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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到巴黎，我們能想到什么？這座古老與現代并存的城市已經成為我們心中“浪漫”與“時尚”的象征，同時又雜糅了文化的碰撞、革命的激蕩與罷工的混亂。但是，這種符號化的印象卻會遮蔽不少巴黎所承載的過去。其中，就包括科學與技術曾帶給這里的光輝與榮耀。白魯諾的著作《智慧巴黎——啟蒙時代的科學之都》把我們帶回到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巴黎，那個作為法國，乃至世界科技中心的巴黎，以及許多較少人熟知的啟蒙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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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科學——中央政府的科學院
在17世紀，法國對于正在興起的自然科學的資助存在著兩種方式，一種是如奧爾良公爵那般以私人的方式出資，召集一批學者于府邸展示最新成果，并對他們的科研探索給予支持與保護。另一種則是在1666年年末，通過每周在王家圖書館舉行會議的形式，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柯爾貝爾成立了王家科學院。在現今的科技史論述中，學者們通常認為后者是法國科學體制化的關鍵性事件，開創了國家政府主導科學研究的先河。加入其中的學者以效忠國家，放棄自由來換取津貼，為王權服務。路易十四也由此被尊為科學活動的資助人，增加了他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榮耀。
這種政府深入參與和資助知識探究與創新的模式形成了具有法國特色的中央集權路徑。其中，一方面，新知識確實能對政府的運作帶來實際的幫助，為政府提供各種專業性的咨詢。在白魯諾的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科學與城市發展之間的聯系，即通過公共照明、漂白劑和對衛生問題的認識（第七章與第八章）來展現科技進步如何在政府與科學院的推動下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改變了人們的習慣和期望。另一方面，對新知識的管控也鞏固了國王的地位。正如，白魯諾所言，“科學院的創立也為以后什么樣的知識可被定義為科學這個問題做出了重大貢獻”（第7頁）。在書中，他為我們詳細展現了作為國家機構，王家科學院如何通過嚴謹的驗證方式平息了對動物磁氣說的爭議（第九章）。當然，這種中央集權并非如同東方專制國家那般統一，當路易十四宣稱“朕即國家”時，法國的地方勢力依然強大，這導致法國的地方科學院與王家科學院形成了競爭關系。但不可否認，王家科學院帶動了全國和世界的優秀人才向這里聚集，原創性的活動與思想也由此在這里交匯。巴黎也事實上構成了邊緣與中心溝通的場所。例如，作為外籍院士的富蘭克林成為新世界移民的后代與歐洲人一樣優秀的例證，因為獨立不久的美國還處于世界體系的外圍。
此外，如果說，對于法國科學技術史體制化歷史的研究往往呈現出一種官方敘事式的粗線條，或者是成為論證當代法國科技體制的一個背景，那么白魯諾則通過細膩的筆觸給我們呈現了啟蒙時代王家科學院生動而有趣的故事。王家科學院里的院士不再是一個個高高在上的冰冷姓名，而是為生活與工作奔波的人。他們有著自己的圈子與愛好，也有著鮮明的性格，他們中有如博物學家阿當松般“一心只讀圣賢書”者，亦有如化學之父拉瓦錫那樣的社交達人。他們穿梭于巴黎不同的區域，或為圖書出版，或為試驗器材。他們出入不同的場所，或為威嚴的國家機關，或為文人雅士的沙龍。他們之中當然有勾心斗角，并且他們背后的保護人也各顯神通，完美詮釋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白魯諾正是通過院士們和其周邊人的這些軼事讓我們在輕松的閱讀體驗中窺見了王家科學院所處的空間、它的運作模式與主要職能，填補了此前相關研究的空白，成為本書的亮點之一。
公眾與科學——城市的知識網絡
當我們有機會游走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作為來自他方的旅人，可以嘗試不去看網紅的景點推薦，而是拿起白魯諾的這本著作，它將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歷史文化地圖，并為我們生動解讀其中每棟建筑物與街區背后的科技史故事。我們既能欣賞到盧浮宮令人陌生的一面，還能在地鐵站旁細品戈布蘭的過去。
這是因為白魯諾的考察是以王家科學院為中心，然后延伸到巴黎任何能與科學技術產生關系的場所。這種視角所帶來的是研究對象的多元，從而讓我們能夠看到，使這座城市成為當時世界科技中心的原因除了受到國王所支持的科學家群體外，還有一張嚴密而發達的知識流動網絡，連通著科學院與巴黎社會的各色機構與人等，連通著法國的內與外。這便呼應了本書的副標題——“啟蒙時代的路徑與相遇”（Parcours et rencontres au temps des Lumières）。在其中，既有啟蒙運動里耳熟能詳的“百科全書派”的故事（第四章），也有巴黎各色商販與科學活動的關系（第三章），還有能吸引各階層的，包括浮空器、電學在內的各色科技娛樂（第六章），甚至還有貫穿全書的媒體與公共輿論。如果單獨去看每個對象，這種敘述似乎來自一位城市旅人，他將毫無邏輯的歷史并列在一起。但是，一旦從整體上去把握，便能呈現出一個多維的“智慧”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我們通常歸類為“科學”和“科學傳播”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而有的“科學”則存在于實驗室與嚴格的實驗規程之外，并可以用公式以外的方式來解釋，這又模糊了“非科學”與“科學”的邊界。“智慧”巴黎看似一片欣欣向榮，卻又爭斗不斷，危機四伏。
這樣的文化圖景遠非一蹴而就，也并非容易消亡。在白魯諾探討的時代之前，巴黎的貴族們就開始在自己的宅邸中舉辦社交活動，聚焦文化議題，這便發展成之后不定期的沙龍活動，促進了啟蒙思想的傳播。富裕階層則有購置域外物件進行收藏的愛好，這促進了巴黎與其他地區的知識交流，產生了珍奇屋的展覽形式，滿足了博物學的需求。巴黎王家花園的落成帶動了植物學、化學與解剖學等多學科的發展。如此種種，白魯諾筆下的智慧巴黎在17世紀便已具雛形。而在最后一章中所討論的工藝學院與自然歷史博物館則在后大革命時代成為巴黎新的知識網絡的節點，繼承了王家科學院的部分角色，以面向大眾的公開課、實物教學，以及展覽會的形式延續著智慧巴黎的光芒，并通過埃菲爾鐵塔的落成與世博會的舉辦而達到新的高峰。
學者與科學——科技史研究的新方向
在國內的學科語境中，似乎很難將白魯諾的這本著作定義為科學技術史，盡管他在第九章與第十章中重點探討了拉瓦錫的科學成就，也介紹了拉普拉斯的天體力學，還呈現了公制體系的建立過程。但這些都僅僅是他筆下智慧巴黎宏大圖景中的一小部分。他事實上將“科學”與知識作為了文化史的考察對象。他的著作雖然圍繞科學家與科學機構所展開，但也關注普通的行動者和“文人共和國”在知識網絡中的作用，同時，也將公眾對“科學”與技術的接受與反饋納入探討的重點。白魯諾在書中反映的是巴黎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整體“科學”氛圍，以及形成這種氛圍的原因，而非描述某個偉大科學家或某項偉大的發現。這似乎是該著作的中譯本被劃入“世界史”的原因。
而白魯諾在本書中所體現的研究科技史的方式從1970年代開始就已在法國學界萌芽。其中夾雜了年鑒學派與愛丁堡學派的影響。這種改變起初是為了跳出科學史和技術史宏大的、英雄史詩式的寫作，強調對“爭論”與微觀事件的分析，同時又引入“地方性知識”的概念，試圖打破西方科學中心論。但當研究又過于瑣碎時，在1990年代末到21世紀，法國學界又引入了全球史的方法，以整合相關研究。所以，我們既能在本書中看到對細節的考察，又能由細節回歸到宏大的敘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