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器官移植迎來關鍵時刻

　　國家衛生計生委日前宣布，我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將于近期正式上線，在全國強制使用。此舉能否推動中國器官移植事業步入正軌，引發了廣泛關注。

　　“中國器官移植正處在一個具有歷史轉折性的關鍵時刻，我們有信心使其重獲新生。”不久前，原衛生部副部長、中國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在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就該系統上線前的準備進行研討時如是說。

　　中國在改變

　　2012年年底，一張中國器官移植醫生在手術室向一名17歲花季少女的遺體集體鞠躬致敬的照片，在網絡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外媒稱，“中國在改變”。

　　黃潔夫是這臺手術的主刀者之一。對于該照片傳遞出的“改變”信號，他解釋說：中國器官移植的未來，不在刑場上，而在醫院里。

　　在中國，過去器官移植主要依賴死囚已是公開的“秘密”。圍繞死囚展開的器官爭奪與買賣現象，更是成了衛生系統長期難以根除的“毒瘤”。

　　黃潔夫列舉了這樣一組數字：我國每年有超過100萬病人有器官移植需求，其中約30萬人符合移植手術要求，終能如愿的僅約1萬人。在這幸運的1萬人當中，究竟有多少器官來自死囚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一個相當高的比例”。

　　不過，改變正在發生。國家衛生計生委新聞發言人鄧海華介紹說，截至2013年7月8日，我國已實現918例公民自愿捐獻，捐獻大器官2495個，比例從3年前的幾乎為零提高到目前的15%。

　　“能否建成一個公開、公正、科學、規范的公民器官自愿捐獻與分配體系，決定著中國器官移植事業的生死存亡。”黃潔夫說。

　　缺的是好制度

　　在黃潔夫看來，當前最大的困難并非缺乏供者，而是缺乏供體來源規范。他指出，必須把器官捐獻和救助嚴格分開，建立嚴格的技術標準和流程，才能體現對生命的絕對尊重，避免其淪為“權力和金錢的爭奪場”。

　　“過去以醫院為基本單元的器官供應體系必須改變。”黃潔夫強調。

　　由于我國長期以來缺少一個以國家為單位的器官捐獻和分配體系，過去器官摘取和移植往往在同一家醫院完成，給器官交易以可乘之機。

　　記者登錄“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網站發現，該系統包括潛在器官捐獻者識別、器官捐獻者登記及器官匹配、器官移植等待者預約3個子系統，分別設置了不同的訪問入口。

　　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該系統不對普通個人用戶開放，只有專業機構才能訪問。工作人員也無法直接接觸到器官，只是通過計算機系統來進行自動管理。

　　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王海波表示，系統在設計時主要以患者病情緊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醫學數據作為排序原則，以保障器官分配的公平。

　　他還介紹說，中國將逐步建立起“N+1”體系：“1”即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N”則是分布于全國各地的器官獲取組織(OPO)，后者是保障系統運轉的另一關鍵，“由專業醫護人員組成，不隸屬于任何一家醫院，而是獨立運作”。

　　器官移植的“中國標準”

　　采用何種死亡判據及捐獻流程，是器官移植在技術層面面臨的關鍵難題。

　　現代醫學已經確認，腦死亡是不可逆的過程。目前，已有90多個國家通過立法對此予以認可。但在中國，考慮到民眾的接受度及可能引發的社會影響，當前司法解釋仍以心臟死亡為依據。這給器官移植帶來了巨大挑戰。

　　據介紹，從腦死亡到心死亡的這段時間，在呼吸機等人工干預下，腦死亡患者的呼吸和心跳仍可短暫延續，多則數天，少則幾十分鐘。這段時間越久，器官的“熱缺血時間”就越長，質量損害越大，越不利于移植。

　　基于上述考慮，原衛生部在2010年啟動器官捐獻試點，在尊重捐獻者及家屬意愿的前提下，執行腦死亡捐獻(DBD)、心死亡捐獻(DCD)和心腦雙死亡捐獻(DBCD)3類標準程序，以DCD為主。

　　廣州軍區總醫院教授霍楓向記者介紹了DBCD標準的流程：對于有器官捐獻意愿的患者，即使已作出腦死亡判斷，仍須在撤除呼吸機支持后等至心臟停跳，再觀察2至5分鐘，最終宣布死亡后方可啟動器官獲取程序。在霍楓看來，DBCD的意義在于為和患者家屬溝通爭取了時間。

　　盡管DBCD標準目前尚未進入公眾視野，在醫學界卻被視為“中國過渡時期”的最佳方案。最新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的人體器官捐獻案例中，DBCD事實上已超過五成。

　　黃潔夫認為，由于結合了現代醫學、人道主義和倫理傳統，DBCD標準的提出，為未來我國器官移植事業帶來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