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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 | 張晴丹 “我的論文投出去就石沉大海了！”“審稿人拖了很長時間才回復意見。” 許多科研人員都有過被同行評審環節耽誤進度的經歷，這與目前全球同行評審嚴重不足有很大關系。期刊編輯們也為此深受困擾。 衛生經濟學家Chris Sampson正面臨難覓審稿人的窘境，他在社交平臺上寫道：“我需要一個同行評審……英雄們，快私信我吧。” Sampson是Frontiers in Health Services的副主編，從去年4月份開始一直在為一篇論文尋找合適的審稿人。他向潛在的審稿人發出了大約150份邀請，結果僅收到了4篇評審反饋，其中只有一篇的質量有保障。期刊和論文數量急劇增長的當下，Sampson的困境是全世界編輯都在面臨的普遍問題。近日，Nature發文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剖析。
免費使用評審意見太普遍
期刊兩頭受益
跟蹤同行評審貢獻的Publons網站稱，引文數據庫Web of Science索引的文章總數從1990年的約100萬篇增至2016年的近300萬篇，增加了兩倍。
但編輯們表示，審稿人群體的規模和組成，并沒有跟上論文數量急劇增長的步伐。因為期刊往往更加青睞那些來自擁有成熟科學基礎設施的國家的知名科學家，而不是早期職業研究人員或來自新興國家的科學家。 Balazs Aczel是匈牙利羅蘭大學的心理學家，主要研究科學過程。他和同事利用涵蓋8.7萬多份學術期刊的數據估計，僅在2020年，全球研究人員在同行評審上花費的時間就相當于1.5萬年之多。 許多科學家拒絕更頻繁地進行評議。在Clarivate的投審稿平臺ScholarOne上，科學家接受評議的平均比率從2020年的3 7.5%下降到2022年的32.3%。 去年11月，對Nature雜志讀者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自2020年3月以來，約三分之一的人減少了評審活動。而且，最有可能減少參與評審工作的往往是那些資深科研人員。 為何會這樣呢？ “這是一項完全沒有回報的工作！”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大學的犯罪學家Donna Yates如此評價同行評審工作，“我們從同行評審中得不到任何東西，反而還會耽誤自己研究或教學工作。” 此外，巴西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教授Olavo Amaral表示，少量證據表明，同行評審對出版物的質量只會略有提高。 許多科學家對期刊越來越感到失望，其中也包括Nature雜志。因為這些期刊從免費的評審工作中獲益，另一邊又向想發表文章的投稿者和閱讀論文內容的讀者收取高額的費用。 Springer Nature的一位發言人說：“我們一直在尋找新的、更好的方式來表彰同行評審員有價值且重要的工作。”他還提到了2017年對Nature雜志1200多名審稿人進行的一項調查，其中87%的受訪者認為審稿是自己的學術職責，77%的受訪者認為這是在保障已發表研究的質量，71%的受訪者認為審稿不會得到獎勵或認可。 但現在，許多審稿人發現這一職責的負擔過于繁重。 Yates指出，現金獎勵也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這樣的建議很快又被其他人否定了，他們認為這樣的制度不道德，也不可持續。 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是擴大審稿人的數量。例如，可以將同行評審工作更多分配給那些早期職業研究人員，或者也可以分配給那些尚未大量參與評審工作、資源不太充足的國家的科學家，甚至計算機算法也可以承擔一部分同行評審工作。在Amaral看來，每篇論文都必須評審的想法有點不切實際，“這個體系本身也站不住腳。”
評審太慢導致學術人才流失
同行評審制度興起于18世紀的英國，發展至今已經有了很大變化。如今的學術出版更是涌現出預印本模式，這種平臺可以在沒有審稿人或期刊把關的情況下發表論文。
馬薩諸塞州曼荷蓮學院的分子生物學家Rebeccah Lijek把她的精力放在了預印本上。這些預印本發布在bioRxiv等服務器上，并向所有人開放評論。她只喜歡考慮科學本身的優點，而不去判斷一項研究是否具有足夠的原創性，是否值得在特定的期刊上發表。她發現這個過程更有趣，并因此結交了新的朋友。 預印本有助于快速傳播科學發現，但它們并不能取代科學家潤色簡歷所需的出版物。 “可是，期刊論文發表的過程越來越慢。”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生物研究所植物遺傳學家Detlef Weigel回憶說，40年前，大概三周就能收到評審結果，而現在最快也要六周才能得到評審回復。 “到論文發表的時候，這些研究可能已經有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歷史了，這會產生嚴重的政策影響。”澳大利亞悉尼非營利性心理健康研究機構的心理學研究員Sandersan Onie說。 “永無止境的出版周期也為研究人員帶來了更多的負擔。”印度尼西亞加札馬達大學公共衛生研究員Firdaus Hafidz說。他仍在努力發表他在2018年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成果。他表示，如果一篇綜述需要幾個月或幾年的時間，他可能不得不更新文獻綜述或重新進行分析。 更嚴重的是，南非約翰內斯堡金山大學生物材料科學家Pradeep Kumar指出，同行評審的“龜速”，可能會導致一些年輕的研究人員完全離開學術界。要從碩士學位轉為博士候選人時，學生必須發表一篇論文。如果出現審稿延誤，學生們通常會在此期間暫時選擇到企業工作，但有些人永遠不會回到學術界了。Kumar就這樣失去了3名學生，都是女性。“出版延遲就是拒絕出版，”他說。
評審制度何去何從
如何破局？已有數百年歷史的同行評審系統急需重新設計。
有些期刊的確會向審稿人支付報酬，或者免除他們發表文章或訂閱的費用。例如，每年為Nature Research雜志提交3篇以上的評審，審稿人就可以從Nature Research提供的期刊中選擇一份免費在線訂閱。 其他科學家則認為，除非期刊提高訂閱費，否則給審稿人支付報酬令許多期刊都無法承受。Aczel和同事們估算了3個國家的科學家花在審查上的時間的貨幣價值，美國每年超過15億美元，中國超過6億美元，英國接近4億美元。 如果商業競爭對手支付報酬，非營利期刊將會更難找到審稿人。而那些渴望輕松獲得報酬的研究人員可能會寫出質量較低的評審意見。 阿根廷圣達菲海岸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植物分子生物學家Pablo Manavella擔心，期刊只會把額外的審閱費用轉嫁給作者，低收入國家的作者可能負擔不起這筆費用。 實際上，大多數審稿人并非想要報酬。在2019年的一份關于同行評審的報告中，作者問科學家是什么促使他們接受評審工作，現金只排在第六位。 “很多人對擁有某種信譽或聲望更加渴望。”Sampson說，比如被列入編委會以換取評審。“我認為這是一個更普遍、更公平的同行評審獎勵基礎。” 但是這些激勵措施都沒有給研究人員帶來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時間。為了得到深思熟慮的評審，又不把審稿人的時間榨干，期刊可能需要進行一次深遠的改革。拯救同行評審的幾個方案
一個更簡單的解決方案是擴大審稿人的數量，尋找更多樣化的群體。
德國海德堡EMBO科學新聞出版社負責人、Nature Cell Biology前主編Bernd Pulverer說：“我們沒有使用足夠多的早期職業研究人員，用了太多的男人，太多的白人。”他表示，EMBO正在按性別和國家對審稿人進行跟蹤，并邀請更多的早期職業研究人員加入。 為了找到審稿人，編輯們經常求助于軟件。“但這些電腦生成的名單并沒有達到應有的多樣化。”挪威卑爾根大學政治學家Regine Paul說。 Onie指出，一些低收入國家的潛在審稿人可能會因為缺乏自信而拒絕審稿。他說，在印度尼西亞有從未發表過論文的教授。 另一個解決方案是減少期刊所需的審稿量。一些期刊在將論文送審之前會加大篩選力度，直接拒絕論文或要求改進。其他研究人員表示，某些類型的論文，例如那些引入數據庫或沒有新數據的想法的論文，可能會受到較少的審查。 要拯救同行評審，電腦也能幫上忙。目前許多期刊已經依靠算法來識別抄襲或篡改的圖像。盡管人工智能等工具還沒有準備好取代同行評審，但軟件已經可以檢查統計分析。 為了避免重復審稿，期刊還可以回收評審內容，這樣就不用每次重新投稿都需要三個新的審稿人，這樣每年將節省大量審稿時間。例如，被Springer Nature或PLOS雜志拒絕的科學家可以重新提交到同一家族的其他期刊，并附上相同的評審。 1月底，eLife雜志建立了一種模式，即所有同行評審的論文都以“評審預印本”的形式在其平臺上發表，同時發布該雜志的評估和公眾評審。作者可以選擇回復，然后選擇是否修改、用eLife完成發表，或者將研究和綜述發送到其他出版物。 第三方評審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有些組織在作者尚未決定向某一特定期刊投稿前提供評審。Peer Community In是由研究人員運營的非營利組織，可免費提供對預印本的同行評審，之后作者可以在該組織的合作期刊上自由發表論文，或將他們的研究連同附帶的評議提交給其他出版物。 另一個計劃是采用Review Commons這類獨立評審機構，為作者提供評審，他們可以把這些評審包含在提交給附屬期刊的論文中。該計劃于2019年底啟動，“運行得非常好，”Pulverer說。“這些信息足以讓編輯做出明智的決定。”審稿人渴望參與，因為他們能夠專注于研究中的科學，而不是考慮它是否適合某一特定期刊。 丹麥奧胡斯大學科學社會學博士后Serge Horbach認為，科學正在走向“出版—評審—策劃”模式。期刊不再扮演守門人的角色，而是在最后介入，將記錄和索引論文的版本歸檔到數據庫中。 Amaral認為目前的同行評審制度是不可持續的。“我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重建更高的質量控制。以防止審稿人在不斷增長的科學事業的壓力下崩潰。 參考鏈接：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3-004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