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政府唯應用研究獨尊激怒科學家

Harper自上而下的舉措和他對學術界更直接地參與研究的商業化進程的要求激怒了科學家。

　　加拿大總理Stephen Harper的專制作風以及削減環境研究經費的做法，招致了科學界的批評;然而，他的支持者卻為其專注于商業化的理念叫好。

　　4月發生在美國波士頓的馬拉松爆炸案震驚了全世界，加拿大新任自由黨領袖Justin Trudeau提議研究人員查清恐怖主義的根源。加拿大總理Stephen Harper并不贊同Trudeau的建議，聲稱“現在不是把精力投入社會學研究的時候”。

　　主打應用牌

　　這一回應招致了很多批評的聲音——也成為Harper“反知識分子”、“反證據”、“反科學”態度的最新例證。2006年，Harper當選加拿大第 22任總理。據他的反對者說，Harper很快便不露聲色地發起了一場“針對科學界”的戰役，2011年，在Harper的保守黨贏得議會的大多數席位后，這一事件愈演愈烈。

　　Harper的批評者說，這一戰役已經波及了很多領域。學術研究已不再是保守黨政府優先發展的項目。尤其是氣候和大氣研究遭到了重創，批評者認為這是對加拿大環境管理工作的一次突然襲擊。

　　盡管人們普遍認為，Harper的政策不利于科學的發展，但實際情況非常微妙復雜。Harper基本維持了對由前任自由黨政府發起的一系列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計劃的資金援助——這包括重建加拿大的科學基礎設施、扭轉人才外流的現狀以及支付科學研究的間接成本。

　　針對原先的投資計劃，Harper政府還存在這樣的設想：在4個指定的優先領域，面向20個最頂尖的學科帶頭人，在7年內給予每個人1000萬美元的資助。這些領域分別是：環境、自然資源和能源、健康、信息和通信技術。

　　在沒有同行評議的前提下，Harper政府急切地想對某些特定的學科和團體進行大規模投資。2007年，Harper向7個現有研究機構撥款——總金額高達1.05億美元，旨在成立卓越商業化和研究中心(CECRs)。2009年，由某私人基金會(其名譽主席是前保守黨財政部長)發起了一項1億美元的腦研究計劃。

　　負責科技事務的國務部長Gary Goodyear說：“這些政策都表明，Harper全面支持科學的發展。”Goodyear曾是一名脊椎按摩師，2008年起擔任該職位，他表示他的職責就是確保加拿大“科學生態系統”的整體健康發展——無論是在基礎研究領域還是應用研究領域。

　　以財富為導向

　　就其本身而言，Harper政府并不認為集中精力創造財富有何不妥。多項研究顯示，加拿大的工業部門嚴重依賴于自然資源，并不愿意對科研進行過多投資。唯一留在加拿大的跨國公司巨頭是陷入困境的通信革新者BlackBerry(其前身為動態研究公司)。

　　多倫多市加拿大高級研究所所長Alan Bernstein說，Harper政府僅僅是在試圖克服加拿大創新體系中存在的長期性問題。他表示，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包括，加拿大人生性偏向保守，盡量避開風險;一直生活在美國這個科學霸主的陰影下;低迷的風險資本市場下的“分廠式經濟”。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程度的研發稅額減免也無力推動加拿大的產業研究。

　　然而，Harper自上而下的舉措和他對學術界更直接地參與研究的商業化進程的要求都激怒了科學家。一些人認為，政府對某些大型、精英計劃的傾向性，違背了研究應由研究者發起并主導的基本原則，損害了科學的健康發展。

　　埃德蒙頓市阿爾伯塔大學的加拿大衛生法律和政策學研究會主席Timothy Caulfield說，很難確定Harper的政策所帶來的變化是否會影響到加拿大科學家正在開展的研究的本質。他說，一些改變僅僅浮于表面——包括以書面的形式規定政府撥款上的一些小的改動。“但研究人員是靈活的，他們知道如何獲得資金。”

　　不過，如果Harper政府沒有堅定地將科學作為重建經濟的工具，結果將一事無成。Harper實施的舉措大力地推動了學術界和產業界的合作，包括約2.55億美元被用于CECRs組織的21個項目 ——例如疫苗開發、影像工程學和能源效率。這一理念的最新表現是上個月發布的一份公告，指出作為政府內部的主要研究機構，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NRC)將朝著為產業服務的方向轉變。

　　Goodyear表示，曾經極力支持基礎研究的政府目前正在將注意力轉向創新鏈的另一端。改組NRC的決定即為激勵產學研合作，而風險資本池的創立，例如政府去年設立的一項總額為4億美元的基金，目的都在于使工業的創造力和生產力更強。Goodyear還暗示，與此類似的更多措施還將陸續出臺，例如可能以擴大采購項目的形式出現。“這不是一幅圖片或一張X光片。”他說，“我們的戰略是一部視頻，你不知道后面將會上演什么。”

　　要想弄清Harper對待科研的態度，科學家認為從他對環境研究與管理的態度就可見一斑。盡管Harper的支持者認為政府的政策僅僅是為了掃除經濟發展的障礙，但大多數科學家將這些政策視為貽害千秋的反例：奉行扭曲價值觀的總理，通過嚴密的管控，將觸手伸向政府的各種活動中。

　　例如，Harper將《京都議定書》(一項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協議)視為“社會主義的陰謀”，并于2011年正式宣布加拿大退出該協議。他的理論是：如果按照協議書上的要求限制排放，將會損害加拿大的經濟發展。相似的理論在2012年再次出現，政府的部長們獲準在審批工業項目時可以無視環境協定，同時加拿大宣稱將退出《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

　　眾說紛紜

　　多倫多大學數學教授James Colliander認為，Harper的政策給學術界帶來的最大影響是激勵制度的改變：政府鼓勵科學家研究具有工業應用價值的項目。他說：“從某種意義上看，政府的潛臺詞是：那些兼收并蓄、博聞強記的人對加拿大來說并不重要，而那些關注商業需求的學者才是政府大力招攬的對象。這將向科學家與工程師傳遞出他們不受歡迎的信號，因為他們的一技之長在加拿大沒有價值。”

　　里賈納大學公共政策與經濟史首席科學家Gregory Marchildon認為，聯邦政府的所作所為分解了科研構建的重要方面，而這將需要一到兩代人的時間來重建。政策反對者Stewart 說：“Harper政府正在依靠原先的科研投資坐吃山空，并且肆意向他人叫囂自己的規矩，要求他們轉變身份，從原來的科學家變成工業應用推廣者，他的政策必將破產。”

　　但是Harper的擁護者聲援道：在財政緊縮的大環境下，各種對Harper政策的評判不過是因為某個利益集團不得不過緊巴巴的日子而利用過激且浮華不實的詞匯在宣泄自己的不滿罷了。多倫多大學醫學榮譽退休教授Eliot Phillipson、Sir John以及Lady Eaton認為，實際上，加拿大的科研實力一直在快速增長。Phillipson曾是加拿大一個學術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他發現在2005年至2010年間，加拿大只在自然資源和環境科學與技術這兩個領域發生了倒退。

　　對于反對者的憂慮，Phillipson補充道，為了經費而殫精竭慮是每一位科學家根深蒂固的觀念，若科學具有生命，那么這種憂慮就是它不可或缺的DNA片段。

　　Harper的批評者將2015年大選和新一任總理視為加拿大科學事業重回正軌的唯一希望。但Bernstein卻并不贊同，曾經領導過加拿大衛生研究院(CIHR)和全球艾滋病疫苗企業的他認為，只要加拿大摒棄圍繞著應用科學而進行的過時的爭論，并重新設立雄心勃勃的科研目標，那么便一定能夠扭轉對立與不安的情緒，重振加拿大的科研實力。

　　Bernstein說：“我認為需要擴展眼界，對加拿大來說，在科學研究領域獨樹一幟并非難事，這與曾經的奧利匹克競賽‘獨占鰲頭’戰略如出一轍。”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上，由于政府為運動員訓練慷慨解囊，有一大批優秀運動員摘金奪銀。他還說：“雖然目前還不是，但毫無疑問，加拿大完全有能力在科研領域處于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