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在國家海洋局發布的《2013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中,海洋生物醫藥業以20.7%的增長率成為突出亮點。近10年來,我國海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迅猛,然而有關專家坦言,我國海洋藥物研究與開發起步較晚,技術與品種積累相對薄弱,海洋藥物產業目前仍處于孕育期。一面是不斷增長的數字,一面是數字背后產業發展薄弱的現實。
21世紀以來,海洋生物醫藥產業獲得諸多政策支持。2010年,國務院公布的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中,明確將海洋生物列入7大重點發展領域;2012年“十二五”規劃提出要培育壯大海洋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2012年12月,國務院《生物產業發展規劃》對如何加強海洋生物資源開發利用進行了專門論述。與此同時,近年來,我國973計劃、863計劃、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自然科學資金對生物技術領域大力支持。
然而,大連醫諾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長吳文忠卻對記者坦言:“海洋生物資源豐富,海洋生物醫藥產業重要,這些‘面’上的觀點,我們和政府是一致的。可現實是,在目前國家支持的海洋生物項目中,不少項目對企業來說是有了更好,沒有也無所謂。”在采訪中記者發現,吳文忠的看法似乎不是一家之言。
我國海洋生物醫藥產業方興未艾,企業面臨哪些發展之困?國家支持的科研項目能否有效地助力企業成長、產業發展?
不論是吳文忠直言科研與市場需求脫節,還是青島明月海藻集團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李可昌提出政府應轉向跨界研發的建議,都是在談及企業面臨的一個現實:海洋生物產業產品研發與市場錯位。
海洋生物產業是風險高、投入高、周期長的領域,企業往往需要在不能保障最終收益的情況下,用5年~10年甚至更長時間持續投入資金。拿海洋生物藥物產業來說,中國藥品的準入門檻高,藥品審批的過程漫長,生物制藥行業不穩定的因素太多。新藥的研究與開發又是一項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復雜系統工程,高新技術含量高、研發周期長、技術投入和投資力度大。
因此,不少專家建言,政府應該扶持海洋生物這類戰略性新興企業,甚至補償這些企業所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這樣技術和產業才能不斷地進行創新和升級。
然而,吳文忠說,目前在海洋生物高附加值產品開發的過程中,研究機構和企業之間出現斷檔是常見現象,企業根據市場需求定位研發產品,研究機構根據科研興趣尋找攻關方向,兩者脫節。
“很多公益項目研發會掛上企業名,然而實際上企業對項目的研發過程不能進行干預,對研發成果也不負責。”吳文忠說。
李可昌談及他們企業面臨的最大困惑時說,單純的海洋生物產品的市場需求量小,倒是與海洋生物相關的跨界產品,如海洋生物化妝品、海洋功能食品、海洋農藥等需求量大。可企業在產品研發中面臨跨界研發人員缺乏的問題。希望政府在跨界研發方面給予支持。
不論是吳文忠直言科研與市場需求脫節,還是李可昌提出政府應轉向跨界研發的建議,都是在談及企業面臨的一個現實:海洋生物產業產品研發與市場錯位。
國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何廣順告訴記者,當前制約我國海洋生物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利益群體各自為政嚴重制約了有效的合作機制的建立;研發機制的不成熟,造成了整個研發環節難以形成合力,科研成果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效率低。
投融資渠道不暢通只是表面原因,究其根本仍然是技術進步瓶頸導致的產業升級不夠。
只有做好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開發,才能有規模化的大企業。
海洋生物產業風險高、投入高、周期長的特性也決定了其是一個資金投入量大的領域。
據了解,在西方發達國家,單個新藥研發投入成本平均約為8億~10億美元,我國僅僅為其20%。
青島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的有關專家在談及山東省海洋生物產業發展的問題時指出,山東的海洋生物產業投融資渠道仍然比較單一,主要是靠政府和企業投資,這對于海洋生物產業尤其是海洋藥物產業開發而言,無疑是杯水車薪。
這樣的現狀企業如何看待?吳文忠認為,投融資渠道不暢通只是表面的原因,究其根本仍然是技術進步瓶頸導致的產業升級不夠。他說,產品研發和市場需求脫節,技術進步影響企業規模化發展,企業無法盈利,銀行等金融機構自然不愿意貸款給企業。
目前我國海洋生物技術企業數量多、規模小,有關專家認為,企業本身過度關注“短平快”的產業化項目,不注重長遠發展規劃和技術創新,嚴重缺乏發展后勁。
企業負責人卻認為,企業只有滿足了市場需求,才能盈利;對于海洋生物企業而言,只有做好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開發,才能有規模化的大企業。
是面向企業的發展之困,還是追趕發達國家的腳步?這是我國在海洋生物產業孕育期,政府所面臨的現實困境。
然而,科研投入市場主導要落到實處卻并非易事。
中央政府一直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22次提到“市場”。可如何落實到某一個行業具體的戰略、戰術,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對于技術研發投入應該如何分配,作為企業家的吳文忠說,國家戰略應該分步實施,分階段分層次進行。現階段應該將更多資金、項目投入到海洋生物食品、海洋生物材料制品上,而不是過多投入到海洋生物藥物研究。海洋生物藥物研究應該更多的在基礎研究而不是在應用層面展開。
作為政府,卻同時面臨著來自國際的競爭壓力。國際上現代海洋藥物的研究自20世紀60年代興起以來,便成為世界各國醫藥界關注的熱點。走在世界生物制藥前列的美國等發達國家,紛紛投入巨資開發海洋藥物及海洋生物技術。與其相比,我國原創型藥物少,技術與品種積累相對薄弱,海洋藥物和生物制品提煉技術水平不高。
是面向企業的發展之困,還是追趕發達國家的腳步?這是我國在海洋生物產業孕育期,政府所面臨的現實困境。
既要有海洋產業發展的戰略高度,又要實現科研與產業化的有效銜接;既要高效利用海洋自然資源、科研技術資源,又要更現實地促進企業成長。天平兩邊如何平衡?
吳文忠建議,政府應支持建立信息流平臺,促進自然資源信息、技術資源信息、人才信息的流通與共享。
何廣順說,面對海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戰略機遇、發展困境,我國在一些優勢明顯的區域規劃建設國家海洋生物產業基地,具有重大意義。
產業基地,是通過改造或新建,形成若干具有較大規模、多學科融合、開放運行的研究開發中心、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公共信息與服務平臺,以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科研成果的工程化與系統集成能力的大幅提升。
政府協助建立產業基地平臺,也許是在海洋生物領域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一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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