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運行核電機組多達435臺,16%的電力供應來自核能。2012年,法國核電占總發電量的74.8%,韓國占30.4%,美國占近19%,我國僅占2%。
世界各國運行的核電機組大部分都建在內陸,法國19個核電廠中,有14個核電廠位于內陸地區,內陸核電機組有40臺,占所有核電機組的69%;美國內陸核電廠有39個,共64臺機組,占61.5%;中歐、東歐及俄羅斯等國核電廠也多數分布于內陸。
目前,中國核工業集團已建成和正在運行多個內陸核反應堆。我國核電設施保持良好安全記錄,迄今為止未發生過2級以上事件。
國務院《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要求,“安全高效發展核電”。即到2017年,運行核電機組裝機容量達5000萬千瓦,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13%。
目前,我國核電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運行中的核電機組有17臺,在建核電機組29臺。
不過,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等讓公眾對核電發展心懷疑慮。我國啟動內陸核電建設條件是否成熟,環境風險可控嗎?
中國工程院院士潘自強等表示,我國核電建設采用了國際原子能機構推薦的先進安全標準,新建核電安全技術已處世界先進水平。核電可滿足在內陸發展的嚴格環境標準和安全要求,內陸核電的核安全是有保障的,環境風險是可控的,目前我國在內陸發展核電條件已經成熟。
——新聞緣起——
“內陸核電是綠色低碳能源發展的戰略選擇”
我國當前能源結構中,化石能源占90%以上,燃煤發電量占總電量80%以上。煤電比例過高,已成為我國大氣污染、溫室氣體排放和多種環境生態問題的主因。
“面對著我國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以及有限化石能源、環境污染減排壓力,核電應該而且完全可以發揮更大作用。”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副總工陳曉秋算了一筆環境賬,用一座百萬千瓦發電功率核電廠替代同等發電功率火電廠,每年可節約發電用煤300多萬噸,可減排二氧化碳600多萬噸,還能大量削減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細顆粒物(PM2.5) 及包括汞在內的重金屬污染物排放;在燃料運輸方面,前者年耗用核燃料約25噸,僅為后者的十萬分之一,可大大緩解煤炭運輸壓力。如果我國核電規模達 7000萬千瓦時,年約可減排二氧化碳4.2億噸。
陳曉秋說,從核電廠址布局看,僅在沿海建設核電難以滿足內陸省市對綠色能源日益增長的需求、維護電網安全條件。適宜建造核電廠的沿海廠址其裝機容量有限,不足以支撐未來核電的規模發展;從沿海到內陸輸電走廊受限,內陸缺乏支撐電網安全的穩定電源。
“發展內陸核電是優化能源布局、緩解內陸燃煤運輸壓力的有效途徑,也是我國華北、長江流域及中南地區改善大氣環境質量、治理PM2.5等大氣霧霾的必要措施。核電在保證能源供應安全、調整能源結構、改善環境質量、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戰略作用,內陸核電是我國綠色低碳能源發展的戰略選擇。”陳曉秋說。
——核心關注——
內陸核電廠放射性“近零排放”
針對公眾對核安全的“擔憂”,潘自強說,國內外壓水堆核電廠運行實踐表明,核電廠流出物中放射性核素排放已控制在很低水平,對周圍公眾產生的照射低于天然輻射照射所致公眾劑量的百分之一。現有核電工程技術也表明,采用最佳可行技術對含有放射性核素廢水進行處理,使內陸核電廠液態流出物中放射性含量極低,實現“近零排放”。
潘自強還強調,根據我國核安全法規、標準和多層次的安全與防護的審管要求,可確保核電廠實現基本安全目標,保護人和環境免受電離輻射的有害影響。
陳曉秋說,與全球天然輻射照射平均本底輻射水平2.4毫希弗/年(其中氡氣造成的劑量約占60%)及我國3.1毫希弗/年的平均本底輻射水平相比,我國對核電廠流出物排放所致公眾照射控制是很嚴格的要求。特別是國家標準《核動力廠環境輻射防護規定》(GB6249-2011),不僅明確流出物排放總量控制值,并對液態流出物排放濃度控制提出了進一步技術、管理要求,對內陸核電廠液態流出物排放濃度比沿海核電廠還嚴格10倍。
潘自強說,實際上,目前核電廠流出物排放的放射性核素所產生的輻射劑量遠低于燃煤電廠煤炭燃燒排放的天然放射性核素所產生的輻射劑量。研究結果表明,從對公眾產生的輻射照射看,煤電鏈所致公眾集體劑量約為核電鏈的50倍。
——專家建言——
潘自強說,為保證核電廠安全,我國已制定了核電廠選址、設計、建造、運行及退役的安全規定,形成了系統核安全法規體系。吸取福島核事故的經驗教訓,核電廠選址也充分考慮了外部極端自然災害所帶來的影響,使其具備抵御極端外部自然事件的能力,包括地震、水文、氣象、地基條件等。
合理選址,避開“洪水”“干旱”
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研究員張愛玲說,內陸核電廠址對可能最大降雨導致的洪水及由地震、洪水引起的上游潰壩等效應都作了保守考慮。采用了可防極端洪水的“干廠址”選址理念,留有安全裕度的設防要求,使“洪水”對內陸核電廠址不構成安全問題。
近年來,隨著氣候變化,旱災有逐漸嚴重的趨勢。張愛玲說,內陸火(核)電廠冷卻水的可用性及水溫將會受到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電廠將不得不降低功率運行,甚至停止發電。如2006年熱浪使歐洲幾座反應堆停運,還有一些反應堆不得不降功率運行;2007年美國東南部地區,幾座核電廠由于河流低水位不得不將功率降至50%,但這僅影響電廠發電效率而不會造成安全后果和環境影響。
“從本質上看,干旱或熱浪均屬于緩慢發展的自然現象,而不是突發事件,這使營運單位和監管部門有足夠決策、應對時間,確保核電廠安全。”潘自強說。
重視預防,確保環境風險可控
反應堆堆芯嚴重損傷、安全殼系統性能惡化導致大量放射性物質釋放的事故稱為嚴重事故。各國將嚴重事故輻射風險的評估和管理納入審管范圍,對之高度重視。
中國核能行業協會研究員趙成昆說,在美國三里島核事故、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后,我國核電站通過安全改進,安全水平不斷提高。特別是日本福島核事故后,我國在新建核電廠設計安全要求中,更強調預防和緩解并重,“實際消除”所有可能導致早期或大量放射性物質釋放的“事故序列”。
趙成昆說,盡管嚴重事故放射性污水泄漏進入水體的概率極低,但仍需制定確保水資源安全的應急預案。充分借鑒福島核事故善后工作的有關經驗反饋,尤其在放射性污水貯存、封堵、處理及放射性污染源與水體實體隔離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對可能產生的放射性污水,在核電廠安全相關廠房或備用儲罐(池)實現“貯存”,并通過配置事故放射性污水應急處理裝置實現“處理”等,對極端情況下可能產生或泄漏的放射性污水實現“可貯存、可封堵、可處理和可實體隔離”,使環境風險可控。
公開信息,保證公眾充分知情
福島核事故等不但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和人身安全,還引發了人們對核電的恐懼。陳曉秋說,防止并減少核事故發生,減輕核事故的后果,是預防、緩解和解決核事故心理社會影響的基礎和前提。
此外,還應加大核電建設和運行中的公眾參與,建立信任感。
陳曉秋說,公眾參與是“雙贏”,其前提是信息公開,確保公眾充分知情。核電廠應及時向公眾披露核電項目情況,并保證信息及時有效;不回避矛盾和沖突,坦誠交換意見,避免主觀和片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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