所以，非典之后，廣東倡導不吃野生動物，是很正確的。

　　南方日報：對于非典病人使用皮質激素和出現股骨頭壞死后遺癥的問題，一直有爭議，您怎么評價？

　　鐘南山：關于激素的問題，香港曾有一起官司，有個患者得了SARS被救活，可后來得了股骨頭壞死，要告醫生。他們請我過去當顧問，我是這樣回答的：當時大家都沒什么經驗，發現使用激素在搶救重病人時的確有幫助，但使用量過大會導致股骨頭壞死，可究竟是命重要還是股骨頭壞死的問題重要？

　　根據我們的調查，廣東的非典病人股骨頭壞死發病率很低，只有2.4%，而其他城市個別醫院達到30%。這和我們的激素用量有關。我們的用量大概是每公斤體重2到4毫克，最多的每天240毫克。有的醫院用量大概是我們的5到10倍。大劑量激素會明顯增加股骨頭壞死的機會。事實證明，絕不是所有病人一來就要上激素，我們只有一部分病人在用，而且控制劑量。

　　南方日報：最近北京有非典后遺癥患者呼吁成立專項關懷基金，您是否贊成？

　　鐘南山：成立關懷基金我是贊成的。而且我們也一直在回訪病人。廣東1000多個病人，大概也就20—30個病人得了股骨頭壞死。還有一個看法是，非典本身就可能導致股骨頭壞死，這是一個學術爭論，至今還沒得到證實。對于這類病人，最嚴重的就是做股骨頭置換。我們不能忘記這段歷史，不能忘記他們，要給予關懷。

　　南方日報：最近貴州報告禽流感死亡病例、英國發現新SARS病毒，大家都很關注，非典會不會重來？當年來無影去無蹤，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一種說法是非典病毒可能是在實驗室里偶然混合產生，再傳播到人類和自然界？

　　鐘南山：這只是一種假說。我們一直沒停止過對這方面的研究。我們在非典過后就曾對廣東的部分人群血清進行檢測，發現有少數人對SARS病毒抗體呈現弱陽性。他們不是原來登記在冊的非典患者，弱陽性說明他們可能原來不知不覺感染了SARS病毒，又不知不覺自愈了。這說明非典病毒在2003年前就可能存在人群中，有點像EB病毒、皰疹病毒一樣，只是變異較少、毒性較弱。

　　病毒的未知數太多。非典、人禽流感分別在2003年、1997年才發現，但我估計以前可能就有，只是過去人們得了嚴重感冒、嚴重肺炎，治療不好死了，也不知道是為什么。到后來我們才開始關注。所以，SARS會不會長期存在，我覺得，有這個可能。

　　鐘南山：是的。2009年甲型H1N1流感流行，有人批評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反應過度”。當時，對甲流最警惕的地區是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為什么？因為我們受非典影響最大，知道一旦流行對政治經濟都可能產生很大影響，這是沒經歷過的人不能體會的。后來甲流疫情趨穩，是不是我們的積極措施就錯了？我不這么認為。對每個可能出現的傳染病，我們都要進行積極預防。現在我們有較好的傳染病監測系統，一旦出現問題，也可以及時采取措施，肯定不會像當年遇到SARS那樣了。

　　南方日報：從當年的非典到2009年的甲流，再到目前的灰霾，轉眼十年，一個個重大公共事件讓您始終站在聚光燈下。一出現涉及醫療和健康的大事件，老百姓和媒體就想聽聽鐘南山怎么說。

　　鐘南山：對灰霾的問題，中央電視臺記者給我打電話，我在家里連線說了幾句。對于這些關乎全民健康的公共衛生事件，我覺得我有必要表達自己的看法。讓我欣慰的是，現在國家及有關部門已經開始重視和解決這一污染問題，包括提高油品國標。

　　我很感謝公眾和媒體對我的信任。在很多時候，我們專家的聲音通過媒體放大，可以與民意互動，影響政府，推動社會進步。比如去年的PM2.5監測和公布問題，我們在全國“兩會”上通過媒體呼吁了，廣東珠三角率先動起來，后來全國各地也紛紛跟進，比原本2016年公布的計劃大大超前。

　　我推崇講真話，但真話不是真理，真話不一定是對的。但真話起碼是心里話。任何一個群體，或者單位、家庭，如果都能夠講真話，一定會是和諧的群體。當然，講真話要以事實為依據。特別是涉及到人體健康，要非常嚴肅地對待。

　　南方日報：這十年來，您的聲譽達到頂峰，特別是出任中華醫學會會長，打破了衛生部部長兼任會長的慣例，今年又連任全國人大代表。但您也累壞了，做過一次心臟支架手術，聽說手術前還寫了遺囑。

　　鐘南山：事業是大家一起干出來的，我只是年長幾歲，當一個帶頭人，榮譽應該歸于團隊的每一個人。我現在的任務是多培養、多幫幫年輕人。

　　很多職務都是有關領導找我談，讓我當的。比如當中華醫學會會長，當時沒有先例，其實我不想干，因為當時我心臟有房顫，擔心身體受不了，領導專門找我談，甚至還讓我直接去北京工作，不要在廣州了，但我不同意，我的根在廣東，我始終想當一名醫生。

　　我2007年做了一次心臟除顫手術，不能再打籃球。這場病讓我對健康和生命的認識更加深刻。我現在常說，事業是一個皮球，掉下去還能彈起來；但健康是一個玻璃球，一掉就碎了。

　　南方日報：這十年有什么遺憾？

　　鐘南山：我本人沒有太多的遺憾。但公眾、政府部門以至媒體對醫務界的一些偏見沒有改變，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遺憾。不能非典一走，汶川地震一過去，醫生就從“白衣天使”變成“白衣狼”。這個隊伍是有害群之馬，是存在問題，但大部分人是很辛苦地工作，很多問題是體制性問題，不能只怪他們。

　　2003年中央電視臺“面對面”欄目采訪我時，主持人王志說到對醫務人員的看法，我說社會對醫務人員是不公平的。有份報紙曾經這樣登過，一個版面是描寫醫務人員如何搶救非典病人，另一版是說他們如何拿回扣，這就好像給你一塊糖、再打你一巴掌。談到這個問題我很激動，哭了。但真正播出的時候這段全部被刪掉了。

　　還有最近中央電視臺評選“最美鄉村醫生”，讓我去頒獎，我說了一段話，大家都很敬仰這10個最美鄉村醫生，但別忘了，他們中有5個有重病，公眾、社會是否應該對他們多關心？還有更多的鄉村醫生，不能光是歌頌，至于怎樣幫他們就沒下文了。在我看來，他們最需要的不單是敬重和愛戴，更重要的是實質性的支持。結果這段話在播出時全被刪掉了。

　　對于這兩次被刪，我覺得遺憾。媒體應該發揮應有的作用。今年全國“兩會”，我會繼續關注基層醫生待遇和灰霾、青少年體質、食品安全等問題，現在還在搜集意見。

　　南方日報：您認為，非典對中國最大的改變是什么？“非典遺產”中有哪些最值得我們銘記？

　　鐘南山：最大的改變，是更關注民生。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人為本。民生涵蓋教育、健康、住房、科技等各個領域。非典啟發了我們，不僅要先讓少部分人富起來，最終還是要帶動共同富裕。鄧小平的這句話，現在做了前半句，后半句還要進一步努力實現。

　　我們對民生關注還做得不太夠，包括對醫療和環保的投入。非典只是突發性傳染病，但我們遇到的公共衛生問題其實有很多。百姓健康不僅與個人生活方式、心理平衡、運動、飲食等有關，還與綠色環境有關，包括空氣、水、食物等，樣樣都值得我們關注。如果等到像洛杉磯和倫敦早年那樣，出現毒氣，每天很多人死于環境惡化，那就不堪設想了。

　　南方日報：十年過去了，從非典到灰霾，又來了個呼吸系統的問題，給我們敲響了人與自然要和諧相處的警鐘。您的身體還很好，展望下個十年，有什么心愿和計劃？

　　鐘南山：我有一個強烈的愿望，希望把廣東呼吸中心建立起來。我們的呼研所專業已經連續3年在全國排第一了，希望能利用這個龍頭地位，做好研究而不是擴大病床數量。

　　現在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為什么要比心血管等疾病落后？因為這種疾病往往早期沒有癥狀，不容易被重視，如果出現明顯癥狀，就來不及了，就像肺癌、慢阻肺等。應該像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等疾病，在還沒出現癥狀時就開始注意和治療。我希望與加拿大、日本、丹麥等很多出名的研究所合作，在廣東打造國際先進的呼吸中心，一個產學研結合的、臨床和基礎結合的、具有轉化醫學特色的中心。這個中心要做的事有三大方面，包括疑難病治療，全國高級人才培訓以及科學研究。這是我作為一個老呼吸科醫生的心愿。

　　南方日報：您的父親鐘世藩教授是中山醫學院著名的“八大金剛”(八位一級教授)之一，您可謂出身醫學世家，但由于文革影響，下過鄉、當過鍋爐工，直到43歲才出國留學，可謂大器晚成。十年前的清明節，是抗擊非典最艱難的時期，您給父母掃墓，轉眼十年過去了，又會對父親說些什么？

　　鐘南山：父親是我一生做人從醫的榜樣，他的鞭策是我這些年很大的壓力，也是動力。我現在還會想起父親晚年捂著一只眼睛伏案寫書的情景，他還擔心我事業無成，不時問一句：“你今年幾歲了？不年輕啦。”父親很少表揚我，唯一一次就是我在英國留學時，導師給大使館寫信肯定我的工作。父親寫信表揚我說，你確實證明了中國人并不是不行的。他特別不喜歡我做行政。他1987年去世，我1996年評上了院士，晚了幾年，很遺憾他沒看到。

　　2003年清明節，我站在他們墓前禱告說：“我沒有辜負你們的教誨，不違背良知、不說假話！”現在我的兒子也是當醫生，最大的孫子16歲，他有意向學醫，希望他把這個想法延續下去。

　　這是一次艱難的采訪。

　　鐘南山太忙了。過年前與他的助理約時間，希望在過年期間抽空采訪，一直沒答復。初六晚上10點，記者嘗試撥打他的手機，撥到第三次，居然通了。他有些疲倦地說，和家人在惠州休息兩天，明天回來再約。沒想到，第二天上午就接到電話，約定下午5時到辦公室采訪，一口氣談了快兩個小時。這是他的風格——重承諾、執行快。

　　鐘南山也有很多的身不由己。他多次向學校要求卸任呼研所所長，但就是不被采納；他去年在全國“兩會”上還跟我談起當了15年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應該可以退下來，專心搞點科研、帶帶年輕人，沒想到今年又被選上當代表了。

　　很多人看到他的犀利和執著，卻鮮知他的寬厚。在采訪中，對于當年非典病原體之爭，對于曾把發燒的他拒之門外的醫院，他都不愿意再提起，“我們要向前看，不要揭傷疤”。

　　談病倒的8天，談遭遇的爭議，談父親的鞭策，還有未來十年的夢，說到動情時，他的眼眶都紅了，不時揉揉額頭。

　　這個卸下光環的鐘南山，也許不那么堅強偉大，但更加真實，更加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