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源低碳綠色發展勢在必行

　　2009年，我國成為世界能源消費的第一大國。2012年，我國的一次能源消費總量達到36.2億噸標煤，能源消費總量已超出美國5億噸標煤。我國人均能源消費約為2.6噸標煤，已超過世界人均2.5噸標煤的水平。

　　能源與環境關系密切，能源生產和消費直接影響環境保護和治理。我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如何?煤炭消費與大氣污染有何關系?我國需要怎樣的能源低碳綠色發展之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周大地在研討會上就上述問題為參會代表進行了專題解答。

　　■能源消費結構不合理，煤炭消費過高導致大氣污染加劇

　　“說到中國的能源消費和結構概況，我的判斷是能源消耗總量過大，過度依賴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在能源消費中工業占比較高。”周大地這樣總結我國能源消費和結構的特點。因此，我國能源發展必須向綠色低碳轉型。

　　在我國能源消費總量中，工業消費占總能源消費的70%以上，6大高能耗行業占消費總量的50%，而直接民用能源消費只占不到12%。“國際上多數發達國家的終端分配是工業、交通運輸和建筑物各占1/3左右。顯然，我國的能源結構分配不夠合理，工業的能源消費擴張過大。”周大地表示。

　　我國能源消費密度過高。我國的能源消耗總量為36.2億噸標煤，基本集中在中東部約42%的國土面積上。而相當于中國國土面積兩倍的北美(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地區的能源消耗總量約為39億噸標煤，相當于中國國土面積3倍的歐洲及前蘇聯亞洲地區國家的能源消費總量也不到42億噸。在單位面積上，我國中東部地區的能源消費量要遠遠高于發達國家水平。

　　能源結構和大氣污染密切相關。周大地介紹，我國能源結構中煤炭占比過高。煤炭年消費36億噸，占能源消費總量的67%。而發達國家能源結構仍然在不斷優化，煤炭比例很低。2010年，法國煤炭在能源結構中占比是4.7%，德國不到24%，英國不到15%。我國煤炭的消耗總量遠高于北美地區的9.4億噸和歐洲及前蘇聯地區所有國家的10.4億噸。2012年，我國天然氣消耗總量不到1500億方，石油消耗約5億噸。而北美消耗天然氣9065億立方米，僅美國即達7221億方;歐洲(含前蘇聯亞洲地區)1.0833萬億立方米，石油8.8億噸。發達國家雖然油氣消費明顯比中國多，但煤炭消耗少得多，加上大氣污染治理，空氣質量明顯好于國內。“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空氣質量以及大氣環境治理方面相對我國先進，這組數據也說明了目前的大氣環境污染嚴重的主要原因是煤炭消耗過多。”周大地表示。

　　■必須控制能源消費總量，調整能源結構

　　能源和各種礦產資源消耗量過大，增速過快，導致了多種污染物同時出現。目前我國各種污染物排放累加量已經超過了環境總容量限度。治理大氣污染的根本途徑，必須使各種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度下降。“十一五”期間，二氧化硫總量有所下降，氮氧化物有所控制，但沒有解決大氣質量總體惡化的趨勢。要想把污染物總排放量降下來，光靠末端治理已經難以解決問題。從能源結構和排放來看，大氣質量達標難度很大，可能需要更強的措施才能從根本上改善大氣環境質量。

　　中國城市煤炭消耗量顯示，2011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和河南等地區煤炭消耗總量為17億噸，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地消耗總量為 6億多噸，廣東、廣西、福建、湖南、江西等地消耗總量為5億多噸，重慶、四川、云南、貴州、湖北等地消耗總量為5億多噸。煤炭的消耗量，與上述地區目前大氣環境污染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關系。

　　必須控制能源消費總量，調整能源結構。周大地表示，首先要顯著減少煤炭在重污染地區的消費量。煤炭總量控制將不可避免，多數城市地區要明顯減少消費量。目前可以轉移東部煤炭消費、增加煤炭消費量的地方十分有限，內蒙古、新疆、寧夏、陜西等地方也沒有多少空間。要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費增長速度，加快能源結構調整，天然氣等清潔化石能源快速增長必須在煤炭總量下降的基礎上才可行，否則仍然是在增加排放總量。

　　■氣候變化直接影響世界能源發展

　　周大地表示，全球變暖的氣候變化是科學事實。關于全球氣候變暖的科學研究已經集中進行了幾十年，并有了越來越明確的結論。氣候問題涉及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但是國內一些專家和學者仍然懷疑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相關，還有人認為氣候熱一些也沒有關系。這些片面認識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一些官員保持高碳發展趨勢的需要。如果忽略了全球低碳發展趨勢，很有可能造成中國新一輪技術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落后。

　　二氧化碳的排放是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要達到2度限溫目標，需要全球總量減排。本世紀中葉，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要下降一半左右。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我國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家，占全球排放總量的近30%，每年增加的排放量占全球增量的60%左右。周大地介紹，如果按照國際許多研究機構的估算，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需要在2020年達到峰值，然后開始迅速下降，這對我國能源結構調整和轉軌轉型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應該看到，應對氣候變化對世界能源的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發達國家總體降低了能源消費總量，推動了節能技術進步，限制了高碳能源特別是煤炭和石油的增長，推動了可再生能源發展，終端用能設備可能進一步向電氣化發展(包括交通)。有預測認為，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將占總量的50%以上，也有人樂觀地認為可以做到70%以上。

　　我國提出2020年比2005年碳排放強度下降40%~50%，非化石能源比例上升到15%，植樹造林4000萬公頃的應對氣候變化具體目標。而且還很可能應該進一步考慮2030年人均碳排放不高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2050年排放總量明顯下降。這就要求國內節能減排和總量控制目標應進一步加強，部分城市和發展地區要提前實現排放峰值，加快低碳轉型，改變能源結構。加速低碳轉型不僅僅是全球氣候的要求，也是我國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

　　■轉變發展方式，開拓綠色低碳發展道路

　　全球氣候變化和目前的資源環境形勢為我國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將這些經濟發展的約束力變為我國環境經濟增長的動力，是目前我國面臨的問題。周大地表示，我國GDP高速攀比的現象已經不可能維持，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保持在7%左右，以后可能會更低。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深度調整期，而這個調整期需要很長時間。

　　如果想在與世界各國的“比拼”中保持自己的競爭力，那么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勢在必行。我國工業在GDP總量中的比例遠遠高于各國，而服務業比例過低。發達國家經濟結構中服務業占比約為70%~80%，而我國服務業占比低，甚至與印度和巴西都有差距。

　　周大地介紹，目前我國大多數終端產品的出口量占生產量的50%以上，有些甚至達到了90%。出口占我國制造業比例過大，但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卻很低。根據商務部的有關統計，我國全部出口商品的利潤率2%都不到。同時，我國已經開始面臨全面的產能過剩問題，特別是一些制造業，也包括一些所謂高新產業的一般制造業。許多城市仍然在用不同的名稱建設各種工業園區，重復建設不斷加劇，進一步惡化了產能過程。

　　我國經濟的下一步發展，如果按照原來的擴張模式已經沒有空間。“所以不要害怕把這些過剩產能否掉，用環保的手段幫他們‘剎車’是好事情。不要認為強調環保會阻礙經濟發展，因為經濟發展本身就要轉變方式了。”周大地表示。

　　我國需要開拓綠色低碳發展道路，要設計中國特色的綠色低碳消費模式。提高能效首先要解決需求的合理性問題，而不僅僅是提高技術效率。只有通過綠色低碳發展才可以推動技術和產業創新。需求的轉變是最重要的轉變，中國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消費模式實現現代化，如果沒有需求創新，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科技和產業創新，也就不能有高附加值收益。“綠色低碳的消費需求轉型不僅僅是對傳統資源高消費環境、高污染發展方式‘剎車’的問題，而是如何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加油’的問題，因為這樣的需求可以推動相關科技、產業和管理等系統創新，開拓新的市場，提高競爭力，創造出更多的附加值。”周大地表示，我國的發展目標應該是爭取用較低的能源資源投入實現現代化。中國必須開創最先進的能效水平和新能源技術。

　　對于未來能源需求的不同預計，IEA設想中國從2012~2035年，能源可能增長60%(達到57億噸以上)，認為中國必須改變政策，才能實現低碳發展。工程院報告認為中國2050年可以用50~55億噸標煤基本實現現代化。周大地表示，迄今的能源各行業的發展目標多偏向取較高需求預測方案，而忽視了生態環境和氣候變化不斷加強的制約因素。根據新的分析認為，我國能源需求將進入長期增長放緩期。所有數字都說明中國的能源消費已經開始進入一個中低速增長期，“在這種能源增長的形勢下，要加快天然氣、水電、核電發展，防止煤、煤化工和電力(特別是煤電)低效過快擴張。”周大地表示，在發展過程中，中西部要認真考慮產業結構優化和防止單純依靠能源擴張，電力發展和新能源產業發展更要注意全局規劃，不能盲目投入。

　　今后的能源發展，不僅不能增加新的污染，特別是大氣污染，還要大幅度減少現有污染物的排放總量。能源發展必須以環境容量為前提，不能單純強調所謂市場需求，更不能為已經過剩的煤炭等產能去刺激高能耗、高污染的能源消耗。

　　周大地最后強調：“經濟發展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不能為了所謂GDP而犧牲人民的基本生活環境條件和質量。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應該進一步強化，我國已經不是在解決基本生活條件的發展階段，而是在實現全面小康和富裕的發展階段，環境質量本身就是發展目標，應該比資本增值目標更重要。我們不能再強調一味滿足用能增長，必須考慮這些增長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