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佳洱：一流的科學家會影響一個時代

陳佳洱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騰起的蘑菇云。

　　科學技術，特別是基礎科學的發展，其首要動力來自于科技人員對探索和揭示未知規律的熱情，對于認識客觀真理的堅持和追求，更來自對民族和國家科技進步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只有有了正確的動力，才能著眼長遠利益，瞄準科學技術相關領域中的重大問題，克服各種困難，通過艱苦卓絕的不懈奮斗，作出重大的成就來，才能一圓“中國夢”!

　　不同時代不同“中國夢”

　　說起“中國夢”這個話題，在不同的年紀，我的“中國夢”也不同。

　　我是上海人，3歲那年(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上海淪陷了。在童年時代，我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種種罪行。他們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叫我們“支那豬”，對老百姓非打即罵;不準學校正常教學，強迫學生們學習日文。那時，我的“中國夢”就是驅除外侮、把日寇趕出中國!

　　我父親(編者注：陳伯吹，中國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出版家、教育家，被譽為“東方的安徒生”)和小叔父一直在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寫了不少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的文章。我聽外婆講，那時我母親因病住院，日本憲兵要抓他們，就押著外婆去醫院先抓我母親。那時母親住在二樓病房，外婆走到一樓就故意大喊“不要推我”給母親報信。我母親聽到喊聲，從二樓病房的窗戶跳下去，導致大口吐血，日本憲兵只得先把她羈押在醫院。一位護士(地下黨員)輕聲問她：“日本人為什么要抓你?”她在紙條上寫了三個字：“愛國罪”。于是，醫院中愛國的醫生和護士聯合起來保護我的母親。他們就說我母親得了嚴重的肺結核。每次日本憲兵要提審我母親，他們便往痰盂中倒一點紅藥水，說我母親又吐血了。肺結核在當時是無藥可治的烈性傳染病，日本人怕感染，我母親才得以保全。人們都知道一旦被押進日本憲兵隊，就是有去無回。我還隱約記得有次半夜醒來，看到外婆在燈下含著淚為我母親縫制壽衣。

　　青年時代，我對科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那時我的中國夢就是科技強國。我們中學校長李楚材先生(編者注：上海市名校位育中學創辦人，著名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很重視數理教學，我的班主任是清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其他任課老師大都是復旦等大學的兼職教師。那時，我和幾個同學成立了“創造社”，自己動手做無線電收音機、擴音器等。記得中學畢業那一年，學校里做廣播體操的擴音器就是我們“創造社”自制的。

　　考大學時，我報考了大連大學電機系。其時，王大珩先生從英國回來任教，他認為學工的人，沒有堅實的物理基礎是不行的，因此創建了物理系。我又被選到物理系學習。后來全國院系大調整，我進入東北人民大學(編者注：吉林大學前身)物理系學習。當時的東北人民大學物理系師資力量十分強大，有余瑞璜、朱光亞、吳式樞等院士任教，號稱“物理系十大教授”。對我影響最深的是恩師朱光亞先生，他教我們原子物理，也是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在老師們的言傳身教之下，我的理想就是做一個科學家，為實現科技強國的“中國夢”，將我的一生奉獻給新中國的科技事業。

　　現在，我已經快80歲了。你問我現在的“中國夢”是什么，我可以告訴你，我的“中國夢”是強國夢，是早日把中國建成創新型國家，由科技大國變成科技強國。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我的親身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沒有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沒有中國的繁榮富強，就不會真正贏得別人的尊重。1963年到1965年，我在英國作訪問學者，進行扇型聚焦回旋加速器的研究。1964年是英國的大選年，我清楚地記得10月16日的那一天晚上，突然電視上大量的競選宣傳都停了，打出一行字：中國爆炸了原子彈。這個消息震驚了所有人，大家都來問我這消息是不是真的。我也吃不準，連夜趕到使館去詢問情況。當我知道祖國真的爆炸了原子彈時，我高興得跳了起來!后來，英國哈威爾的原子能部(UKAEA)測到了爆炸塵埃，發現我們爆炸的竟是鈾彈，而不是他們猜測的钚彈。這說明，新中國的整個核工業已經建立起來。第二天，泰晤士報頭版以《成吉思汗又回來了》為題，進行了報道。

　　原子彈和氫彈的成功，為我們贏得了尊重。我覺得不論在哪里，中國人的腰桿都挺得更直了。那些外國同事對我的態度也明顯不一樣了。原來他們總是用同情的口吻問我：“這個磁鐵你將來要不要帶回去?”我回答說我們自己能做，人家都不信。而爆炸成功之后，連我的牙醫都說：“你們中國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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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驅動力

　　明年我們即將迎來建國65周年，應該說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科技事業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但是，目前也存在很多問題。例如許多科研人員實際收入的相當大部分要與各種項目的經費掛鉤，迫使科研人員每年要為“跑項目”使盡各種招數，甚至有的不惜以種種包裝通過“一女多嫁”的方式得到更多的項目經費;科研工作中每年名目繁多的評審和評估及與之相應的“排行榜”，不僅耗費了科研人員大量的精力，更因政策上將這些排名與相關單位的政績、分配到的資源以及科研人員的業績、待遇緊密掛鉤，因而引發了一股心浮氣躁、急功近利之風，使科研人員無法靜下心來潛心研究;不科學的評價體系，對于所謂第一作者和第一單位過分強調，使各個單位競相以表觀的“量化”指標包裝自己的成果，不僅造成研究力量重復分散，影響了研究的水平和質量，更助長了同行之間的無序競爭，使正常的學術交流無法開展，團隊之間的研究成果不能共享，優勢不能互補，社會主義大協作的精神優勢化為烏有!再者，科研團隊管理上某種行政化的趨向和“官本位”的觀念也影響著科學民主的發揚，拉大了科研人員之間的差距，甚至還誘發了 “學而優則仕”的風氣等等。

　　以上這些現象集中地提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今天我國科學研究的發展究竟應依靠什么力量來驅動?

　　我以為如果過度依靠功利來驅動，不僅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還會帶來許多負面的效應，甚至將影響我國從科技大國轉變為科技強國的整個進程。現代科學的發展史也清楚地表明，科學技術，特別是基礎科學的發展，其首要動力來自于科技人員對探索和揭示未知規律的熱情，對于認識客觀真理的堅持和追求，更來自對民族和國家科技進步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只有有了正確的動力，才能著眼長遠利益，瞄準科學技術相關領域中的重大問題，克服各種困難，通過艱苦卓絕的不懈奮斗，作出重大的成就來，才能一圓“中國夢”!

　　我認為，從精神層面而言，這種驅動應該來源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的文化形態反映著社會上各個群體和個人的行為規范和價值取向，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科研管理的各種體制、政策及其運行方式，影響著科研人員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風范。可見文化是科學與技術發展的靈魂，只有弘揚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才能從人們的思想深處樹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順應科學技術自身發展的規律，使我國的科學研究走上持續、和諧發展的康莊大道;只有營造良好的創新文化氛圍，才能源源不斷地孕育優秀的科技人才和自主創新的科技成果。以先進的創新文化引領科技進步，已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創新型的國家或地區的必由之路。

　　我們應該大力傳承中國文化注重整體、辯證思維、和諧包容等優良傳統和“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這些是維系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寶貴財富;同時要學習西方文化中追求以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求知為原動力的理性探索和普遍規律的概括，強調實證的、精細定量的研究方法，弘揚尊重科學、鼓勵科學家探索未知規律，求知、求真，追求真理的科學文化;提倡淡泊名利、潛心研究、嚴謹治學，獻身科學的好風尚，克服急功近利傾向;鼓勵勇于創新、大膽質疑、寬容失敗、敢為人先的拼搏精神，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倡平等的學術批評和爭論，營造崇尚科學，“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社會文化的大環境;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科學知識，提高全民族的科學素質;高度重視科學倫理道德的建設，反對任何形式的學術不端行為，正確估量和防范科學與技術進步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防患于未然。

　　在這里，我要強調一點，那就是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同是人類文化的精髓，既相輔相成又密不可分，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是不可割裂的。

　　在現代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一部分人仍存有將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相割裂的觀念，以為只有貝多芬的音樂、莎士比亞的戲劇或者是李白、杜甫的詩等藝術和人文文化才是教養的標志，而科學和物理這樣的理性文化，只是科技工作者有興趣的事。事實上，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都起源于人類對客觀世界——包括自然和人類自身的認識，都追求真理的普遍性，服務于人類自身社會以及人類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需求。

　　對任何一面的忽視或削弱都無益于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和健康發展。片面強調人文文化會制約科學文化的發展，造成技術和生產的落后和倒退;片面強調科學文化而不重視人文文化的發展，也將是一場災難。因為科學是一把“雙刃劍”，由新的科學轉化而來的技術，既可以為全人類的美好前程服務，也可以對人類自身或者自然資源與環境造成傷害，甚至于大規模的傷害，破壞社會穩定，破壞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這方面在人類歷史上也多次有過慘痛的教訓。因此今天，物理學家的社會責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重得多。貝多芬在《第九交響曲》的《歡樂頌》中所歌頌的那種人類精神的和諧和內心的美，所追求的那種自由、解放和歡樂，只能建立在人類物質生活極大豐富，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基礎之上，建立在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緊密交融之中。

　　基礎研究是自主創新的源頭

　　中國現在已經是科技大國，但還不能說是科技強國，真正能做出原創性科研成果的科學家還是太少。要想在2020年把我國建成創新型國家，使科技發展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支撐，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自主創新能力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指標，而基礎研究是自主創新之源。我是從事基礎研究的，也擔任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主任，我就以基礎研究為例談談自己的看法。

　　應該說，我們中國人是不缺乏原創精神的。建國初期的人工牛胰島素的合成、“兩彈一星”，到上個世紀80年代王選的激光照排，到今天的量子通訊、反常量子霍爾效應的發現……這些都證明我們中國人是很聰明的，是完全有能力做出原創性成果來的。

　　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完善促進基礎研究發展的環境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首先是投入，對基礎研究而言，投入是基礎。基礎研究發展需要超前投入的模式是由基礎研究厚積薄發的特點所決定的，今天對基礎研究的投資和支持，是日后占領未來高技術發展制高點的經濟基礎。基礎研究投入的來源主要是中央財政，通過中央財政的投入帶動其他社會投入，這種投入應該是持續的、穩定的。為確保資金投入的有效利用，應注重對基礎研究經費的優化配置，一方面要正確處理面上的自由探索性研究和導向性的重點研究之間的關系和比例，使兩者相互促進，協調發展，還要根據國情確定研究活動、人才培養、基礎設施、科研基地等方面的適當比例;另一方面要有直接投入到研究型大學和國家級研究機構的科研事業費，保障學術帶頭人使用科學事業費的自主權，以培育各自的學術特色，穩定研究隊伍和方向，鞏固和建設研究基地。在此基礎上，必須注意各個資助部門及各類研究計劃和項目之間的協調和配合，防止一項研究通過多種包裝，多頭申請，多頭交差。

　　在人才培養上，要樹立起超前于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培養觀念。如以基礎研究人員占 R&D人員8%的比例測算，2020年，我國基礎研究人員總數至少將比現有人員翻一番，其中具有博士學位的高素質人才的比例也要比現在有較大提高，要建設一支適應未來需求的高水平的基礎研究隊伍。為此，第一，要著力推進教育與基礎研究的結合，改革研究生培養機制，加強和改進博士后制度，切實提高研究生和博士后質量，加強各層次青年人才培養，保證基礎研究隊伍的源頭供給。第二，整合和優化國家層面各類杰出人才培養和選拔計劃，加強創新群體和團隊基地建設，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一流科學家。第三，大力吸引海外優秀專家學者特別是華人專家以各種方式為我國基礎研究發展服務。第四，營造良好的用人環境。堅持競爭激勵與崇尚合作相結合，促進人才的有序流動;堅持“人盡其才”的用人之道，發揮老、中、青人員各自的優勢與積極性，實現基礎研究人才隊伍的 “生態”平衡。第五，改進管理，切實為科學家減負，確保科學家， 特別是學術帶頭人能集中精力從事研究。第六，高度重視和加強高技能科研輔助人才和科學管理人才的培養。

　　從體制機制上說，一是要根據國家創新體系的總體布局明確和完善基礎研究的管理體制。建立國家層面的權威決策機制，切實增強國家的調控能力。加強國家科技管理和資助部門之間的協調，避免職責和功能的重疊、趨同的傾向。二要改進和完善評價體系，規范基礎研究評價工作。尊重科學發展規律，減少行政干預，使科學評價切實反映研究工作的長遠科學和社會價值或潛在經濟價值，堅決改變當前流行的那種將科學評價停留于短期文章發表的數量和刊物檔次的評價體系，以及將評價結果與待遇緊密掛鉤的做法。三要充分發揮各科學創新主體的作用。在繼續保持對科研機構支持穩定增長的同時，加大對高等學校特別是重點研究型大學的支持力度，發揮其在基礎研究中的優勢和潛力。積極推進研究機構與大學的結合，積極推進“軍民結合、寓軍于民”機制的建設。四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在國家層面上統一規劃、協調科研基地和基礎設施及其地域分布。優先發展跨學科的公共研究平臺，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多學科實驗平臺，為重點領域的研究提供先進的研究工具，并依托這些支撐能力，建成若干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大型科研基地。加強科學基礎信息設施的規劃和建設，有選擇、有重點地參加國際大科學裝置和科研基地及中心的建設和利用。

　　一流的科學家會影響一個時代

　　科學是揭示未知規律，追求客觀真理，崇尚真、善、美的崇高事業，是推動人類文明歷史不斷進步的一個重要的核心驅動力。一個一流的科學家，他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對科學技術發展的貢獻——歷史上高尚的科學道德與情操，始終與一流的科學大師、一流的科學成就相伴而生。他們的精神和言行，將影響一個時代。

　　出身于波蘭的居里夫人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科學家。她把她發現的一個元素，命名為“釙”，這個字與波蘭的英文發音很相近，居里夫人用以紀念她的祖國波蘭。她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依靠雙手，歷盡艱辛，從8噸瀝青礦石渣中經5600次結晶才提煉出 0.1克鐳!她在成功之后首先將論文寄往祖國華沙!當時曾有人勸居理夫人以鐳的制備技術獲取ZL，成為百萬富翁，但她堅決予以拒絕，她堅持科學的發現應屬于祖國、屬于全人類，并將提煉鐳的詳情告訴所有想知道的人。居里夫人的女兒這樣回憶母親：“作為一個人，她能從容犧牲、奉獻所有而一無所取”，“她擁有一顆無論處于成功或逆境都不改變的、異乎尋常的圣潔靈魂!”

　　愛因斯坦在回顧他自己的人生時也說：“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

　　新中國建立60多年以來，蔣筑英、鄧稼先、陳景潤、郭永懷……中國科技界涌現出許多淡泊名利、獻身科學、服務祖國的科學家。他們的言行凝練成一種時代精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激勵著各行各業的人們為了強國之夢努力奮斗。

　　這里我想特別回顧一下郭永懷先生為國犧牲的事跡。當他攜帶“兩彈”試驗成功的總結由基地飛返北京時，不幸飛機在即將落地時失事了。在飛機起火，他面臨被燒死的時刻，他以對祖國的無限忠誠與警衛員緊緊抱在一起，人雖燒焦了，但兩人腹部間裝有重要機密資料的公文包完好無損。

　　就是他們的這種奉獻精神，使我們國家能在經濟十分困難、技術基礎薄弱和艱難困苦的工作環境下，通過自主創新和社會主義的大協作，用較少的投入和時間，突破了“兩彈一星”等尖端技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使我們這個百年來飽受列強欺凌的祖國能在新中國成立后短短的15年中，迅速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國老一代科學家在熱愛祖國、服務人民以及圍繞著國家的需要大力協同方面所表現的優秀的人文精神和價值觀念是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傳世之寶，在今天的道德文化建設中應該得到進一步的傳承和弘揚!

　　愛因斯坦曾說：“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我們現在總說科技工作已經由一種高尚的興趣變成一種社會的分工。對于這一點，我沒有異議。但我要提醒每一個有志青年，要想成為第一流的科學家，你應該有這樣的自覺：淡泊名利，抵制種種誘惑，一心一意地獻身科學，將自己的理想融入到“中國夢”中，在為人民服務、為祖國奉獻的中實現人生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