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中國不必走美國老路

　　“如果必須以血的代價，才能喚醒一個國家的食品安全意識，那么，在這條路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早已有過前車之鑒，中國不必從頭到尾再走一回。”

　　黃浦江上的死豬，得感冒的家禽，上海部分河道的大量死魚……一度因物質生活極大豐富而食之無味的現代人，終于開始面對這樣一個問題——究竟還有什么是能吃的？

　　在新中國成立65個年頭、國內改革開放歷經35個年頭后，中國大多數公民已經基本上告別了饑寒交迫的時代。不僅如此，在國內的大部分地區，超市里琳瑯滿目的食品、餐館里花樣繁多的菜品清單，似乎都在昭示著人們物質生活極大豐富。

　　但很少有人考慮，一個城市人口比重日益增加，農村耕地面積日益減少的國家，究竟在靠什么支撐人口對于食物的巨量需求？是各種對問題食材高明的處理手段？是配方越發復雜的化肥制品？是含有大量有機砷的家畜催長飼料？還是將生物基因結構如搭積木般抽調重組從而實現高產的轉基因技術？抑或，還有更多尚不為公眾所知的“高科技”手段。

　　“如果必須以血的代價，才能喚醒一個國家的食品安全意識，那么，在這條路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早已有過前車之鑒，中國不必從頭到尾再走一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師、加州最高法院出庭律師、美國楊百翰大學法學博士張軍，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提出了這一觀點。

　　混亂年代

　　《新民周刊》：從1776年美利堅合眾國成立至今，美國已走過了236年，縱觀美國經濟的發展史，有關食品安全的問題是什么時候被正式提出，又經歷了怎樣的漫長過程？

　　張軍：美國有關食品問題的討論，其實沒有具體的時間節點，這個問題是隨著一個國家的發展日趨呈現。但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形式卻是各有不同。當食品進入工業化生產時代，人們在解決了最基本的溫飽后，這樣的問題注定會被越來越多地關注。

　　早在1905年，美國一位名叫厄普頓·欣克萊的記者，在深入芝加哥一家屠宰場進行了歷時數月的暗訪后，發表了一部名為《屠宰場》的長篇小說，揭露當時美國肉類加工廠內的黑暗，其中某些段落描寫了肉制品加工廠生產過程中的惡劣環境和以次充好等現象，例如在描寫肉聯廠加工香腸時的一段文字：“員工們將那粘滿血的肉放在水里一攪，就扔進了機器；將過了期的肉切成塊制作成火腿腸；將洗臉洗手的水用作調味品……”

　　《新民周刊》：據說這部小說的發表在美國國內激起了軒然大波，從而推進了新肉類檢查法的立法？

　　張軍：是的，在這當中還有一個頗具戲劇性的故事。時任美國第26任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在一天早上享用早餐時，恰巧在讀這篇小說，看到這一段時，他大叫一聲，將口中的香腸吐出，并將剩下的半根奮力擲出窗外……

　　《新民周刊》：如果這個故事是真的，是否可以說明，美國總統的日常飲食沒有特供？

　　張軍：的確，正是因為這樣，食品安全在美國不僅和每個公民，甚至也和總統息息相關，羅斯福也因此深感此事件關系重大。1906年6月，羅斯福向國會遞交了一份特別咨文，報告了他派人暗訪芝加哥肉類加工行業的情況，并要求國會通過一項法令，授權聯邦檢查員對肉類食品生產的全過程進行監控。面對羅斯福的施壓，美國國會最終通過了《肉制品檢查法》。與原有的《肉類檢查法》相比，新法令規定，對美國各州之間銷售的以及出口的肉制品的生產過程和制成品進行檢查，并為此每年撥專款300萬美元。

　　《肉制品檢查法》通過后，羅斯福又促使國會通過了《純凈食品與藥物法》。羅斯福在其國情咨文里提出：“我建議制定一項法律，對各州間商務中的假冒偽劣食品、飲料和藥品進行管理。這項法令將保護守法的制造業和商業，也能保護廣大消費者的健康與福利。”

　　從食品到環境

　　《新民周刊》：從歷史上看，19世紀初的美國，談到食品安全問題，更多的還是將眼光聚焦在衛生等領域。在這之后，該問題又經歷了那些階段？

　　張軍：這就要提到第二本在美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著作，由蕾切爾·卡遜撰寫，于1962年問世的《寂靜的春天》。站在歷史的高度上講，該書是標志著人類首次關注環境問題的著作，書中關于農藥危害人類環境的驚世駭俗的預言，使作者本人在當時受到了很多與農藥生產利害攸關的部門的猛烈抨擊，同時，也使這部書成為了當時很受爭議的一部著作。受該書的影響，肯尼迪總統特地為此組織聽證會，美國國內掀起一場上至總統下至百姓的關乎國運民生、關乎地球以及人類前途的大討論，使得生態觀念深入人心，并對政府決策、國會立法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僅僅在這本書問世的當年，美國各州就通過了40多個法案以限制殺蟲劑的使用。1967年，美國建立了環境防御基金，1969年國會通過《聯邦環境政策法案》，1970年美國環保局成立。

　　《新民周刊》：從該書的立意上看，探討的問題似乎已經不僅僅是食品，而是對整個生態系統的擔憂。

　　張軍：環境與生態是一個宏觀上的大問題，其中涉及到很具體的領域。該書作者曾于1935年至1952年間供職美國聯邦政府所屬的魚類及野生生物調查所，這使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與環境有關的生態問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由于農藥等化學制劑污染所引發的農業、漁業等問題。書中主要闡述，DDT有機殺蟲劑，在農業上的大規模應用，導致一些以魚類和鳥類為主的動物中毒死亡的問題，揭示了人類在農業上依靠化學藥品，追求近期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的現實。

　　同樣的問題，放在當下的中國來看，很多村莊因為化工廠的建立，導致了引用水源地污染，一些村莊里的人甚至因此大規模地患上癌癥。可以說，生態問題會產生很多環節的連帶作用。化工業對水源、土壤的污染會導致農作物中的一些有害化學成分超標，從而通過食物鏈的循環，最終影響到人、畜的健康。

　　拿目前中國人對國產奶粉普遍缺乏信心的事例來說，很多人在提到對奶粉的擔憂時均表示，自己不僅對農業部門的監管及乳品企業的良知持懷疑態度，結合大背景來看，由于環境的污染，中國的草場灌溉、奶牛飲用的水源無不讓人擔心。可見，由化學藥品帶來的食品安全問題，并不是局限于少數個案，而是幾乎延伸到所有生態領域的大問題。

　　《新民周刊》：說到環境問題，對于涉及造成環境污染的企業和個人，美國在法律方面又是如何懲處的？

　　張軍：按照美國的法律，對于造成污染的企業或個人，首先要處以巨額罰款，并且根據對污染后果的評估，這些企業或者人很可能還要承擔刑事責任。民事、刑事兩部分追責的機制，使人們意識到，這樣做的后果十分嚴重。在中國，很多公共食品、環境事件出現后，人們都沒有看到對于相關企業及責任人的追責部分，在這種違規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社會規則中，人們當然會傾向于選擇違規。

　　《新民周刊》：食品的工業化生產帶來了兩大問題——食品添加劑的大規模應用，和各種垃圾快餐食品，后者近些年來在美國幾乎更受關注，湊巧的是，這些飽受詬病的快餐食品，2001年在美國也有了一部屬于自己的“自傳”——《快餐帝國》，這部暢銷書據說后來還被拍成了一部同名電影？

　　張軍：在書中，作者以最真實的情況揭露了一個事實，即“所有美國飲食的陰暗面”。相對于書中紀實性質的描寫，電影里的情節更多被故事化，影片通過3個故事介紹一頭牛是如何變成漢堡包的，批評了快餐業及其社會影響，同時還涉及對轉基因食品的質疑。片中快餐店的名字叫“米基”，與一個全球連鎖快餐企業的英文首字母“M”相同。

　　《新民周刊》：相對于前兩部書引起的轟動社會效應，目前，美國各種快餐業的車輪依舊隆隆向前。轉基因類食品雖一直受到爭議，但其是否會對人類和生態造成傷害，也尚無定論，因此并未被遏制。有人猜測，這些與龐大的人口基數對食品的巨大需求有關，是這樣嗎？

　　張軍：在對待轉基因食品的問題上，美國目前的做法確實較一些歐盟國家有所不及。在歐洲的一些國家，政府已經明文規定，食品企業必須在生產包裝上注明，該商品是否為轉基因食品，讓消費者在知情權得以保證的情況下自主選擇，而美國尚無相關法令。雖然少數美國食品生產企業也會出于自愿，在包裝上標注“非轉基因食品”或“原生態食品”等字樣，但由于政府沒有明確的法令約束，這種所謂的“原生態”和“非轉基因”也沒有一個具體的評價標準。

　　《新民周刊》：美國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未出臺相關法令？

　　張軍：這個目前不得而知，也許是因為一些生產轉基因的企業勢力范圍過大，或者出于美國國內對食品的巨大需求量考慮。畢竟，如果完全杜絕掉那些雙腿肥大、翅膀沉重到無法站立的食用雞，和那些因為瘦肉精而售價低廉的牛肉，很多人可能因此挨餓。在農業上，完全按照自然的培育方法，根本無法滿足今天人口對食物的需求，這點在中國可能表現得更加明顯。但我個人認為，在食品數量與質量的需求之間，應該存在一個“度”的協調問題，明確食品的工業化生產到什么程度，是可以被接受的。在西方，往往生活條件優越的人看起來是比較瘦的，而一些生活在下層的人，則普遍很胖，這與他們食用廉價的垃圾食品有很大關系。

　　借市場之手凈化市場

　　《新民周刊》：在中國的體制之下，很多人將食品安全問題歸結為政府的監管不利，同樣的問題，在美國又是依靠什么在進行調節？

　　張軍：美國的立法權歸屬國會，在1906年美國通過《肉制品檢查法》時，也是羅斯福向國會遞交咨文說明情況，最終還是要國會來立法。政府層面，不管是聯邦政府還是各州、縣政府，都只能充當執法者的角色。也就是說，政府在企業和消費者之間，充當裁判角色，而中國一些企業的國有控股機制，使政府無形中和企業站在了一邊，變成了參與者，這就很難保證其裁判的公正性。同時，美國的司法權歸屬法院，法院和政府屬于兩個獨立的機構，政府在處理企業和消費者關系時如有不當之處，由法院來進行判決。

　　《新民周刊》：除法律外，美國社會當中是否還有其他的監督機制？

　　張軍：大多數情況下，美國企業的規范化生產并不依靠政府，而是依靠行業內部的自律機制。一個發育完善的市場，其行業內部指定的行業標準應該是高于政府制定的統一標準的。換而言之，政府給行業提出的規定，是該行業必須遵守的最低下限，該行業在發展過程中，出于同行企業間的競爭考慮，會擬定更高的行業標準，企業會通過提高自身標準的手段，使自己占領更大市場。

　　《新民周刊》：行會中各企業之間是否會出于競爭考慮而相互監督？

　　張軍：競爭讓產品品質更硬，就是這個道理。當行業內部出于自私的目的來提升自身品質時，政府的監管就變得不是那么重要。美國的國家機制，通篇就是一句話：以貪婪制約貪婪，最終達到整體的不貪婪。你想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利，你的對手一定把你盯得死死的，一旦被對手抓住小辮子，你會死得很難看。

　　《新民周刊》：有沒有可能對手之間握手言和，一起貪婪而不去互揭短處？

　　張軍：在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下，這樣的情況不可能出現，如果是政企合一就難說了。前幾天，在談到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時，李克強總理提出：“把政府錯裝的手還給市場”，若果真能實現，中國企業則有望形成完善的自律機制。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企業也已經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是時候呼喚真正意義上的行會出現了。政府應該退出市場競爭機制，使政府的利益和企業利益不發生交織，這樣才能做一個真正公平的裁判。

　　在涉及食品安全和環境保護的問題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已經用慘痛的代價，為中國提供了很多例證，中國沒必要親自走一遍，沒必要用數以千計的大頭寶寶、用一條條受盡污染的河流、用一代或幾代人的健康為代價，來換取這樣一個西方國家早就得到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