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源安全“去政治化”

　　近年來，中國在全球對資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的搜尋，引起了世界各國前所未有的關注。一部分原因是中國展開的高級別、積極的能源外交，國有石油企業在主要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地區開展的收購，以及這些企業在管理和運營方面帶來的頗具爭議的話題。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國內外誤解中國對能源安全的追尋，而不斷將中國能源安全問題政治化。

　　馬六甲困局

　　其實，中國在能源方面主要依靠國內供應。雖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國，但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的能源占當年能源消耗總量的91%。從能源結構上來說，煤炭基本能達到自給自足，天然氣進口量逐年增加，但其對外依存度遠不如石油那樣讓人擔憂。

　　然而，在過去20年間，中國的石油需求量從1990年的230萬桶/日躍增至2010年的890萬桶/日。美國能源信息署(EIA)預計，至2035年中國的石油需求量將達到1490萬桶/日，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耗國。

　　中國國家能源局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達到56.5%。中國目前410萬桶/日的石油產量水平預計能維持到2025年。EIA估計，到2035年，為了滿足1490萬桶/日的石油需求量，中國石油進口量將達1260萬桶/日。也就是說，到 2035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高達84.6%。屆時，國際供應中斷給中國帶來的風險將比現在大得多。

　　不過，單憑石油對外依存度，并不能決定一個國家能源安全或不安全的真正水平。要合理衡量一個國家的能源安全度，不光要考慮對外依存度，還必須考慮石油供應的來源和路徑。

　　1995年，中國82%的原油進口都來自中東和東南亞(主要是印尼，占中國進口總量的近三分之一)。近年來，中國開始關注非洲的油氣田，中國領導人頻繁訪問這一地區的產油國。2005年，非洲占中國石油進口的30%，1995年時只占7%。

　　然而，對非洲和中東的嚴重依賴導致中國比以往更依賴一個要塞——馬六甲海峽。2010年，中國78%的進口原油來自中東和非洲，這些進口石油都要通過該海峽。因此，馬六甲海峽對中國的經濟和能源安全都有極其重大的戰略和經濟意義。雖然馬六甲海峽直接影響中國石油進口的海上航道，中國對其卻沒有直接影響力，這構成了中國的“馬六甲困局”。任何發生在馬六甲海峽的負面事件都可能中斷中國的貿易運輸，尤其是石油進口，這可能會打擊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軍事能力。

　　石油給中國帶來的挑戰，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高，且仍在繼續上升，更重要的是，因為石油進口來自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同時運輸至中國的路徑易受中斷影響，且不在中國的掌控之中。因此，中國的能源安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石油安全。“馬六甲困局”引發中國對美國針對其實施石油封鎖所構成威脅的擔憂。在過去幾年中，中國高層已將馬六甲海峽視為戰略弱點，并在需求和供應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能源安全。

　　在需求方面，中國努力控制其能源和石油需求的上升，也包括進口石油的需求。中國首次在五年經濟規劃中引入投入指標作為限制，要求在2006年至2010年的“十一五”期間，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降低20%。

　　在供應方面，為解決石油進口依存度不斷增加的問題，中國推出了多項政策。在盡力維持現有產量的同時，通過“走出去”政策，支持中國國有石油企業在海外擴張、提高海外石油產量，通過與富油國的合作伙伴在中國建立合資煉油企業，并由這些伙伴負責提供原油等措施來多元化石油供應的來源和路徑，開發自己的戰略石油儲備，并加強海軍實力以保護供應渠道安全暢通。

　　但是，如果中國國有石油企業的海外石油產量是為幫助提高中國的能源安全，那么，這些石油需要被運回中國。可是，如果擔心的是美國石油封鎖所帶來的威脅，那么，把中國國有石油企業的權益石油運回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封鎖問題。

　　美國作為目前惟一的超級大國，當然不愿意看到和接受中國的崛起，并謹防對其霸權形成任何挑戰。但是，想要推出一個抑制中國經濟的政策卻是非常不可能的，因為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的融合和互相依賴程度過高，根本無法承受對方經濟崩潰。

　　退一步說，即使美國想要實施封鎖，也很可能不會太成功，這從實際操作上來說是極其困難的。如果在靠近中國的地方實施封鎖，用于封鎖的艦艇很容易受到中國的攻擊。相反，如果在遠離中國的地方實施封鎖，則難以區分準備運往中國的石油和運往其他國家的石油，因為一艘船上的石油可能是運往多國的，同時，在運送途中石油的所有權也可以輕易發生改變。

　　綜上所述，美國主導對中國實施石油封鎖的威脅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只是想像。再退一步講，即便美國有這樣的意圖，其成功的幾率也很低，那么，中國能源安全政策如此重視這個潛在威脅看起來有些奇怪。

　　貸款換油氣

　　在1994年金融業改革時，中國政府創立了兩家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這兩家銀行為中國國有石油企業和國外企業，主要為其他國家的國有石油企業提供信用貸款，以支持國際擴張和簽訂油氣協議。

　　有一種普遍的認識，認為國家開發銀行提供這些貸款僅僅是為了達到中國政府的政策目的，而沒有商業考慮。誠然，國家開發銀行有幫助中國政府在海內外達成政策目的的任務，獲取油氣供應也包括在內。但是，這個服務于中國政府利益的任務并不妨礙其追逐自己在國內外擴展業務、追逐利潤的目標。事實上，國家開發銀行在平衡商業和政策方面很成功，自2005年起，國家開發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直低于1%，比所有其他中國大型商業銀行都要低。

　　一些說法隨之而來，說相較于國際金融機構和西方政府，中國提供的貸款有更多優惠條款、沒有政策條件、環境要求也沒有那么嚴格。但事實并不是這樣的。

　　2010年，國家開發銀行以高于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Libor)600個基點的利率給阿根廷提供了100億美元的貸款。同年，世界銀行集團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發放給阿根廷3000萬美元貸款，利率息差僅為85個基點。

　　不過，國家開發銀行一方面提供基于市場的貸款利率，另一方面又沒有政策條件。為了降低貸款風險，國家開發銀行確實會要求借款方購買設備，有時與之簽訂石油出售協議作為某種附屬實物擔保。這樣，中國可以貸款給一些信用不那么好的借款者。這似乎能夠解釋為什么國家開發銀行能夠給委內瑞拉提供200億美元的貸款，浮動利率僅比Libor高50至285個基點，遠低于主權債務市場上935個基點的借貸成本。到目前為止，這種借貸方式似乎對借貸國很奏效，它們需要相對低廉的中國投入來開發它們自己的能源、礦產、基礎設施、交通和房地產。

　　但是，這種用貸款換取油氣的交易并非沒有風險。合同可能因政權更迭而作廢。資源豐富的國家也可能提供不出承諾的數量。再者，由于石油本身并不是貸款的附屬擔保，如果借款方威脅切斷石油供應，貸款方將無法獲得額外的石油或石油收入來彌補可能的損失。因此，這并不是國有石油企業獲得外國供應的最好方法。然而，現在優質資產很少出售，即使出售，外國政府已多次阻止中國國有石油企業購買油田，中國國有石油企業可能也無法公平地中標。在這些限制下，用貸款換取油氣的交易是中國多元化其石油供應的次優選擇。

　　海外油田投資≠提高能源安全

　　21世紀初，中國政府采用所謂的“走出去”政策來幫助國有企業，包括國有石油企業，實現其發展國際業務的目標。目前，這些國有石油企業在20個國家擁有權益。截至2010年一季度，國有石油企業的海外石油權益產量達到136萬桶/日，是2009年中國凈進口量的近三分之一。但是，這個戰略常常因中國國有石油企業報價過高并在海外投資虧損而遭到質疑。

　　在金融危機之前，中國比印度出價至少高10%。金融危機加上全球石油需求減少使石油產業成為買方市場，雖然這只是暫時的。那么，中國石油企業是不是能得到比金融危機前更好的并購交易呢?2009年6月24日，中石化斥資82.7億加元(72.2億美元)收購國際油氣勘探公司阿達克斯石油公司(Addax Petroleum)，是中國企業在海外最大的收購。通過收購，中石化能夠獲得阿達克斯在西非沿海地區和伊拉克地區的油田資產。當時，韓國國家石油公司出價69億美元收購阿達克斯，中石化出價72億美元贏得了這次交易。中石化的出價僅比競爭對手高4.6%，遠低于信貸危機前的10%。但從不同的角度看，結論也不一樣 。中石化的出價相當于探明儲量34美元/桶，探明和可能儲量14美元/桶。2009年的交易價格與2007年的平均原油價格類似。2007年，非洲平均交易價格為探明儲量14.4美元/桶，探明和可能儲量9.9美元/桶。以探明儲量價格計算，2007年這筆交易價值31億美元。也就是說，72億美元的成交價意味著溢價135%。

　　不過，出價高也不代表就能在政治色彩強烈的能源產業贏得交易。2005年，中海油出價185億美元競購優尼科公司(Unocal)，但最終雖然雪佛龍報價164億美元低于中海油，卻憑借其他因素成交。報價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國有企業需要克服阻礙其海外收購的政治阻力。盡管如此，中國國有石油企業不再像從前那樣愿意為了資產而出高價。說到底，長期來說，資產是否值得溢價的價格，取決于油氣資產的價值是否會上漲以及上漲的幅度。

　　另一個問題是，海外投資所造成的巨額損失。中國石油大學的一份研究表明，截至2010年底，中國的石油“三巨頭”投資了144個海外項目，價值700億美元，但三分之二的項目都虧損。有些人認為，如果中國國有石油企業在海外的石油產量能夠幫助提升中國的能源安全，那經濟考量可以退為其次。但問題是，國有石油企業的權益石油份額是否在提升中國的能源安全呢?

　　如上所述，國有石油企業的權益石油份額同樣面臨美國主導的石油封鎖問題——如果這個問題存在的話，盡管我懷疑這種封鎖的有效性。其次，與國有石油企業權益石油的產量以及其獲得石油資產和積累海外權益石油投資的速度相比，中國進口石油的速度要快得多。因此，權益石油戰略根本不足以作為重要的能源安全戰略。再者，國有石油企業愿意出高價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有保證中國能源安全的責任，但是并沒有證據表明，國有石油企業必須將它們的權益石油送回中國。相反，國有石油企業明顯傾向于讓市場決定是送回中國還是跟其他國際石油公司一樣，在地區或國際市場上賣個好價錢。同時，目前也沒有證據顯示，在發生供應危機時，國有石油企業產出的石油會給中國消費者提供更低的價格或更多的數量。的確，中國對海外油田的投資使油田抽出更多石油，并提高了世界市場中石油的總體供應量，但這并不僅僅對中國消費者有利，其他國家消費者同樣也從中受益。

　　考慮到以上幾點，中國對海外油田的投資提高了世界市場的石油總量，因此，中國國有石油企業獲取海外油氣權益對美國或西方能源安全并不是一個威脅，但也并不能提高中國的能源安全，因為國有石油企業并不 一定將權益石油運回中國。

　　在中國能源安全的討論中，有過高估計石油中斷可能性和對能源貿易穩定持悲觀看法的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對全球石油市場的不信任。而證據表明，以市場為基礎的能源合同是持久的，并且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戰爭和出于政治動機的行為。

　　中國和西方國家都需要去政治化地看待中國在全球尋求能源權益的問題。西方政治家要知道，他們把中國獲取海外能源供應描繪成“威脅”的言論，只會加劇中國對獲取發展所需石油可能受阻的恐懼。中國也需要重新認識其在國際石油市場中的位置，并意識到咄咄逼人地開展海外油田和石油權益的收購對加強其能源安全并無益處。和其他石油進口國一樣，中國能源安全越來越深度度地取決于國際石油市場的穩定以及有可靠和不斷增加的石油供應給這個市場。

　　張中祥：美國東西方中心兼職資深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和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夏威夷大學經濟系、美利堅大學東盟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和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